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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編按：最近《文匯報》前副總編輯曾敏之和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的傳記與回憶錄分別發表，不約而同提及22年前《文匯報》的「痛心疾首」開天窗社論。本文作者程翔來稿評論，題為〈關於《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的釋疑和辨偽〉，本版本周二起連載。
【系列之四】
如果張浚生回憶錄的謬誤僅僅在推卸開天窗的責任，那就罷了，我也犯不着去辨偽。問題是回憶錄充斥着對所謂「《文匯報》事件」的錯誤描述，使我作為半個當事人，覺得有責任辨析之。
開天窗後接着發生的「《文匯報》事件」，包括3個相關聯的問題：
第一，所謂《文匯之友》策動「《文匯報》獨立、起義事件」；
第二，中央迫《文匯報》「限期轉彎」的問題；
第三，李子誦社長解聘陳伯堅副社長，卻反遭新華社罷免（以「停止留用」為由）。
這三者都是同一件事的3個不同方面，現在姑且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而不單獨叙述。
所謂《文匯之友》策動
所謂《文匯之友》策動「《文匯報》獨立、起義事件」，是一項子虛烏有的指控，藉此製造緊急狀態，以便解除李子誦的職務，從而完成中央定下的「限期轉彎」的硬任務。
張浚生把《文匯報》開天窗和「起義、獨立」兩件完全不同的事聯繫起來，硬說兩者都是金堯如一手策動，這樣他就不但可以把自己在「痛心疾首」問題上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且還可以將功贖罪。
根據張浚生回憶錄，所謂「《文匯報》起義」事件，是這樣的：
一，金堯如由於一直想當《文匯報》社長不成，於是就成為「六四」事件中「在幕後策劃搞小動作的主要角色」。他說：「金堯如覺得自己沒有希望再回報社去了，所以就利用政治風波這個機會拚命地搞小動作」（《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1頁）。
二，開天窗是金堯如提出來的，目的是「以此向中央的決策示威」（第192頁）。
三，開天窗後，北美劉賓雁、項武義、陸鏗等組織「文匯之友協會」策動《文匯報》獨立。張浚生憑金堯如給李子誦社長及曾敏之老總的一封信，就認定「金堯如在一個多月之前，就鼓動《文匯報》獨立」（第198頁），還說：「其實對於金堯如，我們一直保持着警惕，密切注意他的動向。」（第198頁）
四，他認為，該信說明，「《文匯報》開天窗是他們事先有預謀的，『痛心疾首』是金堯如提出來的……後來他們想淡化一點改成『夫復何言』也是金堯如的主意」（第198頁）（筆者提醒大家注意，張浚生在這裏多次用上複數「他們」，已經有意無意間把金堯如與北美「文匯之友協會」聯起來，用來構陷金老總）。
根據張浚生的邏輯，金堯如為了一己之私不遂，於是伙同北美朋友，「事先有預謀」地利用開天窗事件來策動《文匯報》獨立。由是觀之，金堯如確實是十惡不赦的大壞人。
大前提就錯了
對不起，張浚生的這個說法，大前提就錯了。剛剛出爐的曾敏之傳記就把他的這套理論的大前提戳破。曾敏之在自己的傳記中，承認開天窗和寫上「痛心疾首」都是他本人的原創，與金堯如無關（見早前刊出部分），那麼張浚生立論的整個基本前提就不成立了。既然他指控金堯如的基本事實搞錯了，那麼他的整個推理以及結論也就是錯的。
如果說金堯如是因一己之私而策動《文匯報》起義獨立，那麼我想請教張浚生先生：
一，香港新華社6月4日發表的以〈沉痛的呼籲〉為題的《新華社聲明》說：「我們對在首都發生的血腥鎮壓、殺害愛國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暴行極度憤慨！我們呼籲，全港中資機構員工於6月5日以各種形式為死難愛國同胞沉痛致哀。」下款是香港新華社部分幹部員工。
這個呼籲可不可以說是新華社帶頭策動香港中資機構起義造反？那麼它又是誰為了一己之私而策動起來呢？
二，同一天，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登報〈啓事〉：「我無法接受中國當權者以武力鎮壓人民的血腥事實，這完全背離了共產黨過去所宣示的宗旨，我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
這個啓事，可以說是何先生「一個人的起義」，那麼又是誰去策動他呢？他是否又僅僅因為一己之私而造反呢？
何銘思先生退黨後，在霍英東先生的公司工作。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向霍英東施壓要他辭退何銘思。霍先生不但仗義拒絕，還親自陪同何先生外遊以避風頭（這個細節是何銘思先生親口告訴我的）。那麼按照張浚生的邏輯，可以說霍英東是何銘思的後台，策動了何的起義行為了！
《文匯之友》對於《文匯報》的同情、關心及支持，就猶如霍英東先生對何銘思先生的同情、關心及支持，如果張浚生覺得《文匯之友》的做法是策反，那麼按他的邏輯霍英東先生的做法又是不是策反呢（何况霍英東更是頂住楊尚昆的壓力）？如果張浚生不針對霍英東先生，那麼根據同樣邏輯他就不應該針對《文匯之友》了，更應該馬上停止繼續用這種邏輯來誣衊金堯如。
「良心左派」或「左派新銳」
事實上，在當年那種天人共憤的日子裏，即使是起義、獨立，甚或造反的想法，都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說，凡有血性的人，都會考慮這個可能性。我這裏可以舉兩個我親歷的事情。
其一，開槍後，香港左派內部很多人都在自覺考慮調整同共產黨的關係。六四後不久，左派中有多條戰線的年輕人自覺地走到一起，商量能否從左派拉出一支隊伍，組成「良心左派」或「左派新銳」，主張獨立思考而不是唯黨旨意是從。我當年也被邀請參加籌辦這個組織。可惜開過3次會後，新華社察覺並說服主事人放棄這個想法。今天香港政壇上很多響噹噹的左派人物都曾經參與過籌組這個組織，希望將來條件允許時他們能走出來為歷史作一點見證。
如果從起義或者造反的角度看，籌建「良心左派」這類組織，至少是屬於「低強度」的起義行動了。請問張浚生先生，是否又因為有人要遂一己之私而策動部分左派年輕人出走呢？
其二，在當年，《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引起全球華人的關注，《文匯報》今後能否繼續堅持獨立思考的辦報方針，這可以說是除了大陸以外整個華人世界的共同關注點。很多人都表達了想資助《文匯報》的願望，只是北美的「文匯之友協會」行動得比較早。他們之所以成為張浚生的打擊對象，主要是因為主事者是中共不喜歡的劉賓雁和陸鏗，發源地又是美國，坐實了中共對美國策動「六四」的指控。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年主動接觸李社長，要資助他「獨立辦報」的還有徐四民先生，他代表大批東南亞愛國華僑的心願，希望李社長能堅持下去。由於徐先生已辭世，我不便多說一些當事人不能澄清的話，只寄望將來條件允許時某位當年奉徐先生之託來跟我接觸的朋友，同樣能走出來共同為歷史作一點見證。事實上徐四民先生十分關懷《文匯報》幾位負責人的安危和出路，這一點曾敏之老總在他的傳記中有所透露（第313和315頁），可以看到徐老當年對《文匯報》憂心忡忡的態度。
從美國和東南亞的華僑的心願可以看到，在《文匯報》遭到巨大壓力的情况下，很多海外華人都希望從資金上幫助李子誦社長一把，使《文匯報》能延續獨立思考的辦報方針。如果按張浚生先生的邏輯來論罪，則劉賓雁也好，徐四民也好，都可以說是「策動」《文匯報》「獨立」的罪人了。
【系列之四．大小標題及黑體重點由編者所加】
【系列之四】
如果張浚生回憶錄的謬誤僅僅在推卸開天窗的責任，那就罷了，我也犯不着去辨偽。問題是回憶錄充斥着對所謂「《文匯報》事件」的錯誤描述，使我作為半個當事人，覺得有責任辨析之。
開天窗後接着發生的「《文匯報》事件」，包括3個相關聯的問題：
第一，所謂《文匯之友》策動「《文匯報》獨立、起義事件」；
第二，中央迫《文匯報》「限期轉彎」的問題；
第三，李子誦社長解聘陳伯堅副社長，卻反遭新華社罷免（以「停止留用」為由）。
這三者都是同一件事的3個不同方面，現在姑且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處理而不單獨叙述。
所謂《文匯之友》策動
所謂《文匯之友》策動「《文匯報》獨立、起義事件」，是一項子虛烏有的指控，藉此製造緊急狀態，以便解除李子誦的職務，從而完成中央定下的「限期轉彎」的硬任務。
張浚生把《文匯報》開天窗和「起義、獨立」兩件完全不同的事聯繫起來，硬說兩者都是金堯如一手策動，這樣他就不但可以把自己在「痛心疾首」問題上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且還可以將功贖罪。
根據張浚生回憶錄，所謂「《文匯報》起義」事件，是這樣的：
一，金堯如由於一直想當《文匯報》社長不成，於是就成為「六四」事件中「在幕後策劃搞小動作的主要角色」。他說：「金堯如覺得自己沒有希望再回報社去了，所以就利用政治風波這個機會拚命地搞小動作」（《親歷﹕回歸與合併——張浚生訪談錄》，第191頁）。
二，開天窗是金堯如提出來的，目的是「以此向中央的決策示威」（第192頁）。
三，開天窗後，北美劉賓雁、項武義、陸鏗等組織「文匯之友協會」策動《文匯報》獨立。張浚生憑金堯如給李子誦社長及曾敏之老總的一封信，就認定「金堯如在一個多月之前，就鼓動《文匯報》獨立」（第198頁），還說：「其實對於金堯如，我們一直保持着警惕，密切注意他的動向。」（第198頁）
四，他認為，該信說明，「《文匯報》開天窗是他們事先有預謀的，『痛心疾首』是金堯如提出來的……後來他們想淡化一點改成『夫復何言』也是金堯如的主意」（第198頁）（筆者提醒大家注意，張浚生在這裏多次用上複數「他們」，已經有意無意間把金堯如與北美「文匯之友協會」聯起來，用來構陷金老總）。
根據張浚生的邏輯，金堯如為了一己之私不遂，於是伙同北美朋友，「事先有預謀」地利用開天窗事件來策動《文匯報》獨立。由是觀之，金堯如確實是十惡不赦的大壞人。
大前提就錯了
對不起，張浚生的這個說法，大前提就錯了。剛剛出爐的曾敏之傳記就把他的這套理論的大前提戳破。曾敏之在自己的傳記中，承認開天窗和寫上「痛心疾首」都是他本人的原創，與金堯如無關（見早前刊出部分），那麼張浚生立論的整個基本前提就不成立了。既然他指控金堯如的基本事實搞錯了，那麼他的整個推理以及結論也就是錯的。
如果說金堯如是因一己之私而策動《文匯報》起義獨立，那麼我想請教張浚生先生：
一，香港新華社6月4日發表的以〈沉痛的呼籲〉為題的《新華社聲明》說：「我們對在首都發生的血腥鎮壓、殺害愛國學生和人民群眾的暴行極度憤慨！我們呼籲，全港中資機構員工於6月5日以各種形式為死難愛國同胞沉痛致哀。」下款是香港新華社部分幹部員工。
這個呼籲可不可以說是新華社帶頭策動香港中資機構起義造反？那麼它又是誰為了一己之私而策動起來呢？
二，同一天，當年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何銘思登報〈啓事〉：「我無法接受中國當權者以武力鎮壓人民的血腥事實，這完全背離了共產黨過去所宣示的宗旨，我決定退出中國共產黨。」
這個啓事，可以說是何先生「一個人的起義」，那麼又是誰去策動他呢？他是否又僅僅因為一己之私而造反呢？
何銘思先生退黨後，在霍英東先生的公司工作。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向霍英東施壓要他辭退何銘思。霍先生不但仗義拒絕，還親自陪同何先生外遊以避風頭（這個細節是何銘思先生親口告訴我的）。那麼按照張浚生的邏輯，可以說霍英東是何銘思的後台，策動了何的起義行為了！
《文匯之友》對於《文匯報》的同情、關心及支持，就猶如霍英東先生對何銘思先生的同情、關心及支持，如果張浚生覺得《文匯之友》的做法是策反，那麼按他的邏輯霍英東先生的做法又是不是策反呢（何况霍英東更是頂住楊尚昆的壓力）？如果張浚生不針對霍英東先生，那麼根據同樣邏輯他就不應該針對《文匯之友》了，更應該馬上停止繼續用這種邏輯來誣衊金堯如。
「良心左派」或「左派新銳」
事實上，在當年那種天人共憤的日子裏，即使是起義、獨立，甚或造反的想法，都是很正常的，甚至可以說，凡有血性的人，都會考慮這個可能性。我這裏可以舉兩個我親歷的事情。
其一，開槍後，香港左派內部很多人都在自覺考慮調整同共產黨的關係。六四後不久，左派中有多條戰線的年輕人自覺地走到一起，商量能否從左派拉出一支隊伍，組成「良心左派」或「左派新銳」，主張獨立思考而不是唯黨旨意是從。我當年也被邀請參加籌辦這個組織。可惜開過3次會後，新華社察覺並說服主事人放棄這個想法。今天香港政壇上很多響噹噹的左派人物都曾經參與過籌組這個組織，希望將來條件允許時他們能走出來為歷史作一點見證。
如果從起義或者造反的角度看，籌建「良心左派」這類組織，至少是屬於「低強度」的起義行動了。請問張浚生先生，是否又因為有人要遂一己之私而策動部分左派年輕人出走呢？
其二，在當年，《文匯報》「痛心疾首」社論引起全球華人的關注，《文匯報》今後能否繼續堅持獨立思考的辦報方針，這可以說是除了大陸以外整個華人世界的共同關注點。很多人都表達了想資助《文匯報》的願望，只是北美的「文匯之友協會」行動得比較早。他們之所以成為張浚生的打擊對象，主要是因為主事者是中共不喜歡的劉賓雁和陸鏗，發源地又是美國，坐實了中共對美國策動「六四」的指控。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當年主動接觸李社長，要資助他「獨立辦報」的還有徐四民先生，他代表大批東南亞愛國華僑的心願，希望李社長能堅持下去。由於徐先生已辭世，我不便多說一些當事人不能澄清的話，只寄望將來條件允許時某位當年奉徐先生之託來跟我接觸的朋友，同樣能走出來共同為歷史作一點見證。事實上徐四民先生十分關懷《文匯報》幾位負責人的安危和出路，這一點曾敏之老總在他的傳記中有所透露（第313和315頁），可以看到徐老當年對《文匯報》憂心忡忡的態度。
從美國和東南亞的華僑的心願可以看到，在《文匯報》遭到巨大壓力的情况下，很多海外華人都希望從資金上幫助李子誦社長一把，使《文匯報》能延續獨立思考的辦報方針。如果按張浚生先生的邏輯來論罪，則劉賓雁也好，徐四民也好，都可以說是「策動」《文匯報》「獨立」的罪人了。
【系列之四．大小標題及黑體重點由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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