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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5月7日晚上，位於觀塘工廠大廈的獨立音樂表演場地Hidden Agenda（下簡稱「HA」）遭執法人員要求進場檢查會否有人涉及違法演出，HA工作人員和從國外到港表演的音樂家等數人被捕。香港寸金尺土，獨立音樂人被急升的工廈租金步步進逼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但是，5月7日晚上發生的拘捕，關注點卻不是租金，而是娛樂牌照和表演者工作簽證。
條例無所不包 看你不順眼就可拉人
娛樂為什麼要牌？什麼「娛樂」需要牌？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各種能想像到的音樂會、戲劇舞蹈表演、派對、藝術文化展覽和電影放映都是。另外激光投影放映、演講或故事講說和賣物會等都需要領牌，無論收費與否。還記得在佔領金鐘的時候，投射在建築物牆上的「打氣機」嗎？原來這些充滿創意的藝術家當時可能已經觸犯條例了。那麼「雄仔叔叔」在街邊舉行說故事會也會犯法？無論是金鐘的馬路還是深水埗的空地，怎樣看都不是由康文署、民政署、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或司法機構管理的場所，可以獲得豁免呢。筆者想表達的是：這樣一個管理市民娛樂的條例，幾乎無所不包，看你不順眼，就可以「封艇拉人」。網絡媒體「扭耳仔」指出，整個發牌過程涉及的政府部門眾多，申請娛樂牌所花費的人力及財力不少，而且不一定會成功，加上香港租金壓力驚人，被主流社會稱為「廢青」的獨立音樂人如何負擔起這些費用呢？相比起這些，每年13,775至24,785元的牌照費已經不算什麼了。
幾年前，筆者有機會訪問數隊獨立樂隊。幾乎每隊樂隊都表示被租金逼得幾乎每兩年就要搬地方，但是最惱人的還是表演場所的缺乏。就算有場所，音量控制、表演時間統統都限得死死的。有樂隊曾經在成立5周年的時候租用康文署場所舉行演唱會，但是燈光音響佈置都是自己來，對於都是打工仔的樂隊成員來說，花費可不少。「商業歌手都有公司支持，我們都是自掏腰包的」。有樂隊成員是音樂教師，曾經將社區活動當中的音樂教學表演移到戶外空地，但是很快就被阻止——用噪音和公共秩序作為理由。
曾經有一次，筆者和朋友在中環遮打花園水池旁，興之所至拿出結他和口琴合奏一曲。未幾，有管理人員走過來表示這裏規定不能表演。我們嘗試解釋我們不是表演，但是管理人員已經叫來更高級的人來「解決」我們。看看周圍，有市民在音樂伴奏下做運動，另一邊也有嘉年華集會。事情最後不了了之，但我們玩音樂的興致也被澆滅了。難道我想在公眾地方彈結他，就要去申請一張1655元的臨時娛樂牌照？
文化本應多元
娛樂是普及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個城市甚至一個民族的認同符號。不是有人笑稱打麻將是國技嗎？文化本應多元。在戰後開始興起的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為基地的文化研究，就是關注在社會裏面不同階級不同社群所創作出的「文化」。我們有門檻相對較高的精英文化，例如一場長達5小時的歌劇需要觀眾有一定的鑑賞力——社會階級帶來的文化資本。但是在我們身邊更多的是庶民文化，更親民、更流動，也更多元。工人階級的小孩聚在一起，不會去聽歌劇，可能會一起打機、一起打波或者一起夾band。當然，「band仔文化」一直不被重視。以英國草根band仔為代表的次文化（sub-culture）從一開始就有反主流的傳統，那麼當然不討主流社會所崇尚的精英文化所喜歡。1960年代，「披頭四」（The Beatles）訪港，引起全城轟動。不過追查舊報紙，當時「披頭四」被叫做「狂人」，被指會帶來社會騷亂。媒體呼籲我們作為有教養的中華民族年輕人要保持修養。事實很快就證明搖滾樂隊所迸發的熱情和力量勢不可擋，「披頭四」帶動了一時的香港夾band熱，雖然以英文歌為主，但是養育出一批日後香港流行音樂界的支柱。不要忘記，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粵語流行歌，其代表人物許冠傑都是屋邨玩band出身呢。只不過他作為港大畢業生的身分，為band仔的社會地位稍微拉了一把罷了。筆者之前訪問的樂隊批評香港單一的音樂文化，Rock band曾經一度被放在「歌手組合」的類別，「難道高層覺得我們同Twins是一樣的嗎？」
我城在文化活動規管的陳舊迂腐
香港標榜自己是國際大都會，一直以來，香港的自由吸引着世界各地人才到此地匯聚交流。在大專院校工作，筆者常常碰到的情况是，某外國知名教授到港探親訪友，然後順便被邀請到幾間院校做學術講座。試問，這些學者又是否要申請工作簽證呢？要知道，安排一次學術講座必然要動用大學的資源，也會需要支付答謝金（honorarium）給演講者呢。相信在各行各業都有眾多類似的例子。香港和許多國家相互免簽證的便利，正正就是吸引人之處，也省卻了不少行政麻煩。如果嚴格根據入境處的條例，可能眾多的金融才俊、學界精英、運動健將都可能被拒諸門外吧——因為，不持有香港身分證明文件入境的，「則須領取簽證或進入許可以便來港從事僱傭工作、就讀、開設或參與任何業務，或居住。否則，你有可能在抵港時被拒入境」（入境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旅遊簽證和進入許可規例》）。這些古板的規例聽起來似乎很可笑，但是到HA表演的外國表演者正正就是栽在這裏。
最後，筆者想起了一宗舊聞。2010年5月，支聯會於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悼念六四21周年，結果被食環署以「未有申領臨時公衆娛樂場所牌照」為由清場。當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向執法人員質問「我哋家喺度娛樂咩，要娛樂牌呀？」擲地有聲，也盡道我們的城市在文化活動規管和執法上的陳舊迂腐。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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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王潔瑩]
條例無所不包 看你不順眼就可拉人
娛樂為什麼要牌？什麼「娛樂」需要牌？根據《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各種能想像到的音樂會、戲劇舞蹈表演、派對、藝術文化展覽和電影放映都是。另外激光投影放映、演講或故事講說和賣物會等都需要領牌，無論收費與否。還記得在佔領金鐘的時候，投射在建築物牆上的「打氣機」嗎？原來這些充滿創意的藝術家當時可能已經觸犯條例了。那麼「雄仔叔叔」在街邊舉行說故事會也會犯法？無論是金鐘的馬路還是深水埗的空地，怎樣看都不是由康文署、民政署、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或司法機構管理的場所，可以獲得豁免呢。筆者想表達的是：這樣一個管理市民娛樂的條例，幾乎無所不包，看你不順眼，就可以「封艇拉人」。網絡媒體「扭耳仔」指出，整個發牌過程涉及的政府部門眾多，申請娛樂牌所花費的人力及財力不少，而且不一定會成功，加上香港租金壓力驚人，被主流社會稱為「廢青」的獨立音樂人如何負擔起這些費用呢？相比起這些，每年13,775至24,785元的牌照費已經不算什麼了。
幾年前，筆者有機會訪問數隊獨立樂隊。幾乎每隊樂隊都表示被租金逼得幾乎每兩年就要搬地方，但是最惱人的還是表演場所的缺乏。就算有場所，音量控制、表演時間統統都限得死死的。有樂隊曾經在成立5周年的時候租用康文署場所舉行演唱會，但是燈光音響佈置都是自己來，對於都是打工仔的樂隊成員來說，花費可不少。「商業歌手都有公司支持，我們都是自掏腰包的」。有樂隊成員是音樂教師，曾經將社區活動當中的音樂教學表演移到戶外空地，但是很快就被阻止——用噪音和公共秩序作為理由。
曾經有一次，筆者和朋友在中環遮打花園水池旁，興之所至拿出結他和口琴合奏一曲。未幾，有管理人員走過來表示這裏規定不能表演。我們嘗試解釋我們不是表演，但是管理人員已經叫來更高級的人來「解決」我們。看看周圍，有市民在音樂伴奏下做運動，另一邊也有嘉年華集會。事情最後不了了之，但我們玩音樂的興致也被澆滅了。難道我想在公眾地方彈結他，就要去申請一張1655元的臨時娛樂牌照？
文化本應多元
娛樂是普及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個城市甚至一個民族的認同符號。不是有人笑稱打麻將是國技嗎？文化本應多元。在戰後開始興起的以英國伯明翰大學為基地的文化研究，就是關注在社會裏面不同階級不同社群所創作出的「文化」。我們有門檻相對較高的精英文化，例如一場長達5小時的歌劇需要觀眾有一定的鑑賞力——社會階級帶來的文化資本。但是在我們身邊更多的是庶民文化，更親民、更流動，也更多元。工人階級的小孩聚在一起，不會去聽歌劇，可能會一起打機、一起打波或者一起夾band。當然，「band仔文化」一直不被重視。以英國草根band仔為代表的次文化（sub-culture）從一開始就有反主流的傳統，那麼當然不討主流社會所崇尚的精英文化所喜歡。1960年代，「披頭四」（The Beatles）訪港，引起全城轟動。不過追查舊報紙，當時「披頭四」被叫做「狂人」，被指會帶來社會騷亂。媒體呼籲我們作為有教養的中華民族年輕人要保持修養。事實很快就證明搖滾樂隊所迸發的熱情和力量勢不可擋，「披頭四」帶動了一時的香港夾band熱，雖然以英文歌為主，但是養育出一批日後香港流行音樂界的支柱。不要忘記，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粵語流行歌，其代表人物許冠傑都是屋邨玩band出身呢。只不過他作為港大畢業生的身分，為band仔的社會地位稍微拉了一把罷了。筆者之前訪問的樂隊批評香港單一的音樂文化，Rock band曾經一度被放在「歌手組合」的類別，「難道高層覺得我們同Twins是一樣的嗎？」
我城在文化活動規管的陳舊迂腐
香港標榜自己是國際大都會，一直以來，香港的自由吸引着世界各地人才到此地匯聚交流。在大專院校工作，筆者常常碰到的情况是，某外國知名教授到港探親訪友，然後順便被邀請到幾間院校做學術講座。試問，這些學者又是否要申請工作簽證呢？要知道，安排一次學術講座必然要動用大學的資源，也會需要支付答謝金（honorarium）給演講者呢。相信在各行各業都有眾多類似的例子。香港和許多國家相互免簽證的便利，正正就是吸引人之處，也省卻了不少行政麻煩。如果嚴格根據入境處的條例，可能眾多的金融才俊、學界精英、運動健將都可能被拒諸門外吧——因為，不持有香港身分證明文件入境的，「則須領取簽證或進入許可以便來港從事僱傭工作、就讀、開設或參與任何業務，或居住。否則，你有可能在抵港時被拒入境」（入境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旅遊簽證和進入許可規例》）。這些古板的規例聽起來似乎很可笑，但是到HA表演的外國表演者正正就是栽在這裏。
最後，筆者想起了一宗舊聞。2010年5月，支聯會於銅鑼灣時代廣場擺放新民主女神像及相關展品悼念六四21周年，結果被食環署以「未有申領臨時公衆娛樂場所牌照」為由清場。當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向執法人員質問「我哋家喺度娛樂咩，要娛樂牌呀？」擲地有聲，也盡道我們的城市在文化活動規管和執法上的陳舊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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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王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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