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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新一輪的特首選舉，毫不保留地展示北京對香港不僅要全面控制，還在未來歲月，冀以北京管治內地的思維，改造和管治香港。此舉不僅不利於香港，更窒礙了中國自身的發展。原因是現代國家的基本構成是政府、市場和社會的三元鼎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象徵着實現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前仆後繼、以鮮血換來的「建國」夢。
但建國當時的中國政府是沿襲前蘇聯的「全能型」黨國體制模式，由政府包辦了包括企業與個人層面的所有事務。這種僵硬和「一插到底」的黨國體制最後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拖向文革時期的全面崩潰邊緣。
40年前，為了要解決經濟落後和民眾的貧窮，中國退出部分市場空間，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從這時開始，獲國家賦權的市場就此擔負了歷史性的重任。此前，在計劃經濟下，國家單方面包辦所有經濟事務，甚至連自由市場的簡單交易都全盤取消。當然今天的中國是否真正的「市場經濟」也好，「官場經濟」也好，還存在重大改善空間，但總的來說，「市場經濟」的建立不負眾望，助力中國大致解決了積弱積貧問題。
社會的興起
市場經濟的興起卻同時在中國帶來多項連帶效應。一方面，市場機制的發展和成熟，推動了人民對個人利益和權利的認知，特別是1999年之後，城市不再實行福利分房，開創了中國城市住宅的商品化時代，大量市民是在節衣縮食的情况下購置住房的。更重要的是，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掀起了當代人民對房權和物權的認知，打破以往由共產黨末端組織街道辦事處與社區居民委員會對社區管理權的包攬，改變為較能聚焦業主在利益表達與整合，以及營造一個生動的扎根「商品房社區」的「房權政治」圖景。
另一方面，中國公民開始懂得公民自治和自決對於維護自己權益的意義，亦因此，群眾性的維權與反對污染性工廠落戶當地的抗爭行動此起彼落。其他的例如農民工集體討薪、乙型肝炎患者免受歧視、環境污染索償等新的權利訴求層出不窮，成為了內地維權行動的一道道光景。
可以說在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對本身權利逐漸加深認識之後，此前國家可以單方面包攬一切和要求人民無條件忠誠於國家的權力指揮棒，已是不太可能。正是因實行市場經濟出現的結構性變遷，社會不僅興起了，它還會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行。第一，受市場力量催生的社會，絕不會因為全能國家的強制，便退回它曾經被國家完全扼制的狀態，這在中國內地已是不太可能，香港亦如是。第二，社會自身在分散的維權行動中，日益醒覺到組織化社會對自身維權的重要性。它會就此向國家提出法權保護要求，提出社會在自己所屬的法律範圍內不受國家干預的正當要求。
到底「社會」的定義是什麼？在傳統中國，朝廷以外的「社會」包括農村中的宗族鄉紳組織、私塾、宗教組織以至各地的商會。在今天，「社會」則包括各種形式的自治體，例如上文提到的由社區業主組成的社區管理委員會，環保團體、義工團體，以至為城中農民工子女提供教育的團體。這些自治體的最大特色是由被動管理轉化為主動參與。還有不應忘記的是，中國憲法規定了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法律，所有成員由居民選舉產生，而廣東省烏坎村要求的也就是希望國家能保護村民可以忠實地履行他們的選舉權利。
從「建國」到建立「社會」
「中國夢」，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執政理念，要在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表現是「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大大提升，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向上、文明開放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過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可以說，重點還是聚焦於「建國」和經濟發展。
在中國，要建立「社會」的挑戰不下於前兩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在其文章中表示，理順中國的黨國權力、市場機制和社會體系的關係，需要在新的認知下為其界限進行磨合，但這些都是不容易完成的任務，即使國家權力機構樂見一個自主、自治與自律的社會，起碼也會遭遇兩個重大難題：一是國家必須逐漸為社會騰出自主活動的空間，從而促使社會養成追求自身利益、利益合理分流和突顯社會公益的健康習性；二是國家必須有序退出自己所擠佔的社會空間——退出太急，社會會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退出太慢，社會會逐漸喪失自主、自治與自律的能力。
任劍濤表示：「我們還需要強調社會之於國家的優先性。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現代理論原則和實踐信條。一個國家如果將其政治建制視為目的性的存在和運作機制，那麼它對社會就自然而然地採取一種居高臨下、絕對支配的態度。」
認識香港對中國建立「社會」角色
香港在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方面，曾擔當過重要角色。在致力建立一個法治、公平正義社會方面，香港着實還擁有不少優勢。但在立法會宣誓風波和特首選舉以來，中央和特區權力機構以種種「國家」、「國家安全」、「國家統一」等名義行使公權力，打壓和扼殺香港社會和公民社會空間，這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以及「中國夢」的實現，是有利或是有害？難道除了靠權鬥，中國人就無法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無法在國際間構建軟實力？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尹靖廷]
但建國當時的中國政府是沿襲前蘇聯的「全能型」黨國體制模式，由政府包辦了包括企業與個人層面的所有事務。這種僵硬和「一插到底」的黨國體制最後將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拖向文革時期的全面崩潰邊緣。
40年前，為了要解決經濟落後和民眾的貧窮，中國退出部分市場空間，承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從這時開始，獲國家賦權的市場就此擔負了歷史性的重任。此前，在計劃經濟下，國家單方面包辦所有經濟事務，甚至連自由市場的簡單交易都全盤取消。當然今天的中國是否真正的「市場經濟」也好，「官場經濟」也好，還存在重大改善空間，但總的來說，「市場經濟」的建立不負眾望，助力中國大致解決了積弱積貧問題。
社會的興起
市場經濟的興起卻同時在中國帶來多項連帶效應。一方面，市場機制的發展和成熟，推動了人民對個人利益和權利的認知，特別是1999年之後，城市不再實行福利分房，開創了中國城市住宅的商品化時代，大量市民是在節衣縮食的情况下購置住房的。更重要的是，城鎮住房制度改革，掀起了當代人民對房權和物權的認知，打破以往由共產黨末端組織街道辦事處與社區居民委員會對社區管理權的包攬，改變為較能聚焦業主在利益表達與整合，以及營造一個生動的扎根「商品房社區」的「房權政治」圖景。
另一方面，中國公民開始懂得公民自治和自決對於維護自己權益的意義，亦因此，群眾性的維權與反對污染性工廠落戶當地的抗爭行動此起彼落。其他的例如農民工集體討薪、乙型肝炎患者免受歧視、環境污染索償等新的權利訴求層出不窮，成為了內地維權行動的一道道光景。
可以說在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對本身權利逐漸加深認識之後，此前國家可以單方面包攬一切和要求人民無條件忠誠於國家的權力指揮棒，已是不太可能。正是因實行市場經濟出現的結構性變遷，社會不僅興起了，它還會按照自身的邏輯運行。第一，受市場力量催生的社會，絕不會因為全能國家的強制，便退回它曾經被國家完全扼制的狀態，這在中國內地已是不太可能，香港亦如是。第二，社會自身在分散的維權行動中，日益醒覺到組織化社會對自身維權的重要性。它會就此向國家提出法權保護要求，提出社會在自己所屬的法律範圍內不受國家干預的正當要求。
到底「社會」的定義是什麼？在傳統中國，朝廷以外的「社會」包括農村中的宗族鄉紳組織、私塾、宗教組織以至各地的商會。在今天，「社會」則包括各種形式的自治體，例如上文提到的由社區業主組成的社區管理委員會，環保團體、義工團體，以至為城中農民工子女提供教育的團體。這些自治體的最大特色是由被動管理轉化為主動參與。還有不應忘記的是，中國憲法規定了村民委員會作為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法律，所有成員由居民選舉產生，而廣東省烏坎村要求的也就是希望國家能保護村民可以忠實地履行他們的選舉權利。
從「建國」到建立「社會」
「中國夢」，是中共十八大以來提出的重要指導思想和執政理念，要在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具體表現是「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大大提升，中華民族以更加昂揚向上、文明開放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過上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可以說，重點還是聚焦於「建國」和經濟發展。
在中國，要建立「社會」的挑戰不下於前兩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在其文章中表示，理順中國的黨國權力、市場機制和社會體系的關係，需要在新的認知下為其界限進行磨合，但這些都是不容易完成的任務，即使國家權力機構樂見一個自主、自治與自律的社會，起碼也會遭遇兩個重大難題：一是國家必須逐漸為社會騰出自主活動的空間，從而促使社會養成追求自身利益、利益合理分流和突顯社會公益的健康習性；二是國家必須有序退出自己所擠佔的社會空間——退出太急，社會會陷入無政府的混亂狀態；退出太慢，社會會逐漸喪失自主、自治與自律的能力。
任劍濤表示：「我們還需要強調社會之於國家的優先性。這是一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現代理論原則和實踐信條。一個國家如果將其政治建制視為目的性的存在和運作機制，那麼它對社會就自然而然地採取一種居高臨下、絕對支配的態度。」
認識香港對中國建立「社會」角色
香港在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發展方面，曾擔當過重要角色。在致力建立一個法治、公平正義社會方面，香港着實還擁有不少優勢。但在立法會宣誓風波和特首選舉以來，中央和特區權力機構以種種「國家」、「國家安全」、「國家統一」等名義行使公權力，打壓和扼殺香港社會和公民社會空間，這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以及「中國夢」的實現，是有利或是有害？難道除了靠權鬥，中國人就無法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無法在國際間構建軟實力？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尹靖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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