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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在其競選政綱中提到「提議引入兩級制利得稅（two-tiered profits tax），為企業（尤其是中小企及初創公司）減輕稅務負擔。企業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由16.5%降低至10%，為數以萬計企業減稅40%（首200萬元以後的利潤，稅率則維持不變）」（3.49段）。
可紓緩中小企經營困難
筆者對這項建議是正面的，可以紓緩中小企的經營困難。不過，同時間，筆者認為應該使整項政策盡量「稅收中立」（revenue neutral），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財赤。
中小企的經營困難，和全球的經濟金融環境有密切的關係。香港的泡沫經濟，和全球「不尋常」地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有關（美國暫停，但歐洲日本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繼續）。香港處身這個大時代當中，透過聯匯制度引入了美國貨幣政策，就承受了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鬆）副作用。
筆者差不多8年前已經說，QE是「以毒攻毒」的猛藥，並非補品，會帶來極大的副作用；事實證明，這個政策造成了資金財富轉移，由儲蓄的市民（household savers）轉到金融機構等等。香港處身這個大時代當中，透過聯匯制度引入了美國貨幣政策，過去幾年，在香港本土的資金財富轉移，不比歐美少。其中，當然包括資產形成泡沫，使實體經濟更難運作、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減少、收入中位數的增長追不上資產和物價通脹，使不少人努力工作的經濟誘因減少，最後拉低了香港整體的競爭力，也使經濟資源和勢力日趨集中。而且，未來可能更有面對一次全球「央行退市」的亂局，可以說是前路迷茫、後有追兵。
除了資產價格膨脹外，中小企需要面對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人力資源。坊間不少人只是歸咎於最低工資加深了人力資源緊張。其實問題不是在於「人工貴」，而是從市場的角度，這些工資是否有相配的生產力；如果生產力高，有全球市場競爭力，當然不會有問題。以工資中位數1.5萬元左右做一個例子，在市場上，類似工資的工作非常多，從供求關係來說，可以說是「工找人」，所以，只要工資要求不高，要找到工作沒有難度（香港差不多是全民就業），於是便容易出現一種「不求進步也不用怕找不到工作」的態度。
而且，由於本港行業類型狹窄，再加上全球科技發展加速，故亦出現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意指任何個體或群體，一旦在某方面（如金錢、名譽、地位等）獲得成功和進步，就會產生一種累積優勢，繼而有更多機會取得更大成功和進步，終釀成社會出現「贏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經濟，像跑步和籃球明星，可能技術相差很小（如跑慢一秒半秒），但成就和回報就差距很大。馬太效應不單出現在個人，就算是企業之間也有同樣的現象，而「贏家通吃」愈極端，不少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就愈少。在規模效應所帶來的種種因素，致使大企業佔據市場份額愈來愈大，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愈小。在市場環境下，愈沒有競爭力的中小企便愈快被淘汰。但問題是，香港差不多有一半的工作人口是受聘於這些中小企裏。筆者認為，如果政府能在這些關鍵的時候，輔助中小企提高生產力，將會有助提升整體勞動人口的競爭力，最終希望工資能和經濟同步增長。
為了抗衡這些因素，政府在不同的領域上，都已經「在非常時期，推出非常政策」，用一些所謂的「逆周期措施」，希望抵消這些外圍貨幣濫發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包括銀行的資本要求提升、按揭貸款收緊、種種的「紓困措施」、設立關愛基金，甚至是樓市種種「辣招」等等。如果政府能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為中小企及初創公司減輕稅務負擔，會是另一種抗衡這個宏觀形勢的方法。
這樣把利得稅簡單分成「兩個階梯」，可使利得稅變得「累進化」（progressive）。有說：單一稅率比較「公平」，賺錢多就按同樣比例交多一點稅款。但所謂「公平」與否，包含了觀點和角度，按一般累進的原則（如個人入息稅，某程度是累進），賺錢多就應該更有能力和承擔，稅率也應更高。而且，只是多了一個階梯，不會使稅制太過複雜，甚至比每年的小修小補更簡單清楚。
改革最好能做到稅收中立
不過，筆者傾向認為，既然政府仍然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財赤擔憂，稅務改革最好能盡量做到所謂的「稅收中立」，即是說，把企業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降低至10%的同時，可以考慮把整體利得稅稍微增加至17%。由於大企業仍然負擔絕大部分的利得稅，只有把整體利得稅微增，就可以抵消對中小企的大幅減稅。
當然，有人認為既然庫房暫時「水浸」，應該把所有的利得稅減至10%；也有人認為全球政府（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都有大減利得稅的趨勢，香港應該在利得稅上保持吸引力。這些論點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在通盤因素的考慮後，筆者的判斷，仍然認為「首200萬元10%，之後17%」的利得稅模式，較能平衡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和本港社會民生的需要。
其實，政府這幾年的「結構性盈餘」，其實是QE泡沫經濟下的產物。這正解釋了為什麼政府過去幾年都大幅估錯數，因為政府以為經濟根底差，競爭力下滑，稅收減少，卻沒想到自己正是當前「經濟差、資產升幅猛烈」的泡沫經濟的最大收益者之一！泡沫經濟下，大部分市民都付上代價，卻弔詭地讓政府收入大增。既然這樣，筆者認為政府是有空間，在財富「再分配」上多加思量。當然，泡沫經濟可以持續多久，是未知之數。當泡沫「放氣」的時候，本港也不能透過貶值貨幣去減少經濟價格波動的影響。在聯匯制度下，香港資產價格的波動性增加，也使政府財政收入難以被準確預測。因此，在林太的兩級制利得稅的建議上，筆者期望能多走一步，讓稅制的改革能更可持續。
作者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導師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下周二再續）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
編者按：林鄭月娥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今年7月1日香港將換上新特首、新政府。她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注入新風」，提出「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等理念。《明報》觀點版就此邀請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持份者撰文評析下屆政府各施政管治範疇，前瞻林鄭月娥未來5年治港藍圖。
林鄭月娥在政綱裏倡議「稅務新方向」，建議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為企業減輕稅務負擔，企業首200萬元利得稅率由16.5%降低至10%，首200萬元以後的利潤稅率則維持不變。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導師黃元山撰文分析此項政策措施。
[黃元山]
可紓緩中小企經營困難
筆者對這項建議是正面的，可以紓緩中小企的經營困難。不過，同時間，筆者認為應該使整項政策盡量「稅收中立」（revenue neutral），以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財赤。
中小企的經營困難，和全球的經濟金融環境有密切的關係。香港的泡沫經濟，和全球「不尋常」地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有關（美國暫停，但歐洲日本中國和其他新興市場繼續）。香港處身這個大時代當中，透過聯匯制度引入了美國貨幣政策，就承受了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寬鬆）副作用。
筆者差不多8年前已經說，QE是「以毒攻毒」的猛藥，並非補品，會帶來極大的副作用；事實證明，這個政策造成了資金財富轉移，由儲蓄的市民（household savers）轉到金融機構等等。香港處身這個大時代當中，透過聯匯制度引入了美國貨幣政策，過去幾年，在香港本土的資金財富轉移，不比歐美少。其中，當然包括資產形成泡沫，使實體經濟更難運作、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減少、收入中位數的增長追不上資產和物價通脹，使不少人努力工作的經濟誘因減少，最後拉低了香港整體的競爭力，也使經濟資源和勢力日趨集中。而且，未來可能更有面對一次全球「央行退市」的亂局，可以說是前路迷茫、後有追兵。
除了資產價格膨脹外，中小企需要面對的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人力資源。坊間不少人只是歸咎於最低工資加深了人力資源緊張。其實問題不是在於「人工貴」，而是從市場的角度，這些工資是否有相配的生產力；如果生產力高，有全球市場競爭力，當然不會有問題。以工資中位數1.5萬元左右做一個例子，在市場上，類似工資的工作非常多，從供求關係來說，可以說是「工找人」，所以，只要工資要求不高，要找到工作沒有難度（香港差不多是全民就業），於是便容易出現一種「不求進步也不用怕找不到工作」的態度。
而且，由於本港行業類型狹窄，再加上全球科技發展加速，故亦出現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意指任何個體或群體，一旦在某方面（如金錢、名譽、地位等）獲得成功和進步，就會產生一種累積優勢，繼而有更多機會取得更大成功和進步，終釀成社會出現「贏家通吃」（winners take all）經濟，像跑步和籃球明星，可能技術相差很小（如跑慢一秒半秒），但成就和回報就差距很大。馬太效應不單出現在個人，就算是企業之間也有同樣的現象，而「贏家通吃」愈極端，不少中小企的生存空間就愈少。在規模效應所帶來的種種因素，致使大企業佔據市場份額愈來愈大，中小企的生存空間愈小。在市場環境下，愈沒有競爭力的中小企便愈快被淘汰。但問題是，香港差不多有一半的工作人口是受聘於這些中小企裏。筆者認為，如果政府能在這些關鍵的時候，輔助中小企提高生產力，將會有助提升整體勞動人口的競爭力，最終希望工資能和經濟同步增長。
為了抗衡這些因素，政府在不同的領域上，都已經「在非常時期，推出非常政策」，用一些所謂的「逆周期措施」，希望抵消這些外圍貨幣濫發所帶來的社會衝擊，包括銀行的資本要求提升、按揭貸款收緊、種種的「紓困措施」、設立關愛基金，甚至是樓市種種「辣招」等等。如果政府能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為中小企及初創公司減輕稅務負擔，會是另一種抗衡這個宏觀形勢的方法。
這樣把利得稅簡單分成「兩個階梯」，可使利得稅變得「累進化」（progressive）。有說：單一稅率比較「公平」，賺錢多就按同樣比例交多一點稅款。但所謂「公平」與否，包含了觀點和角度，按一般累進的原則（如個人入息稅，某程度是累進），賺錢多就應該更有能力和承擔，稅率也應更高。而且，只是多了一個階梯，不會使稅制太過複雜，甚至比每年的小修小補更簡單清楚。
改革最好能做到稅收中立
不過，筆者傾向認為，既然政府仍然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結構性財赤擔憂，稅務改革最好能盡量做到所謂的「稅收中立」，即是說，把企業首200萬元的利得稅率降低至10%的同時，可以考慮把整體利得稅稍微增加至17%。由於大企業仍然負擔絕大部分的利得稅，只有把整體利得稅微增，就可以抵消對中小企的大幅減稅。
當然，有人認為既然庫房暫時「水浸」，應該把所有的利得稅減至10%；也有人認為全球政府（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都有大減利得稅的趨勢，香港應該在利得稅上保持吸引力。這些論點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但在通盤因素的考慮後，筆者的判斷，仍然認為「首200萬元10%，之後17%」的利得稅模式，較能平衡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和本港社會民生的需要。
其實，政府這幾年的「結構性盈餘」，其實是QE泡沫經濟下的產物。這正解釋了為什麼政府過去幾年都大幅估錯數，因為政府以為經濟根底差，競爭力下滑，稅收減少，卻沒想到自己正是當前「經濟差、資產升幅猛烈」的泡沫經濟的最大收益者之一！泡沫經濟下，大部分市民都付上代價，卻弔詭地讓政府收入大增。既然這樣，筆者認為政府是有空間，在財富「再分配」上多加思量。當然，泡沫經濟可以持續多久，是未知之數。當泡沫「放氣」的時候，本港也不能透過貶值貨幣去減少經濟價格波動的影響。在聯匯制度下，香港資產價格的波動性增加，也使政府財政收入難以被準確預測。因此，在林太的兩級制利得稅的建議上，筆者期望能多走一步，讓稅制的改革能更可持續。
作者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導師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下周二再續）
■解構林鄭月娥治港藍圖——下屆政府施政評析系列
編者按：林鄭月娥當選下屆行政長官，今年7月1日香港將換上新特首、新政府。她在競選政綱中表示會「注入新風」，提出「管治新風格」、「政府新角色」等理念。《明報》觀點版就此邀請社會各界專家、學者、持份者撰文評析下屆政府各施政管治範疇，前瞻林鄭月娥未來5年治港藍圖。
林鄭月娥在政綱裏倡議「稅務新方向」，建議引入兩級制利得稅，為企業減輕稅務負擔，企業首200萬元利得稅率由16.5%降低至10%，首200萬元以後的利潤稅率則維持不變。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導師黃元山撰文分析此項政策措施。
[黃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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