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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香港的民主進程處於停頓狀態，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曲終人散。即使選舉事務處不知為何連全港所有選民的資料也帶到票站去，但假的依然真不了，林鄭月娥是中共「欽點」力撐的行政長官人選，中聯辦為保林鄭月娥向建制選委作出「集中票源、排除對手、高票當選、完成任務」的16字命令，只是香港人選擇了戲假情真，在曾俊華身上發現「希望」，甚至跟他一起「夢想有奇蹟」。曾俊華「集氣」而成為一個「現象」有如曇花一現，他只有一次機會，也掌握到這個機會爭奪話語權和推高個人聲望，編製了一個動人的香港故事，牽動了大眾的情感。但這樣的一個「希望工程」已成歷史了，日後任何人，甚至曾俊華本人，實在也無可能重用複製。
如果香港人沒有變得絕望，如果民主派沒有忘記初衷，如果香港仍要繼續追求真正變革，我們就需要認識香港政治正經歷一波「後真相文化」危機。這裏所指的「後真相」（post-truth），不純粹是借用西方國家政治的狀况，指群眾情緒和偏見較認識客觀事實更有力地主導民意民情（feelings trump facts）；候選人論壇和立法會選舉每况愈下的口水戰看齊，要檢討的地方在於「後真相」的「真實謊言」（true lies）衝擊改革運動乃至公民社會，令前者無法對焦，後者失去動力。
「真實謊言」似是而非
在所謂「後真相文化」的影響下，政治競爭近年成為「論述格鬥」：講故事和牽動公眾情緒比做好明辨是非真偽來得重要，某個論述的說服力在於各自的價值觀內找到自圓其說的內置邏輯，然後推而廣之，對尋找真相和認真思考的「複雜事情」則嗤之以鼻。參選人「傾銷」吸引的人物故事、個人願景、口號金句，務求在社會公義和管治革新等重要議題避重就輕、得過且過。面對質疑，個人既定立場與想法產生過濾事實甚至扭曲事實的效果，只說出和分享強化一己之見的信息，在各自的迴音谷表述立場，甚至提出缺乏事實根據的反駁，偏見只會自我強化而不會消失，再不行便惡人先告狀製造矛盾和對立，操弄公眾觀感，刺激民眾情緒，突出自己，營造「圍爐」效果，務求將他人打倒，來證明自己的一套是終極正確的。「後真相」政治追求以速度打擊對手，取代了吃力需時的思考和商討，嘩眾取寵博取大家和應比教育和深度思考更重要。這還不止，有研究指出一些政治偏見達到極端偏執的地步，解釋、更正和澄清不再有任何效果，反而會弄巧反拙，強化原來的偏見（backfire effect），因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才是最可靠。
民主派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一直捱打，民主運動處於低潮。「曾俊華現象」乘勢而起，提出「休養生息、修補撕裂、團結香港」的論述，民主派和公民社會繼而被牽着鼻子走，內外備受挑戰，一時「造王」，一時「公民提名」，一時「公民投票」。最後按「民調」行事，表面看來活躍團結，實質在「真實謊言」的影響下患得患失、步伐散亂。現在回看，雨傘運動結束才不到3年，由「我要真普選」變成「我要曾俊華」，大部分香港人一廂情願地爭辯北京總會尊重民意，期待習近平最終會打破其緘默「一錘定音」，即使曾俊華沒有向民主派讓步，即使他一直緊跟中央，都相信他的政治誠信，也要相信非民主派會暗投曾俊華，繼而向民主派施壓。民主派300多選委由「換人換制度」一退再退到幾乎一致地全投曾俊華，部分是意願良好地想為香港換點喘息的空間，期待北京的「心領神會」；部分也實在怯於曾俊華支持者「票債票償」的警告。但由始至終，面對獨裁政權的威迫利誘，非民主派選委聽民意的少之又少，北京就是連半分也不讓，再一次向單純地表態、情願相信「真實謊言」的香港人示範獨裁政權橫蠻的本性。
極權統治的真面目
中共對「後真相」時代的「論述格鬥」一點也不陌生。共產政權的「必然性」本身就是憑着自圓其說的意識形態獲得。黨國一體的專政就是黨騎劫國家主權達至極權統治。雖然共產主義早已破產，但在各種「真實謊言」的包裝掩飾中政治運動此起彼落，害人無數。在梁振英治下，特區政府加速淪陷成「港共系統」，林鄭月娥憑其忠誠度與執行力獲北京賞識，下一屆政府定會全力配合北京對香港這個「顛覆基地」的清算箝制，在她的巧言令色下北京操控香港會更全面而深入，一手統戰吸納，一手排斥打壓，更突顯「兩制」差異和京港矛盾。我們必須透過觀察和分析「港共系統」的本質來思考要怎樣走下一步的問題。
例如，林鄭月娥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要不斷增加學生及公務員認識《基本法》，公民社會和教育界不可能只灌輸北京的角度和觀點，更應該帶出中共和香港看待法律的矛盾：憲法是用來制約當權者、保障人權和自由、推動善治的基石；但20年來，多少次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又多少次北京否定香港人對真普選的追求，一筆又一筆的不義之舉應讓我們看清楚中共一向視法律為權鬥的手段，也應該警惕香港人不能接受任何人將基本法歪曲成「權在北京，唯命是從」的霸權論。又例如，當教育界期待林鄭月娥兌現「增加教育經常開支50億元」的承諾，忙着準備建議政府如何「分餅」之際，中央政府近日明令要「全面落實中央對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這是什麼意思？教育政策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自行制訂的（基本法第136條），香港政府絕不應違憲配合中共針對香港下一代的「教育任務」，也要反擊「香港教育共產化」的企圖。
揭發「港共系統」的真面目必然是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的天職使命（vocation），也必須貫徹始終。基本上，香港人有4種方式應對未來5年香港的政局：一、割席離場（exit），包括杯葛、停止沒有意義的接觸；二、積極發聲（voice），包括溫和的質疑、對立的爭論乃至激烈的抗爭；三、忠心支持（loyalty），包括真心的和基於計算的支持者，也有留得青山在靜觀其變的一群；四、玩忽怠慢（neglect），包括各式各樣的抵制和不合作。有建議指民主派可集中「民生議題」方面尋求發展政府和建制派的關係，同時爭取和北京對話，是上述「忠心支持」的取向。然而，這4種應對的方式不見得要互相排斥和攻擊，反而因應情况幾乎每一個人在思想、言論、行為各層面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方式。追求變革的香港人可聚焦於不同的政治議題及政策範疇，有根有據地提出民間的論述和行動建議，謀定而後動，不必「自我設限」於一種方式。
無可否認，不少香港人的確感到失望無助，部分也厭倦了重重複複的抗爭。此刻提出「特赦」、「和解」，直接製造「一筆勾銷」的效果，當然有輿論市場。但在獨裁政權的威脅下，又叫人怎能相信這種自圓其說的「真實謊言」？
延伸閱讀：
（1）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1970.
（2）Peter Oborne. The Rise of Political Lying. 2005.
（3）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fler.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2010.
（4）"The Post-Truth World", The Economist. 10 Sep 2016.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陳家洛]
如果香港人沒有變得絕望，如果民主派沒有忘記初衷，如果香港仍要繼續追求真正變革，我們就需要認識香港政治正經歷一波「後真相文化」危機。這裏所指的「後真相」（post-truth），不純粹是借用西方國家政治的狀况，指群眾情緒和偏見較認識客觀事實更有力地主導民意民情（feelings trump facts）；候選人論壇和立法會選舉每况愈下的口水戰看齊，要檢討的地方在於「後真相」的「真實謊言」（true lies）衝擊改革運動乃至公民社會，令前者無法對焦，後者失去動力。
「真實謊言」似是而非
在所謂「後真相文化」的影響下，政治競爭近年成為「論述格鬥」：講故事和牽動公眾情緒比做好明辨是非真偽來得重要，某個論述的說服力在於各自的價值觀內找到自圓其說的內置邏輯，然後推而廣之，對尋找真相和認真思考的「複雜事情」則嗤之以鼻。參選人「傾銷」吸引的人物故事、個人願景、口號金句，務求在社會公義和管治革新等重要議題避重就輕、得過且過。面對質疑，個人既定立場與想法產生過濾事實甚至扭曲事實的效果，只說出和分享強化一己之見的信息，在各自的迴音谷表述立場，甚至提出缺乏事實根據的反駁，偏見只會自我強化而不會消失，再不行便惡人先告狀製造矛盾和對立，操弄公眾觀感，刺激民眾情緒，突出自己，營造「圍爐」效果，務求將他人打倒，來證明自己的一套是終極正確的。「後真相」政治追求以速度打擊對手，取代了吃力需時的思考和商討，嘩眾取寵博取大家和應比教育和深度思考更重要。這還不止，有研究指出一些政治偏見達到極端偏執的地步，解釋、更正和澄清不再有任何效果，反而會弄巧反拙，強化原來的偏見（backfire effect），因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才是最可靠。
民主派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前後一直捱打，民主運動處於低潮。「曾俊華現象」乘勢而起，提出「休養生息、修補撕裂、團結香港」的論述，民主派和公民社會繼而被牽着鼻子走，內外備受挑戰，一時「造王」，一時「公民提名」，一時「公民投票」。最後按「民調」行事，表面看來活躍團結，實質在「真實謊言」的影響下患得患失、步伐散亂。現在回看，雨傘運動結束才不到3年，由「我要真普選」變成「我要曾俊華」，大部分香港人一廂情願地爭辯北京總會尊重民意，期待習近平最終會打破其緘默「一錘定音」，即使曾俊華沒有向民主派讓步，即使他一直緊跟中央，都相信他的政治誠信，也要相信非民主派會暗投曾俊華，繼而向民主派施壓。民主派300多選委由「換人換制度」一退再退到幾乎一致地全投曾俊華，部分是意願良好地想為香港換點喘息的空間，期待北京的「心領神會」；部分也實在怯於曾俊華支持者「票債票償」的警告。但由始至終，面對獨裁政權的威迫利誘，非民主派選委聽民意的少之又少，北京就是連半分也不讓，再一次向單純地表態、情願相信「真實謊言」的香港人示範獨裁政權橫蠻的本性。
極權統治的真面目
中共對「後真相」時代的「論述格鬥」一點也不陌生。共產政權的「必然性」本身就是憑着自圓其說的意識形態獲得。黨國一體的專政就是黨騎劫國家主權達至極權統治。雖然共產主義早已破產，但在各種「真實謊言」的包裝掩飾中政治運動此起彼落，害人無數。在梁振英治下，特區政府加速淪陷成「港共系統」，林鄭月娥憑其忠誠度與執行力獲北京賞識，下一屆政府定會全力配合北京對香港這個「顛覆基地」的清算箝制，在她的巧言令色下北京操控香港會更全面而深入，一手統戰吸納，一手排斥打壓，更突顯「兩制」差異和京港矛盾。我們必須透過觀察和分析「港共系統」的本質來思考要怎樣走下一步的問題。
例如，林鄭月娥在接受新華社訪問時表示要不斷增加學生及公務員認識《基本法》，公民社會和教育界不可能只灌輸北京的角度和觀點，更應該帶出中共和香港看待法律的矛盾：憲法是用來制約當權者、保障人權和自由、推動善治的基石；但20年來，多少次人大常委會主動釋法，又多少次北京否定香港人對真普選的追求，一筆又一筆的不義之舉應讓我們看清楚中共一向視法律為權鬥的手段，也應該警惕香港人不能接受任何人將基本法歪曲成「權在北京，唯命是從」的霸權論。又例如，當教育界期待林鄭月娥兌現「增加教育經常開支50億元」的承諾，忙着準備建議政府如何「分餅」之際，中央政府近日明令要「全面落實中央對港澳教育工作的各項任務」。這是什麼意思？教育政策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區自行制訂的（基本法第136條），香港政府絕不應違憲配合中共針對香港下一代的「教育任務」，也要反擊「香港教育共產化」的企圖。
揭發「港共系統」的真面目必然是民主運動和公民社會的天職使命（vocation），也必須貫徹始終。基本上，香港人有4種方式應對未來5年香港的政局：一、割席離場（exit），包括杯葛、停止沒有意義的接觸；二、積極發聲（voice），包括溫和的質疑、對立的爭論乃至激烈的抗爭；三、忠心支持（loyalty），包括真心的和基於計算的支持者，也有留得青山在靜觀其變的一群；四、玩忽怠慢（neglect），包括各式各樣的抵制和不合作。有建議指民主派可集中「民生議題」方面尋求發展政府和建制派的關係，同時爭取和北京對話，是上述「忠心支持」的取向。然而，這4種應對的方式不見得要互相排斥和攻擊，反而因應情况幾乎每一個人在思想、言論、行為各層面也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表現方式。追求變革的香港人可聚焦於不同的政治議題及政策範疇，有根有據地提出民間的論述和行動建議，謀定而後動，不必「自我設限」於一種方式。
無可否認，不少香港人的確感到失望無助，部分也厭倦了重重複複的抗爭。此刻提出「特赦」、「和解」，直接製造「一筆勾銷」的效果，當然有輿論市場。但在獨裁政權的威脅下，又叫人怎能相信這種自圓其說的「真實謊言」？
延伸閱讀：
（1）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1970.
（2）Peter Oborne. The Rise of Political Lying. 2005.
（3）Brendan Nyhan and Jason Reifler. "When Corrections Fail: The Persistence of Political Misperceptions", Political Behavior. 2010.
（4）"The Post-Truth World", The Economist. 10 Sep 2016.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陳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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