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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近日港大的舍堂爆出連串涉及集體欺凌的醜聞：先是聖約翰學院有一名幹事選舉男參選人，遭同學按住，再向其下體滴蠟；隨後，網上再流傳一段短片，一名李國賢堂的男生遭人按在牀上，並被另一人以陽具「鞭打」頭部；再之後，還繼續有疑似欺凌的相片流出。
其實，這麼多年來，有關集體欺凌的事件在港大時有發生；至於中大，我不敢說完全無，但次數一定較少。我相信這其實與兩間大學的文化差異有關。
中大與港大的文化差異
同是供學生留宿，中大這邊叫「樓」或「宿舍」，如知行樓、學思樓、湯若望宿舍；叫「堂」的只有少數如應林堂。相反，在港大那邊則叫「舍堂」，如太古堂、大學堂、何東夫人紀念堂；當然也有少數叫「宿舍」或「學院」。其實，不同的叫法，已反映出兩邊不同的文化差異。
當年在中大念書，4年我都是住在新亞書院的知行樓，但每次返去我都只是睡覺，頂多晚上到朋友房中「吹吹水」，所以宿舍對於我來說，只是提供狹義上的留宿功能。雖然也有「糖水聚會」及其他康樂活動，不至於說只是一個牀位，但宿舍裏的人際關係也並不特別緊密融洽，不會有很強的社群意識，同一層樓，大家都未必「識得晒」。我相信對於大部分中大同學來說，都是如此。
在中大，念書時或畢業後，同學或校友碰面，大家頂多只會介紹自己是哪間書院，例如新亞、聯合、崇基，甚少會以宿舍作為自己的identity，如稱自己為「知行人」、「學思人」。
在港大舍堂生活是一種社教化過程
但港大則不同，舍堂生活一向都甚富傳奇性。中年的讀者，或許會看過一部電影叫《玻璃之城》，那是導演張婉婷與編劇羅啟銳這兩位港大校友，講述由黎明和舒淇所飾演，兩位住在Ricci（利瑪竇）和何東兩間舍堂的港大生之愛情故事，從中襯托出香港的時代變遷。羅啟銳自己當年住在Old Halls（明原堂），而張婉婷當年則住在何東堂，她說剛巧碰上何東堂要拆卸重建，生怕自己的記憶也一併消逝，於是拍下此片。片中便收錄了「搶gong」、「水袋戰」、「high table dinner」等兩間舍堂的經典活動作為橋段，讓外人也可一睹港大舍堂生活的箇中風貌。
在港大，舍堂除了供大家留宿之外，絕不是一個牀位那麼簡單，更是一個供大家共同學習、共同成長的地方，講求文化傳承，並通過要求學生踴躍參與活動（甚至「搏盡」），如體育、運動、文化、藝術、社會事務等，發展成為一個積極的社群成員。所以，在港大，舍堂生活也是一個社教化（socialization）過程，務求把舍堂的理念、價值、規範和文化，灌輸給「堂友」，把他們改變成堂方心目中理想的「公民」。例如利瑪竇宿舍的口號便是「where boys become men」。或許，對於很多新舍堂來說，這種所謂文化傳承有點言過其實，但至低限度，對於幾間有悠久歷史和傳統的舍堂，卻是如此。
念書時或畢業後，舍堂都會是學生自己的重要identity，如稱自己為「Ricci仔」、「何東妹」、「U Hall仔」等。例如許冠傑返回母校港大表演時，仍自稱是「Ricci佬」。
舍堂生活有正反兩面
因此，舍堂生活，講得好聽是多姿多彩，但講得不好聽則是讓人疲於奔命；而不投入舍堂生活的，則會遭排擠，甚至會被「革走」。此外，舍堂更有很多傳統，例如一起喝「Hall Blood」這種混合了甜酸苦辣鹹的飲料，象徵堂友喝過後便共同經歷人生百味，又或者「升仙」（源自英文「senior」）儀式等，都是象徵堂友彼此間的共同成長。
這種舍堂生活，自有其好處，至低限度，它不會容許堂友出現「書呆子」或「宅男」。一些名人堂友如黃霑、李柱銘、黃宏發、許冠傑等，畢業後很多年，都仍然會侃侃而談「those good old days」，細說舍堂生活對他們成長和性格上帶來的幫助。
但另一方面，舍堂生活的壞處則是，或會讓集體過分和強行入侵個人生活。
在舍堂生活中，為了要作文化傳承，講得不好聽是灌輸、洗腦，往往牽涉要新生打開心扉、撤下藩籬，甚至要他們放低自尊，好去接納舍堂那一套，要新生放下自我、融入整體。
曾鈺成便透露過年輕時其港大舍堂生活，作為新生需要得到所有「大仙」在生雞蛋上簽名。在此之前，他每天都要袋住生雞蛋，並會遭突擊檢查。類似的故事和手段聽過很多。其實說到底，就是一個要新生學識設法為自己贏得眾人接納的過程，過程中的重點就是要你放下ego。只是沒有想到，類似的手段愈來愈過界、愈來愈變態，到今天甚至演變成了一種集體性欺凌。
在講求私隱重視自主的今天 舍堂傳統面臨挑戰
正如發生滴蠟欺凌的聖約翰學院，近日向涉事23名同學作出紀律處分時，同時向堂友及校友發信，明確表達立場，說不能接受有關行為以「次文化」及「傳統」作為藉口。
集體欺凌，尤其是集體性欺凌，當然是錯；但在針對猥瑣行為之同時，另一個層次，同樣需要思考的是，時代已變，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講求私隱、年輕人重視獨立自主的今天，作為一種社教化過程並頗富入侵性的舍堂生活，應如何自處？
如何在集體和個體之間，取得一個平衡？能否在舍堂生活中容許「異類」，讓不合群者仍受到尊重和包容？這其實是曾經有過光輝過去的港大舍堂傳統，今天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說到底，這除了是港大舍堂的問題之外，又何嘗不是今天香港社會的問題呢？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其實，這麼多年來，有關集體欺凌的事件在港大時有發生；至於中大，我不敢說完全無，但次數一定較少。我相信這其實與兩間大學的文化差異有關。
中大與港大的文化差異
同是供學生留宿，中大這邊叫「樓」或「宿舍」，如知行樓、學思樓、湯若望宿舍；叫「堂」的只有少數如應林堂。相反，在港大那邊則叫「舍堂」，如太古堂、大學堂、何東夫人紀念堂；當然也有少數叫「宿舍」或「學院」。其實，不同的叫法，已反映出兩邊不同的文化差異。
當年在中大念書，4年我都是住在新亞書院的知行樓，但每次返去我都只是睡覺，頂多晚上到朋友房中「吹吹水」，所以宿舍對於我來說，只是提供狹義上的留宿功能。雖然也有「糖水聚會」及其他康樂活動，不至於說只是一個牀位，但宿舍裏的人際關係也並不特別緊密融洽，不會有很強的社群意識，同一層樓，大家都未必「識得晒」。我相信對於大部分中大同學來說，都是如此。
在中大，念書時或畢業後，同學或校友碰面，大家頂多只會介紹自己是哪間書院，例如新亞、聯合、崇基，甚少會以宿舍作為自己的identity，如稱自己為「知行人」、「學思人」。
在港大舍堂生活是一種社教化過程
但港大則不同，舍堂生活一向都甚富傳奇性。中年的讀者，或許會看過一部電影叫《玻璃之城》，那是導演張婉婷與編劇羅啟銳這兩位港大校友，講述由黎明和舒淇所飾演，兩位住在Ricci（利瑪竇）和何東兩間舍堂的港大生之愛情故事，從中襯托出香港的時代變遷。羅啟銳自己當年住在Old Halls（明原堂），而張婉婷當年則住在何東堂，她說剛巧碰上何東堂要拆卸重建，生怕自己的記憶也一併消逝，於是拍下此片。片中便收錄了「搶gong」、「水袋戰」、「high table dinner」等兩間舍堂的經典活動作為橋段，讓外人也可一睹港大舍堂生活的箇中風貌。
在港大，舍堂除了供大家留宿之外，絕不是一個牀位那麼簡單，更是一個供大家共同學習、共同成長的地方，講求文化傳承，並通過要求學生踴躍參與活動（甚至「搏盡」），如體育、運動、文化、藝術、社會事務等，發展成為一個積極的社群成員。所以，在港大，舍堂生活也是一個社教化（socialization）過程，務求把舍堂的理念、價值、規範和文化，灌輸給「堂友」，把他們改變成堂方心目中理想的「公民」。例如利瑪竇宿舍的口號便是「where boys become men」。或許，對於很多新舍堂來說，這種所謂文化傳承有點言過其實，但至低限度，對於幾間有悠久歷史和傳統的舍堂，卻是如此。
念書時或畢業後，舍堂都會是學生自己的重要identity，如稱自己為「Ricci仔」、「何東妹」、「U Hall仔」等。例如許冠傑返回母校港大表演時，仍自稱是「Ricci佬」。
舍堂生活有正反兩面
因此，舍堂生活，講得好聽是多姿多彩，但講得不好聽則是讓人疲於奔命；而不投入舍堂生活的，則會遭排擠，甚至會被「革走」。此外，舍堂更有很多傳統，例如一起喝「Hall Blood」這種混合了甜酸苦辣鹹的飲料，象徵堂友喝過後便共同經歷人生百味，又或者「升仙」（源自英文「senior」）儀式等，都是象徵堂友彼此間的共同成長。
這種舍堂生活，自有其好處，至低限度，它不會容許堂友出現「書呆子」或「宅男」。一些名人堂友如黃霑、李柱銘、黃宏發、許冠傑等，畢業後很多年，都仍然會侃侃而談「those good old days」，細說舍堂生活對他們成長和性格上帶來的幫助。
但另一方面，舍堂生活的壞處則是，或會讓集體過分和強行入侵個人生活。
在舍堂生活中，為了要作文化傳承，講得不好聽是灌輸、洗腦，往往牽涉要新生打開心扉、撤下藩籬，甚至要他們放低自尊，好去接納舍堂那一套，要新生放下自我、融入整體。
曾鈺成便透露過年輕時其港大舍堂生活，作為新生需要得到所有「大仙」在生雞蛋上簽名。在此之前，他每天都要袋住生雞蛋，並會遭突擊檢查。類似的故事和手段聽過很多。其實說到底，就是一個要新生學識設法為自己贏得眾人接納的過程，過程中的重點就是要你放下ego。只是沒有想到，類似的手段愈來愈過界、愈來愈變態，到今天甚至演變成了一種集體性欺凌。
在講求私隱重視自主的今天 舍堂傳統面臨挑戰
正如發生滴蠟欺凌的聖約翰學院，近日向涉事23名同學作出紀律處分時，同時向堂友及校友發信，明確表達立場，說不能接受有關行為以「次文化」及「傳統」作為藉口。
集體欺凌，尤其是集體性欺凌，當然是錯；但在針對猥瑣行為之同時，另一個層次，同樣需要思考的是，時代已變，在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講求私隱、年輕人重視獨立自主的今天，作為一種社教化過程並頗富入侵性的舍堂生活，應如何自處？
如何在集體和個體之間，取得一個平衡？能否在舍堂生活中容許「異類」，讓不合群者仍受到尊重和包容？這其實是曾經有過光輝過去的港大舍堂傳統，今天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說到底，這除了是港大舍堂的問題之外，又何嘗不是今天香港社會的問題呢？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蔡子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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