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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明報》2017年3月30日社評〈雙向而行收窄分歧 民主派應加入政府〉與我的《南華早報》文章（註），談論的都是同樣的主張，就是特區政府利用問責制的靈活性，邀請溫和泛民現任和前任議員，加入政策局肩任各級職位，改善民生。
社評說得好：「泛民應當將民主與民生問題切割，特區政府則應積極爭取民主派人士加入政府，參與民生政策制訂，提升管治質素。」
關鍵是政策中能否妥協
要實現中間派泛民加入政府，除了考慮人選，另一個關鍵點是各方在公共政策的討價還價中能否有理有節，達成妥協。本文探討貧富懸殊的政治考慮、政策論點，期盼找出一個可行方案，讓泛民人士加入勞工及福利局。
貧富階級差距闊大，是資本主義市場優勝劣敗、激勵追求財富的本質造成的自然結果。然而，當貧富差距過分闊大（貧富懸殊），社會不安，政府必須處理。方法之一是確保基層工人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遺憾的是在1990年代，港府推行公營部門改革，收縮公務員隊伍，外判清潔工作。
由於清倒垃圾的工作，是社會中最卑微的，其工資具有指標作用。在欠缺工會組織、最低工資情况下，外判的結果是工資20年來幾乎原地踏步，連累其他基層崗位工資也停滯不前，貧富差距自然擴闊。
在歐美，外判公共服務的同時，既無工會組織又缺最低工資，是匪夷所思。西歐約380萬清潔工人在本國有工會外，更有跨國聯盟「UNI Europa」代表他們與僱主討價還價，其工資通常高於法定下限，例如英國平均時薪是7.66英鎊（法定最低7.5鎊）。
新加坡清潔工人沒有強勢工會，但政府留意到工資呆滯不前，在2014年果斷規定每月至少1000坡元，繼而宣布工資從2017年起分3年增加200坡元，2020年後每年增加至少3%，並有兩周工資作為年終花紅。
為何新加坡着力提升清潔工人工資？
為什麼當香港忙於爭論普選，擱置扶貧、養老於一旁時，跟我們同樣強調自由市場的新加坡，這麼着力提升清潔工人工資呢？
因為清道夫的工資有獨特的政治意義，它代表那些毫無工作技能但不願接受福利救濟、寧願艱苦工作的人的勞動價值。我們每天在城市內來來往往，無可避免總會瞥見從身邊擦過的清潔工人。他們辛勤清理街道、洗淨廁所，節日後高效率地恢復用地原貌，但如果收入僅足餬口，生活悲涼，許多人或多或少總會對政府有點不滿。這些情緒會衍化成對政府的反感，再加上反智思維，年輕人容易變得仇富、激進、反政府。
倘若羅致光或李華明出任勞福局長、王國興擔任副局長（純屬假設），必會合作提高工資、規定標準工時。一個可行的建議是規定外判清潔工資，與「第一標準薪級表」掛鈎（2016/17年度最低等級12,115元的平均時薪約為60元）。
這樣做會面對至少3個反對理由。第一是政府支出增加。參考2017/18年度財政預算案，環境衛生及有關服務（例如食肆牌照）開支共36.73億元，如果單是清潔是36億元，掛鈎後上升80%，亦只增加29億元，相對每年財政盈餘微不足道，但政治得益巨大。
第二是經濟學家會說是干預市場、阻礙經濟增長。回顧近15年，自由學派的政策論述一錯再錯，2009年200名經濟學家發公開信給奧巴馬總統反對刺激經濟計劃；2010年有經濟學家向聯儲局發信，表示量化寬鬆將推高通脹；2014年3月逾500名經濟學家發公開信，反對增加最低工資，認為會減少50萬個就業機會，拖慢經濟增長。但實際上美國失業率持續下滑，現已接近全民就業，通脹似有若無，經濟穩步增長。2014年8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18位諾貝爾得獎經濟學家大會，問：「為什麼經濟科學在過去幾年如此糟糕，經濟理論出錯還是我們信錯了人？」
第三是中小企業反對，因為會推高其他基層工種的工資。此時，正是年輕泛民議員在泛民局長領導下，實習如何與商界在稅費、政策（基層勞動者收入上升也會增加消費，有利中小企營業額）等各個方面討價還價，尋找妥協的平台。這類政治歷練可以使他們更務實、有遠見。
註："Six ways a coalition would be a winning combination for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Dec. 2016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許劍昭]
社評說得好：「泛民應當將民主與民生問題切割，特區政府則應積極爭取民主派人士加入政府，參與民生政策制訂，提升管治質素。」
關鍵是政策中能否妥協
要實現中間派泛民加入政府，除了考慮人選，另一個關鍵點是各方在公共政策的討價還價中能否有理有節，達成妥協。本文探討貧富懸殊的政治考慮、政策論點，期盼找出一個可行方案，讓泛民人士加入勞工及福利局。
貧富階級差距闊大，是資本主義市場優勝劣敗、激勵追求財富的本質造成的自然結果。然而，當貧富差距過分闊大（貧富懸殊），社會不安，政府必須處理。方法之一是確保基層工人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遺憾的是在1990年代，港府推行公營部門改革，收縮公務員隊伍，外判清潔工作。
由於清倒垃圾的工作，是社會中最卑微的，其工資具有指標作用。在欠缺工會組織、最低工資情况下，外判的結果是工資20年來幾乎原地踏步，連累其他基層崗位工資也停滯不前，貧富差距自然擴闊。
在歐美，外判公共服務的同時，既無工會組織又缺最低工資，是匪夷所思。西歐約380萬清潔工人在本國有工會外，更有跨國聯盟「UNI Europa」代表他們與僱主討價還價，其工資通常高於法定下限，例如英國平均時薪是7.66英鎊（法定最低7.5鎊）。
新加坡清潔工人沒有強勢工會，但政府留意到工資呆滯不前，在2014年果斷規定每月至少1000坡元，繼而宣布工資從2017年起分3年增加200坡元，2020年後每年增加至少3%，並有兩周工資作為年終花紅。
為何新加坡着力提升清潔工人工資？
為什麼當香港忙於爭論普選，擱置扶貧、養老於一旁時，跟我們同樣強調自由市場的新加坡，這麼着力提升清潔工人工資呢？
因為清道夫的工資有獨特的政治意義，它代表那些毫無工作技能但不願接受福利救濟、寧願艱苦工作的人的勞動價值。我們每天在城市內來來往往，無可避免總會瞥見從身邊擦過的清潔工人。他們辛勤清理街道、洗淨廁所，節日後高效率地恢復用地原貌，但如果收入僅足餬口，生活悲涼，許多人或多或少總會對政府有點不滿。這些情緒會衍化成對政府的反感，再加上反智思維，年輕人容易變得仇富、激進、反政府。
倘若羅致光或李華明出任勞福局長、王國興擔任副局長（純屬假設），必會合作提高工資、規定標準工時。一個可行的建議是規定外判清潔工資，與「第一標準薪級表」掛鈎（2016/17年度最低等級12,115元的平均時薪約為60元）。
這樣做會面對至少3個反對理由。第一是政府支出增加。參考2017/18年度財政預算案，環境衛生及有關服務（例如食肆牌照）開支共36.73億元，如果單是清潔是36億元，掛鈎後上升80%，亦只增加29億元，相對每年財政盈餘微不足道，但政治得益巨大。
第二是經濟學家會說是干預市場、阻礙經濟增長。回顧近15年，自由學派的政策論述一錯再錯，2009年200名經濟學家發公開信給奧巴馬總統反對刺激經濟計劃；2010年有經濟學家向聯儲局發信，表示量化寬鬆將推高通脹；2014年3月逾500名經濟學家發公開信，反對增加最低工資，認為會減少50萬個就業機會，拖慢經濟增長。但實際上美國失業率持續下滑，現已接近全民就業，通脹似有若無，經濟穩步增長。2014年8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18位諾貝爾得獎經濟學家大會，問：「為什麼經濟科學在過去幾年如此糟糕，經濟理論出錯還是我們信錯了人？」
第三是中小企業反對，因為會推高其他基層工種的工資。此時，正是年輕泛民議員在泛民局長領導下，實習如何與商界在稅費、政策（基層勞動者收入上升也會增加消費，有利中小企營業額）等各個方面討價還價，尋找妥協的平台。這類政治歷練可以使他們更務實、有遠見。
註："Six ways a coalition would be a winning combination for Hong Ko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Dec. 2016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許劍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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