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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吳克儉局長最近舉例，謂加拿大Manitoba（緬省）在1999年取消了類似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評估工具，學生表現因而跌至全國最差。
在加拿大，要找跟香港TSA類似的「系統性評估」，應是由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負責的Pan-Canadian Assessment Program（PCAP）。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曾研究各地的「全國性系統評估」，發表的資料摘要（下稱「摘要」）亦以PCAP為代表。該試3年一次，隨機抽選學生進行，是個低風險測試。
據我所知，緬省參與了所有年份的PCAP（2007、2010、2013、2016），從沒間斷過，未知吳局長所指緬省取消了的是哪個試？
身兼檢討TSA委員會成員的中大侯傑泰教授曾謂：「美國（的TSA夑CA(基本能力評估)）會貼出評估成績，令很多學校困擾，壓力比香港大千倍。」那又是什麼一回事？
在美國（也按摘要），可與香港TSA相類比的，應是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NAEP）。該試是全國性系統評估，始自1969年，也是抽樣進行。NAEP地位崇高，但從不報告個別學校或學生的成績，實行了近半世紀，並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也沒聽過該試引發操練壓力。
早前侯教授再發文，大家才知道，原來他所指的（同時又謂葉建源不懂的），並非NAEP，而是在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法例下美國各州自行舉辦的統一測試。
美國各州本無統一課程考試。2001年通過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法例，原意是幫助較弱學生達到一定學業水平，卻演變成一種「測考問責制」（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法例下各州必須對指定年級學生進行統一測試，並公布個別學校的成績。
然而，各州的考試內容仍不相同，達標分數不一，但新制度把個別學生的分數連繫到學校甚至老師身上，學生成績不好，可辭退個別教師、關掉學校，故有說這是「懲罰性的測考問責」（punitive 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NCLB本稱要全國學校在2014年全達標，但證實做不到。2015年通過ESSA，是NCLB的延續，只是給各州政府多一點彈性和時間。
侯教授並沒有指出這種「測考問責制」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分化。美國學校的確想出多種辦法「改善」成績：操練學生、大量家課、因考施教、減教非測考科目、借故不收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老師「通水」作弊等。不少家長也不滿，認為測試扭曲學習本質和妨礙子女正常成長，又無助改善教學，故發起罷考運動。
與香港TSA夑CA理念不符
回看香港的TSA，侯教授的說法有兩大問題。
一、香港的TSA原意只在於追蹤學生的整體表現，並無打算用成績評估作工具對學校施壓（雖然的確有官員這樣做）。侯教授不選擇NAEP而談ESSA（或NCLB）下的懲罰性考試，並稱之為各省自行舉辦的「TSA」，這類比是否恰當？
二、或許有人認為美國的教育過分鬆散、教師不濟學生懶惰，因此得用方法修整鞭策。但請明白NCLB下的考試，目的已超越了「系統性評估」，而是耍手段要學校加強成績表現。近年我們嘗過了TSA操練異化的苦頭，還希望TSA夑CA變成美國的NCLB或ESSA嗎？再者，就算今天當局改變了想法，要跟從美國的做法，是否也應該先清楚交代，讓公眾討論？
香港的具體情况
相信大部分人會同意，香港的課程統一，學生成績不錯，國際成績比較中經常佔優，學校的成績壓力不是太輕而是太重，測考功課不是過少而是過多，競爭不是過弱而是過劇，教師太辛勞而不是懶閒；學生如果成績不好，香港教師會慚愧自責。我們還需要多一個試，加強個別學校的成績問責嗎？
香港學校收生，基本上已是成績為先，而非歐美般的按居住地區入學。已當上band 1學校的，要它們貼出學生成績、支持成績問責，當然容易；但社會上總有收band 2和band 3學生的學校，要貼出他們的成績、用成績進行「學校間比較」，真會提升成績、消滅「落後」的學校嗎？
社會心理學家Donald Campbell曾說：「愈多使用量化指標來制訂社會決策，就愈容易令這些量化指標腐化，同時也就愈容易曲解和破壞原本該指標所要關注的事物。」（The more any quantitative social indicator is used for social decision-making, the more subject it will be to corruption pressures and the more apt it will be to distort and corrupt the social processes it is intended to monitor. ）TSA原初以為是「基本能力」的忠實指標，卻被扭曲引發操練，結果它測量的再不是「基本能力」了。以為有了數據就有政策依歸者，請勿忘Campbell定律。
作者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前講師、退休中學校長
[龐永欣]
在加拿大，要找跟香港TSA類似的「系統性評估」，應是由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負責的Pan-Canadian Assessment Program（PCAP）。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曾研究各地的「全國性系統評估」，發表的資料摘要（下稱「摘要」）亦以PCAP為代表。該試3年一次，隨機抽選學生進行，是個低風險測試。
據我所知，緬省參與了所有年份的PCAP（2007、2010、2013、2016），從沒間斷過，未知吳局長所指緬省取消了的是哪個試？
身兼檢討TSA委員會成員的中大侯傑泰教授曾謂：「美國（的TSA夑CA(基本能力評估)）會貼出評估成績，令很多學校困擾，壓力比香港大千倍。」那又是什麼一回事？
在美國（也按摘要），可與香港TSA相類比的，應是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NAEP）。該試是全國性系統評估，始自1969年，也是抽樣進行。NAEP地位崇高，但從不報告個別學校或學生的成績，實行了近半世紀，並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也沒聽過該試引發操練壓力。
早前侯教授再發文，大家才知道，原來他所指的（同時又謂葉建源不懂的），並非NAEP，而是在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ESSA）法例下美國各州自行舉辦的統一測試。
美國各州本無統一課程考試。2001年通過No Child Left Behind Act（NCLB）法例，原意是幫助較弱學生達到一定學業水平，卻演變成一種「測考問責制」（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法例下各州必須對指定年級學生進行統一測試，並公布個別學校的成績。
然而，各州的考試內容仍不相同，達標分數不一，但新制度把個別學生的分數連繫到學校甚至老師身上，學生成績不好，可辭退個別教師、關掉學校，故有說這是「懲罰性的測考問責」（punitive 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NCLB本稱要全國學校在2014年全達標，但證實做不到。2015年通過ESSA，是NCLB的延續，只是給各州政府多一點彈性和時間。
侯教授並沒有指出這種「測考問責制」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分化。美國學校的確想出多種辦法「改善」成績：操練學生、大量家課、因考施教、減教非測考科目、借故不收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老師「通水」作弊等。不少家長也不滿，認為測試扭曲學習本質和妨礙子女正常成長，又無助改善教學，故發起罷考運動。
與香港TSA夑CA理念不符
回看香港的TSA，侯教授的說法有兩大問題。
一、香港的TSA原意只在於追蹤學生的整體表現，並無打算用成績評估作工具對學校施壓（雖然的確有官員這樣做）。侯教授不選擇NAEP而談ESSA（或NCLB）下的懲罰性考試，並稱之為各省自行舉辦的「TSA」，這類比是否恰當？
二、或許有人認為美國的教育過分鬆散、教師不濟學生懶惰，因此得用方法修整鞭策。但請明白NCLB下的考試，目的已超越了「系統性評估」，而是耍手段要學校加強成績表現。近年我們嘗過了TSA操練異化的苦頭，還希望TSA夑CA變成美國的NCLB或ESSA嗎？再者，就算今天當局改變了想法，要跟從美國的做法，是否也應該先清楚交代，讓公眾討論？
香港的具體情况
相信大部分人會同意，香港的課程統一，學生成績不錯，國際成績比較中經常佔優，學校的成績壓力不是太輕而是太重，測考功課不是過少而是過多，競爭不是過弱而是過劇，教師太辛勞而不是懶閒；學生如果成績不好，香港教師會慚愧自責。我們還需要多一個試，加強個別學校的成績問責嗎？
香港學校收生，基本上已是成績為先，而非歐美般的按居住地區入學。已當上band 1學校的，要它們貼出學生成績、支持成績問責，當然容易；但社會上總有收band 2和band 3學生的學校，要貼出他們的成績、用成績進行「學校間比較」，真會提升成績、消滅「落後」的學校嗎？
社會心理學家Donald Campbell曾說：「愈多使用量化指標來制訂社會決策，就愈容易令這些量化指標腐化，同時也就愈容易曲解和破壞原本該指標所要關注的事物。」（The more any quantitative social indicator is used for social decision-making, the more subject it will be to corruption pressures and the more apt it will be to distort and corrupt the social processes it is intended to monitor. ）TSA原初以為是「基本能力」的忠實指標，卻被扭曲引發操練，結果它測量的再不是「基本能力」了。以為有了數據就有政策依歸者，請勿忘Campbell定律。
作者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前講師、退休中學校長
[龐永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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