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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社評】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當選之後，她怎樣體待和處理與中聯辦之間的關係，備受關注。就這個敏感議題，林鄭回答記者提問時，顯得小心翼翼，雖然語意有點含混，惟期望內部事務由她和特區政府處理的信息，十分明確。林鄭月娥統率的新一屆政府，需嚴守內部事務自行管理的底線，中聯辦則勿再踰越分際，與香港內部事務清晰切割，讓特區政府有機會理順和重塑正常管治模式。
當年提供協助未干預
今日介入港務翻雲雨
中央和特區互動情况，決定了「高度自治」的高度。鄧小平主導制定的對港特殊方針政策，有一個前提，就是認同內地的一套，不能施之於香港，因此回歸之時，中央除了三令五申不得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還設置機制，包括由港澳辦把關，控制內地人員來港等，主要為避免香港受到內地影響，損害了高度自治。是時也，中聯辦在港甚為低調，相關官員在公開場合遇到記者提問，都耍手擰頭，不置一詞；當時中聯辦主任是誰，許多人都說不出來。這是中聯辦嚴守分際，與香港內部事務絕然切割的日子。
中央具體介入香港事務，始於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香港回歸之初，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爆破，然後SARS來襲，一度變為死城，經濟雪崩式下塌；SARS疫潮之後，中央推出例如大型國企來港上市、自由行等政策措施，協助香港經濟復蘇，起到立竿見影效果。當時，中央協助香港渡過難關，同時嚴守分際、並未涉及內部事務的做法，得到普遍肯定和讚揚，是時也，民調結果顯示，市民認同中央政府的程度，較認同特區政府更高。這是事實。
SARS一役之後，在「不干預，有所作為」方針之下，中聯辦工作重點調整為對香港事務有所作為，當時認為這是出於好意，不過，這樣的介入宛如打開了對港權力的「潘朶拉盒子」，「有所作為」是否構成干預，是否偏離了「高度自治」，不再是首要顧慮。於是在立法會選舉，中聯辦操盤，除了民建聯、工聯會等嫡系部隊，其他建制派參選人要在地區直選奪得議席，須向中聯辦爭取配票，是公開秘密。
中聯辦本來在分派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政治權力職位，已經發揮重要影響，加上在立法會選舉有翻雲覆雨之力，中聯辦成為建制派權力主要來源，於是一些人向權力靠攏、依附以至獻媚求寵，成為建制陣營生態。這些年，立法會一些議案，建制派議員等候中聯辦「吹雞」或指示投票，也是公開秘密；個別議員甚至以此為榮，因為這是顯示聽話交差，將可以確保既得權力和利益；其餘有意藉此倖進之輩，爭相效尤以取得照顧，就可以「理解」了。
粗略回顧政治生態嬗變，只是指出中聯辦逐步介入內部事務，特別是藉着政治權力分派，塑造建制陣營政治文化，起着主導作用。因此，林鄭月娥雖然說在立法會「箍票」，應由司局長和特首推動，「毋須中聯辦的朋友操心」云云，只是建制派議員認同她的說法之餘，即時潑冷水。有說「只是良好意願」；有說「林太要明白政治現實」，質疑單靠政府與政黨「講數」是否有足夠能力，認為政府沒有利益可與建制派交換。即是建制派議員認為林鄭所說「自行箍票」，說易行難。
事實上，審視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發展，中央方針政策與利益交纏，極其複雜。不過，審視事態演變之性質，實際上存在「主動和被動」兩種情况。中聯辦的「干預」，有主動政策使然，也有其他人靠攏依附的被動成分；特區政府之「被干預」，有主動要求協助，也有中聯辦主動介入的被動成分。這兩種成分，實質是中聯辦踰越分際、特區政府未嚴守高度自治底線的結果。
「一國兩制」本質上是矛盾統一的辯證與實踐，只有堅守分際、嚴遵局限，則資本主義的香港，才可以在社會主義的國家相依共存；回歸快將20年了，本應清晰的分際模糊了，局限被罔顧，於是才有現在內地與本港的扞格、不調和景况。熟悉香港政治生態的人都知道，目前的狀况持續下去，立法會議事與運作不會改變，整體管治困局無法突破，可以預見無止境的內耗空轉，將會持續下去。事態說明：「不干預、有所作為」執行逾10年，香港政局每况愈下，因此，設若真的為香港好，這個方針必須改變。
政府不應主動求助
建制派勿自我閹割
現在，主動干預和被動干預已經糾纏不清了。林鄭月娥統率特區政府，從主觀條件與客觀因素審視，不容易頂住干預，只能期望他們挺直腰板，起碼不再主動要求中聯辦「箍票」，憑政策和游說贏取立法會支持；另外，建制派議員勿再事事以中聯辦馬首是瞻，需要指出：自行閹割「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雖然獲得私利，但是會成為香港的歷史罪人。至於中聯辦，除了不再主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對於主動靠攏依附的立法會議員，應該拒諸門外，即是拒絕被動干預。只要各方面做到不主動、不被動和不邀請干預，則香港的管治倫理將有機會逐步理順，從而建立互信，突破困局。
歡迎回應 editorial@mingpao.com
當年提供協助未干預
今日介入港務翻雲雨
中央和特區互動情况，決定了「高度自治」的高度。鄧小平主導制定的對港特殊方針政策，有一個前提，就是認同內地的一套，不能施之於香港，因此回歸之時，中央除了三令五申不得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還設置機制，包括由港澳辦把關，控制內地人員來港等，主要為避免香港受到內地影響，損害了高度自治。是時也，中聯辦在港甚為低調，相關官員在公開場合遇到記者提問，都耍手擰頭，不置一詞；當時中聯辦主任是誰，許多人都說不出來。這是中聯辦嚴守分際，與香港內部事務絕然切割的日子。
中央具體介入香港事務，始於2003年《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香港回歸之初，歷經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爆破，然後SARS來襲，一度變為死城，經濟雪崩式下塌；SARS疫潮之後，中央推出例如大型國企來港上市、自由行等政策措施，協助香港經濟復蘇，起到立竿見影效果。當時，中央協助香港渡過難關，同時嚴守分際、並未涉及內部事務的做法，得到普遍肯定和讚揚，是時也，民調結果顯示，市民認同中央政府的程度，較認同特區政府更高。這是事實。
SARS一役之後，在「不干預，有所作為」方針之下，中聯辦工作重點調整為對香港事務有所作為，當時認為這是出於好意，不過，這樣的介入宛如打開了對港權力的「潘朶拉盒子」，「有所作為」是否構成干預，是否偏離了「高度自治」，不再是首要顧慮。於是在立法會選舉，中聯辦操盤，除了民建聯、工聯會等嫡系部隊，其他建制派參選人要在地區直選奪得議席，須向中聯辦爭取配票，是公開秘密。
中聯辦本來在分派港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政治權力職位，已經發揮重要影響，加上在立法會選舉有翻雲覆雨之力，中聯辦成為建制派權力主要來源，於是一些人向權力靠攏、依附以至獻媚求寵，成為建制陣營生態。這些年，立法會一些議案，建制派議員等候中聯辦「吹雞」或指示投票，也是公開秘密；個別議員甚至以此為榮，因為這是顯示聽話交差，將可以確保既得權力和利益；其餘有意藉此倖進之輩，爭相效尤以取得照顧，就可以「理解」了。
粗略回顧政治生態嬗變，只是指出中聯辦逐步介入內部事務，特別是藉着政治權力分派，塑造建制陣營政治文化，起着主導作用。因此，林鄭月娥雖然說在立法會「箍票」，應由司局長和特首推動，「毋須中聯辦的朋友操心」云云，只是建制派議員認同她的說法之餘，即時潑冷水。有說「只是良好意願」；有說「林太要明白政治現實」，質疑單靠政府與政黨「講數」是否有足夠能力，認為政府沒有利益可與建制派交換。即是建制派議員認為林鄭所說「自行箍票」，說易行難。
事實上，審視中聯辦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發展，中央方針政策與利益交纏，極其複雜。不過，審視事態演變之性質，實際上存在「主動和被動」兩種情况。中聯辦的「干預」，有主動政策使然，也有其他人靠攏依附的被動成分；特區政府之「被干預」，有主動要求協助，也有中聯辦主動介入的被動成分。這兩種成分，實質是中聯辦踰越分際、特區政府未嚴守高度自治底線的結果。
「一國兩制」本質上是矛盾統一的辯證與實踐，只有堅守分際、嚴遵局限，則資本主義的香港，才可以在社會主義的國家相依共存；回歸快將20年了，本應清晰的分際模糊了，局限被罔顧，於是才有現在內地與本港的扞格、不調和景况。熟悉香港政治生態的人都知道，目前的狀况持續下去，立法會議事與運作不會改變，整體管治困局無法突破，可以預見無止境的內耗空轉，將會持續下去。事態說明：「不干預、有所作為」執行逾10年，香港政局每况愈下，因此，設若真的為香港好，這個方針必須改變。
政府不應主動求助
建制派勿自我閹割
現在，主動干預和被動干預已經糾纏不清了。林鄭月娥統率特區政府，從主觀條件與客觀因素審視，不容易頂住干預，只能期望他們挺直腰板，起碼不再主動要求中聯辦「箍票」，憑政策和游說贏取立法會支持；另外，建制派議員勿再事事以中聯辦馬首是瞻，需要指出：自行閹割「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雖然獲得私利，但是會成為香港的歷史罪人。至於中聯辦，除了不再主動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對於主動靠攏依附的立法會議員，應該拒諸門外，即是拒絕被動干預。只要各方面做到不主動、不被動和不邀請干預，則香港的管治倫理將有機會逐步理順，從而建立互信，突破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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