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文章】新一屆立法會任期開始已歷兩周，宣誓風波仍繼續發酵，情况固然令人擔憂，但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這些不正常的現象是難以長久的。更何况，各方在這風波中也同時在失分失血，已沒有一方是純粹的得益者，所以其實不存在持續下去的理由。如今之計是如何令大眾重新放眼未來，為香港尋找轉機與新出路。
獅子山精神的消亡
近年來，香港政治與社會問題頻生，其中一個最深層的原因是港人喪失了一直以來賴以支持其自我實現的意識形態——以「獅子山精神」為代表的香港主流意識形態走向衰落與消亡，可是新的意識形態卻尚未形成，導致港人在精神面上的空虛與迷失，以及社會的空轉與亂局。
這種以「獅子山精神」為代表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帶有明顯的經濟意味的，其背後的價值基本上可概括為機會平等與自由放任——人們認同自由放任主義，認為在這體系之下個人的發展與上流機會相對平等，這與港英時代後期，香港經濟起飛、個人自由得到保障、社會機會處處，機會大致上平等，加上公共服務配合得宜，令經濟效率與社會公義之間並未產生太大的矛盾的社會經濟環境有着明顯關係。
又或者說，「獅子山精神」可以理解為港人面對社會公義與經濟效率的矛盾的一種折衷方法，其心態與情况與對美國社會發展有明顯的推動作用的清教徒（Puritan）精神十分相似：清教徒信仰中有一種「天職觀」，此種觀念意即每個人必須努力工作；只有通過勤勞致富，在本職工作取得成功，才可獲得上帝的恩寵。此種天職觀隱藏着清教主義與殘酷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為取得上帝選民的資格，清教徒須辛勤工作，取得職業上的成功。如果撇除了宗教元素，這實際上與「獅子山精神」無異，是以往維持香港的經濟發展與繁榮穩定的一股強大力量。
只可惜，後來全球經濟環境轉變，港人上流機會減少，經濟性深層次矛盾逐漸浮現，令現在香港的情况就如同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美國歷史上的「鍍金時代」——由於自由放任市場經濟階段的政府的不作為，導致壟斷企業的出現，形成了壟斷資本主義，貧富懸殊嚴重，令很多社會問題被激化了。這時期美國普羅大眾的精神面的衰頹，可以說與目前港人如出一轍：壟斷資本的形成使個人失去經濟自由，使其發展受到限制，使個人通過努力得到救贖的願望難以實現。人們的物質追求和精神世界發生嚴重對立，清教信徒出現嚴重的信仰危機。正如美國政治學家梅里亞姆（Charles Edward Merriam）所說：「在這新的和陌生的社會力量中，自由和平等應作何解釋？在一個史無前例的環境中，政治和社會正義的概念應該是什麼？人們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說穿了，問題的癥結就是經濟活動高度複雜化，但社會和政治秩序依然原始落後，導致自由與平等理想的落空，政治和社會公義無法得到彰顯，使人們出現「物質追求和精神世界發生嚴重對立」。
由獅子山精神到社會公義
香港情况的特殊性亦令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正視：如上文所言，以前香港經濟欣欣向榮，個人機會平等，市民因而對社會公義不以為然，轉而追求民主，而六四事件亦加強了這傾向，同時令爭取民主變成與中央的博弈與對抗。此外，自2003年起，香港社會日趨政治化，政治及經濟分頭發展，經濟議題長期退居二線，後來即使經濟環境逆轉，社會與中央依舊在民主問題上角力，令經濟性矛盾多年被忽視。
當然，問題沒有被正視並不代表不存在，就在民主回歸派躊躇滿志地準備佔中的時候，年輕人及不少市民已在長期的民主追求上清醒過來，直接令佔中流產並轉化成佔領運動，導致民主回歸派（政治）失勢，本土及民粹主義（身分認同及經濟分配）抬頭。到後來立法會選舉，朱凱廸、劉小麗及羅冠聰等人參選及當選，重新喚起了市民對社會公義的關注與盼望，令人們意識到社會公義才是當前香港的最關鍵問題。再者，朱凱廸等人的「民主自決」主張實質上亦表明了民主是達成社會公義的手段，這賦予香港民主新的及更具體的含意，一定程度打破以往泛民把民主工具化及意識形態化的局面。
主流中間進步力量的建立
由此可見，基於香港目前的社會狀况，社會公義可能已變得比民主發展更為重要——「只有在被認為是正義的社會系統下，社會合作、政治正當性、政權合法性及政治效忠才能有真正基礎」——筆者隨便在「維基百科」上找到說明社會公義的重要性的一句話，好像已道出香港管治問題的癥結：由於社會公義無法得到彰顯，才導致民粹、本土、港獨抬頭，議會內拉布及對抗政治不斷；早前爆發的橫洲事件之所以引起軒然大波，也是由於「官商鄉黑勾結」（霸權）違背了社會公義的原則。可見這種以社會公義為核心的左翼（經濟上）思潮，已開始成為香港一種新的主流意識形態，有凌駕支持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右翼意識形態之勢，長遠有望成為香港新的核心價值。
相信大家最關注的，是在社會上出現爭取社會公義的共識與呼聲，並有望成為香港新的意識形態和核心價值的時候，可以構建出一個怎樣的政局及未來。
首先，最能代表社會公義的中間偏左板塊（大致上是西方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板塊），由於本來代表這政治意識形態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長期從事抗爭、拉布，而沒有好好經營的關係，所以一直呈現真空。根據朱凱廸等左翼本土的政治取向，他們要進佔並經營這中間偏左板塊，可謂予攜予取，毫無難度。只不過，其他一眾政黨會默許所有有關社會公義的議題和訴求，全都成為朱凱廸等人的囊中物和專屬品嗎？這是不可能的。
因此可以預期，隨着社會公義成為大眾共識和人心所向，這中間偏左板塊亦將成為兵家必爭之地，一眾尚待革新的政治力量亦將會朝這方向改革，建立促進社會公義的理念及論述。這樣的話將慢慢產生一種跨黨派的向心力和動力，屆時將有望打破目前過時且失效的政治分野，並且形成一種新的主流中間進步力量，以社會公義這一新旗幟新形式促成「中間大、兩邊小」的新中間政治格局，以抗衡將來可能出現的更激進的左翼民粹，以及以本土身分認同為優先的右翼本土和港獨分子。
如果政府能夠配合這政治大氣候的轉變，將其經濟政策適當地向左調整及以重視社會公義作為其施政方針的話，這樣便將形成大眾、議會、政府三方面皆以社會公義作為其追逐目標的局面，足以成為香港恢復團結穩定的基礎。而經濟政策的轉向亦有望令政局從目前政治化，逐步向經濟民生化轉移，解決在該方面積壓已久的問題，防止社會進一步民粹化，使香港重新恢復主動性，主導未來30年發展。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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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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