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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1989年4月逝世的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北京各大學學生的反官倒、反貪腐示威，進而演變成為要求民主的大規模群眾運動。5月15日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華，被認為是開明派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被大批示威學生包圍的人民大會堂會見戈爾巴喬夫，在會面中趙紫陽透露了雖然鄧小平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中已從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退下，但重大決定仍然是自稱為「普通黨員」的鄧小平說了算的機密。
在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參與北京示威的已不單是學生；單位及企業幹部、工廠工人以至一般普通市民，甚至官方媒體的幹部都參與了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3天後，被認為是強硬派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引發北京百萬人上街，香港也超過60萬人上街高呼「李鵬下台」。
當時香港市民突然間從幾十年的政治冷感中覺醒，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群眾上街而鼓舞雀躍，幾乎所有中文報章都樂觀地相信中共會很快決定順應民情罷免李鵬。當時在這一片短暫雀躍的民情與輿情中，唯一提出另類觀點的是英文《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在趙紫陽會見了戈爾巴喬夫後，便已在報道中指出開明的趙紫陽遇上了麻煩。
事實上，在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後一天，20萬學生繼續在天安門聚集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在鄧小平主導下已在鄧小平的住所悄悄召開，會中趙紫陽遭受了嚴厲的批評，會議同時決定了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趙紫陽也被迫在會後辭職。接着趙紫陽的命運怎樣，已是歷史。
香港的悲劇 是不嘗試了解中國和中共
香港殖民地時代，從與內地完全隔絕到片面接觸，一直到香港主權回歸，大多數香港人仍然是不了解中國國情、不了解中國共產黨。長期單一接受西方媒體提供的資訊、習慣了西方民主社會思維的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民情輿情是最重要的，當權執政者必須順民情輿情而行。
香港的悲劇，便是不了解中國、不了解共產黨，也不嘗試去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因而，很多時候香港市民會被誤導，以為只要有足夠強烈的民意，而且堅持這種民意，在影響香港的事務上北京政府便必須參考香港民情作決定。但事實一再證明，這只是一些人想當然的美麗誤會，或另一些人故意惡意誤導市民、引領市民走上與中央政府對抗道路的伎倆。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從開始到趙紫陽的下台，都反映了民情與輿情在共產黨的決策中，並不是考慮的重點。
在很快便要揭開帷幔的特首選舉，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對政治熱情的年輕人，往往便如同在1989年很多剛政治覺醒的香港人一樣，有着即使是最極權政權也得順應民情的主觀願望。然而，事實是歷史已多次證明，任何不需要在大選中向選民負責的政權，每當觸及到政權的核心利益、或危及政權的正當性時，民情並不是不民主政權決策時要考慮的因素。
在1989年，電視鏡頭前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說的一番話，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損害了政權的正當性。在今天對共產黨有了更多認識的人們事後孔明去看當時那段歷史，都會同意趙紫陽被迫辭職下台是必然的結果。即使不願意相信趙紫陽被拉下台的必然性，也不會再如同很多人在1989年時般一時幼稚地相信李鵬會因一時群情洶湧而被罷免。
港人須頭腦清醒 防止思維錯誤
1989年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政治上的全民參與，犯了集體政治幼稚病的錯誤，一點也不奇怪。27年過去了，面對根本政治強硬與1989年時並沒有兩樣的北京政府，事實證明在去年的政改問題上，泛民犯上了意圖挾持民意脅迫中央政府的根本錯誤。在即將開始的特首選舉中，香港市民必須頭腦清醒，有必要對北京政府有基本正確的認識，防止思維上的錯誤。
這些思維上的錯誤包括：
（1）認為北京為了增加當選特首的認受性，而希望2017年特首選舉是一次有競爭的選舉，因而若反對派不參與競爭，北京政府會開放讓多於一名建制派候選人參與，來一次有競爭的選舉。
（2）假設現任特首必然參選連任，而將梁振英的低民望作為北京政府讓其他建制派候選人參選與他競爭的立論基礎。
（3）認為只要香港人展示足夠決心，北京便不會逆香港民意而行。
這些我認為的錯誤解讀，均基於有這些解讀的人於對北京政府怎樣看待民意在判斷上的錯誤。
反對北京「欽點」特首的人與反對梁振英連任的人均強迫自己相信：北京會為了爭取香港市民對選出的特首的認受性而會搞一場有競爭的特首選舉。這是一個錯誤。對北京來說，目前香港的困境，並不在於滿足不了民意；事實上北京非常清楚，在小圈子選舉下，民意永遠不可能滿足得了。
在北京眼中，香港的困境是施政困難，而施政困難在於特首以至特區政府缺乏權威性；缺乏權威性特首與政府並非搞一場有競爭性但本質上仍然並非民主選舉的特首選舉便可以解決。看不出的是：有什麼理由北京要容許一次解決不了特首權威性問題但會引發建制派進一步撕裂的有競爭性選舉？
北京必從更宏觀主權角度考慮人選
在特首民望問題上，很多人都會同意，在不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特首，民望低是先天性使然的，並不會因為不讓梁振英連任、換一個人當特首或放兩個建制派候選人出來競爭上位便可以改變。這一點，相信北京政府是非常清楚的。
在自決、港獨與分離主義思潮在年輕人中氾濫的政治環境下，北京考慮的不單純是民望或民意，也不單純是香港本土社會的整體利益；北京必然也會從更宏觀的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和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的輕重平衡的角度考慮梁振英的繼任人選。
因此，北京是否讓梁振英競選連任，民望並不是北京主要的考慮。誰會是最適合取代梁振英的人選？這個人是否存在？這個人對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對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是否會比如梁振英般同樣好甚而比梁振英更好？這些問題才是北京主要的考慮。這些考慮都與民望與民意扯不上很大的關係。
「以我為主」思維悄悄主導對港政策
認識到小圈子選舉永遠不可能是民意的寵兒、在考慮照顧香港本土利益和堅定執行維護國家主權與統一政策的衝突與平衡中，民意並不是北京的考慮。特別是在北京眼中，所謂展示足夠決心與北京對着幹的民意，只是一部分人的民意。
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北京完全掌控，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祈望因北京會考慮民意而帶來實質改變，只是主觀願望。因而，反過來推論，若民意不是考慮因素，一切便得返回根本。這「根本」便是北京對香港該如何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她的一套解讀，那一套解讀與很多港人的理解可能不盡相同。在不同解讀下，北京要求的「根本」便是究竟特首是否會忠實執行按北京解讀有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相關政策。在北京眼中，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只會在特首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和體現。
這種北京「以我為主」的思維，悄悄地已在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中成為主導了北京對港政策的主導思想。民意已在一眾可能候選人默默等待北京祝福時，在不被察覺間被扔進沒有止盡、弄不出結果的口水戰痰盂中。
作者是執業律師
在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參與北京示威的已不單是學生；單位及企業幹部、工廠工人以至一般普通市民，甚至官方媒體的幹部都參與了這場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3天後，被認為是強硬派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引發北京百萬人上街，香港也超過60萬人上街高呼「李鵬下台」。
當時香港市民突然間從幾十年的政治冷感中覺醒，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群眾上街而鼓舞雀躍，幾乎所有中文報章都樂觀地相信中共會很快決定順應民情罷免李鵬。當時在這一片短暫雀躍的民情與輿情中，唯一提出另類觀點的是英文《南華早報》。南華早報在趙紫陽會見了戈爾巴喬夫後，便已在報道中指出開明的趙紫陽遇上了麻煩。
事實上，在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後一天，20萬學生繼續在天安門聚集的時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在鄧小平主導下已在鄧小平的住所悄悄召開，會中趙紫陽遭受了嚴厲的批評，會議同時決定了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趙紫陽也被迫在會後辭職。接着趙紫陽的命運怎樣，已是歷史。
香港的悲劇 是不嘗試了解中國和中共
香港殖民地時代，從與內地完全隔絕到片面接觸，一直到香港主權回歸，大多數香港人仍然是不了解中國國情、不了解中國共產黨。長期單一接受西方媒體提供的資訊、習慣了西方民主社會思維的人，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民情輿情是最重要的，當權執政者必須順民情輿情而行。
香港的悲劇，便是不了解中國、不了解共產黨，也不嘗試去了解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因而，很多時候香港市民會被誤導，以為只要有足夠強烈的民意，而且堅持這種民意，在影響香港的事務上北京政府便必須參考香港民情作決定。但事實一再證明，這只是一些人想當然的美麗誤會，或另一些人故意惡意誤導市民、引領市民走上與中央政府對抗道路的伎倆。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從開始到趙紫陽的下台，都反映了民情與輿情在共產黨的決策中，並不是考慮的重點。
在很快便要揭開帷幔的特首選舉，很多香港人，特別是對政治熱情的年輕人，往往便如同在1989年很多剛政治覺醒的香港人一樣，有着即使是最極權政權也得順應民情的主觀願望。然而，事實是歷史已多次證明，任何不需要在大選中向選民負責的政權，每當觸及到政權的核心利益、或危及政權的正當性時，民情並不是不民主政權決策時要考慮的因素。
在1989年，電視鏡頭前趙紫陽向戈爾巴喬夫說的一番話，泄露了黨和國家的機密、損害了政權的正當性。在今天對共產黨有了更多認識的人們事後孔明去看當時那段歷史，都會同意趙紫陽被迫辭職下台是必然的結果。即使不願意相信趙紫陽被拉下台的必然性，也不會再如同很多人在1989年時般一時幼稚地相信李鵬會因一時群情洶湧而被罷免。
港人須頭腦清醒 防止思維錯誤
1989年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政治上的全民參與，犯了集體政治幼稚病的錯誤，一點也不奇怪。27年過去了，面對根本政治強硬與1989年時並沒有兩樣的北京政府，事實證明在去年的政改問題上，泛民犯上了意圖挾持民意脅迫中央政府的根本錯誤。在即將開始的特首選舉中，香港市民必須頭腦清醒，有必要對北京政府有基本正確的認識，防止思維上的錯誤。
這些思維上的錯誤包括：
（1）認為北京為了增加當選特首的認受性，而希望2017年特首選舉是一次有競爭的選舉，因而若反對派不參與競爭，北京政府會開放讓多於一名建制派候選人參與，來一次有競爭的選舉。
（2）假設現任特首必然參選連任，而將梁振英的低民望作為北京政府讓其他建制派候選人參選與他競爭的立論基礎。
（3）認為只要香港人展示足夠決心，北京便不會逆香港民意而行。
這些我認為的錯誤解讀，均基於有這些解讀的人於對北京政府怎樣看待民意在判斷上的錯誤。
反對北京「欽點」特首的人與反對梁振英連任的人均強迫自己相信：北京會為了爭取香港市民對選出的特首的認受性而會搞一場有競爭的特首選舉。這是一個錯誤。對北京來說，目前香港的困境，並不在於滿足不了民意；事實上北京非常清楚，在小圈子選舉下，民意永遠不可能滿足得了。
在北京眼中，香港的困境是施政困難，而施政困難在於特首以至特區政府缺乏權威性；缺乏權威性特首與政府並非搞一場有競爭性但本質上仍然並非民主選舉的特首選舉便可以解決。看不出的是：有什麼理由北京要容許一次解決不了特首權威性問題但會引發建制派進一步撕裂的有競爭性選舉？
北京必從更宏觀主權角度考慮人選
在特首民望問題上，很多人都會同意，在不民主制度下產生的特首，民望低是先天性使然的，並不會因為不讓梁振英連任、換一個人當特首或放兩個建制派候選人出來競爭上位便可以改變。這一點，相信北京政府是非常清楚的。
在自決、港獨與分離主義思潮在年輕人中氾濫的政治環境下，北京考慮的不單純是民望或民意，也不單純是香港本土社會的整體利益；北京必然也會從更宏觀的國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和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的輕重平衡的角度考慮梁振英的繼任人選。
因此，北京是否讓梁振英競選連任，民望並不是北京主要的考慮。誰會是最適合取代梁振英的人選？這個人是否存在？這個人對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對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是否會比如梁振英般同樣好甚而比梁振英更好？這些問題才是北京主要的考慮。這些考慮都與民望與民意扯不上很大的關係。
「以我為主」思維悄悄主導對港政策
認識到小圈子選舉永遠不可能是民意的寵兒、在考慮照顧香港本土利益和堅定執行維護國家主權與統一政策的衝突與平衡中，民意並不是北京的考慮。特別是在北京眼中，所謂展示足夠決心與北京對着幹的民意，只是一部分人的民意。
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北京完全掌控，這一點相信沒有人會有異議；祈望因北京會考慮民意而帶來實質改變，只是主觀願望。因而，反過來推論，若民意不是考慮因素，一切便得返回根本。這「根本」便是北京對香港該如何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她的一套解讀，那一套解讀與很多港人的理解可能不盡相同。在不同解讀下，北京要求的「根本」便是究竟特首是否會忠實執行按北京解讀有關「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相關政策。在北京眼中，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只會在特首忠實執行北京對香港政策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和體現。
這種北京「以我為主」的思維，悄悄地已在即將舉行的特首選舉中成為主導了北京對港政策的主導思想。民意已在一眾可能候選人默默等待北京祝福時，在不被察覺間被扔進沒有止盡、弄不出結果的口水戰痰盂中。
作者是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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