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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有報道指某辦學團體推出教職員「行為守則」，當中較具爭議的，是指示教職員不應透過私人通訊平台，向學生及與工作有關持份者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信息，以免影響學生的獨立思考與判斷，也避免外界有不必要的誤解；教職員如有違反，最嚴重可被終止職務。
網絡上已流傳着「言論自由淪陷」、「辦學團體跪低」等絕望觀點，筆者認為教育界應該積極地參與討論，並嘗試從「言論自由」及「教育專業」的角度分析該限制。
限制個人言論自由須合乎比例
其實《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下稱《守則》）某程度上局限了教師的私生活與言論自由，包括：（2.1.3）應努力保持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努力維護專業的團結，和衷共濟；（2.1.10）不應從事有損專業形象的工作；（2.2.13）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保持客觀。
究其原意，是教師有其特殊的社會功能與地位，大眾期望教師能發掘學生潛能，學生擁有獨立人格而不是盲從某方觀點，所以上述限制合乎比例，為《基本法》當中有關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所容許的。
然而，該辦學團體的限制是否合乎比例？《教育條例》第84（1）條及《教育規例》第98（2）條均指出校方不能向學生鼓吹偏頗政治取態及立場。雖然該等條文源於殖民地時代「去政治化」教育及防止中共滲透的方針，但從教育專業角度考慮，以鼓吹手法使學生採納某政治立場確是有違教育倫理。可是，該限制是否可推廣至禁止教師「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信息」？《守則》有以下條文列明教師對公眾的義務：
（2.6.3）應以身作則履行公民的義務。
（2.6.6）應注意時事，關心社會問題，並致力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
（2.6.8）應把尊重人權的教育視為要務。
所以筆者認為「行為守則」有關條文是不合比例地限制教師使用私人通訊平台，亦即是基本法所賦予言論自由的權利。
應從根源處解決問題
有輿論認為雖然該限制範圍廣闊，但校方應會就不同個案的情况作出適當裁決，故該限制無大問題。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教師一旦被投訴，不單要痛苦地面對處理過程，更甚者教師無論課堂內外，凡涉及政治的議題，也必須處處提防，變相要求教師噤聲，曲線地干預其言論自由。
筆者明白辦學團體的憂慮，不希望外界誤解學校，避免學生被騷擾及影響學校日常教學。然而，《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已可守着不能傳達偏頗政治信息的底線，該辦學團體做法實在矯枉過正。筆者建議教育工作者從根源着手，透過紮實有效的教育，培養學生學會獨立思考與判斷，長遠更可改變社會的風氣，達至辦學團體的良好原意。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網絡上已流傳着「言論自由淪陷」、「辦學團體跪低」等絕望觀點，筆者認為教育界應該積極地參與討論，並嘗試從「言論自由」及「教育專業」的角度分析該限制。
限制個人言論自由須合乎比例
其實《香港教育專業守則》（下稱《守則》）某程度上局限了教師的私生活與言論自由，包括：（2.1.3）應努力保持教育專業的榮譽、尊嚴與情操，努力維護專業的團結，和衷共濟；（2.1.10）不應從事有損專業形象的工作；（2.2.13）與學生討論問題時應保持客觀。
究其原意，是教師有其特殊的社會功能與地位，大眾期望教師能發掘學生潛能，學生擁有獨立人格而不是盲從某方觀點，所以上述限制合乎比例，為《基本法》當中有關保障言論自由的條文所容許的。
然而，該辦學團體的限制是否合乎比例？《教育條例》第84（1）條及《教育規例》第98（2）條均指出校方不能向學生鼓吹偏頗政治取態及立場。雖然該等條文源於殖民地時代「去政治化」教育及防止中共滲透的方針，但從教育專業角度考慮，以鼓吹手法使學生採納某政治立場確是有違教育倫理。可是，該限制是否可推廣至禁止教師「發放涉及政治立場或取態的信息」？《守則》有以下條文列明教師對公眾的義務：
（2.6.3）應以身作則履行公民的義務。
（2.6.6）應注意時事，關心社會問題，並致力維護良好的社會風氣。
（2.6.8）應把尊重人權的教育視為要務。
所以筆者認為「行為守則」有關條文是不合比例地限制教師使用私人通訊平台，亦即是基本法所賦予言論自由的權利。
應從根源處解決問題
有輿論認為雖然該限制範圍廣闊，但校方應會就不同個案的情况作出適當裁決，故該限制無大問題。筆者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教師一旦被投訴，不單要痛苦地面對處理過程，更甚者教師無論課堂內外，凡涉及政治的議題，也必須處處提防，變相要求教師噤聲，曲線地干預其言論自由。
筆者明白辦學團體的憂慮，不希望外界誤解學校，避免學生被騷擾及影響學校日常教學。然而，《教育條例》及《教育規例》已可守着不能傳達偏頗政治信息的底線，該辦學團體做法實在矯枉過正。筆者建議教育工作者從根源着手，透過紮實有效的教育，培養學生學會獨立思考與判斷，長遠更可改變社會的風氣，達至辦學團體的良好原意。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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