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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在位70年的泰王普密蓬（Bhumibol Adulyadej，拉瑪九世）上周駕崩，泰國政府宣布舉國進入哀悼期，為期一年。拉瑪九世生前享有極高民望，素來獲得「國父」稱號，其「半神」身分亦賦予最高無上的權威，是泰國政治的定海神針。
泰國在1932年因軍方發動無血政變，讓國家正式從君主專制制度（absolutist monarchy）轉型成君主立憲制度（constitutional monarchy），權力從國王手上轉移到政府內閣和國會享有。縱觀國際其他君主立憲案例，這種現象並不罕見；然而，如果泰王實權被削弱，普密蓬怎麼過去能夠在關鍵時刻介入內政，作出一錘定音的決定？
法律手腕使王室變禁忌
泰王的王權大致由兩部分相輔相成建構出來︰一是借助法律的限制效果，另外是借助論述、文化和想像達成的構成效果。
雖然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憲法對泰王權力的制約不如外界想像中刻板。一方面，憲法指明國家主權由人民享有，國王需要透過國會、部長會議（即內閣），和司法機關彰顯權力；另一方面，憲法強調泰王地位必須被尊重且不能侵犯，任何人都不得指摘國王，亦不能推翻以他作為國家元首所代表的「民主」政府。縱使泰國1932年至今一共出現了20部憲法，但關於泰王的憲制地位幾乎一成不變。
由於憲法賦予泰王神聖不容侵犯的地位，凡挑戰泰王權威的行為，都很容易墮進泰國刑事法典第112條的法網，即「侮辱王室」罪。然而，憲法和刑事法並沒有清楚列明何謂「侮辱」王室，而且相關指控通常都不被公開，演繹空間十分廣泛，最高刑罰甚至高達判監15年。今年5月，一名社運人士的母親因為在社交媒體上對批評王室的信息中留下「I see」後，就被警方以「侮辱王室」罪名拘捕，案件目前仍在審訊階段。
「侮辱王室」罪具有十分強大的法律阻嚇力，讓一般百姓不敢輕易談及王室問題，以免面臨國家機器施予巨大刑責。政府動用法律手腕，突顯出王室與平民百姓之間有着不可踰越的鴻溝，使「王室」變成一個莊嚴的禁忌。
王室不止實體存在 更是符號象徵
「權威」不等於一般威嚇，王權除了透過法律刑罰展現出來，還有其他「正面」因素建立出王室的超然地位。其中一個例子，便是當地街頭佈滿泰王普密蓬或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的畫像及照片，相信各位曾經到訪泰國（或本地泰國餐廳）的讀者都不會感到陌生。推動這個尊王現象的最大助力，分別來自普密蓬、軍方和社會民間。對雙方而言，王室和國王都不止是一個實體存在，更是一堆符號和象徵。
尊王意識形態如果缺少了「國王」這個元素，根本沒辦法正常運作。普密蓬廣受百姓尊重，其個人因素功不可沒。他自接掌王位以後，緊緊依隨傳統印度教和佛教慣例習俗行事，以確保其神聖的一面。同一時間，泰王在重大危機之時往往直接介入衝突，盡顯其關愛人民的一面。普密蓬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迹，分別是他在1973年和1992年阻止軍方使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讓他「明君」的印象得以鞏固，亦奠定了普密蓬超然一切的道德價值觀，尤其是凌駕在一般政客之上。
泰國立憲以後，長時間受到軍方控制，但他們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派系的軍方歷來因為權力衝突或意識形態分歧發動政變，推翻當權派。政變固然是違憲，因此軍方領袖便尋求地位不容被質疑的國王介入。只要端出「清君側、靖國難」的旗號，政變便能獲得合法性。現任首相巴育（Prayut Chan-o-cha）在2014年發動政變令英祿看守政府倒台，事後仍是尋求泰王普密蓬「加持」擔任首相一職，可見這種做法直到今日仍然管用。
為了加強外界對王室的認受性，1960年代的軍事強人沙立（Sarit Thanarat）把普密蓬的生日改為國慶日，讓「國王」和「國家」的概念逐步一體化。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訪問學人Thongchai Winichakul指出，泰國的「超級尊王主義」（hyper-royalism）甚至把王室成員的能力刻意誇大，無論是體育、時裝設計、演藝、科研等事業都被說成超越常人，從而建構出一種近乎「神化」的超人力量（註1）。
社會愈動盪 平民愈需精神寄託
當然，民間社會與軍方對尊王思想的理解並非徹底一致。荷蘭研究機構Meertens Instituut高級研究員Irene Stengs在泰國觀察發現，當地社會強調「我愛泰王」的風氣一直存在，但自1980年代開始變到愈來愈明顯（註2），民間甚至突然重新興起對朱拉隆功的崇拜熱潮（註3）。Stengs和另一學者Peter Jackson認為，尊王現象某程度上遮蔽民間對社會失序及政治黯淡前景的恐懼，平民百姓於是尋求超自然力量「救贖心靈」（註4）。八九十年代開始，泰國政經秩序出現變化，經濟開放與政治貪腐問題同步發生，民間普遍不齒政客玩弄權術，因而催生出追求「正確價值觀」的動力。縱觀其他因素，泰王的神聖地位最能滿足這點。社會愈是動盪不穩，平民便愈需要泰王作為精神寄託。
非正式尊王聯盟仍活躍
不過，當民間社會和軍方發現自己的利益和穩定受到挑戰時，兩者還是會互相配合，祭出「尊王」旗幟裏應外合。2006年反首相他信的「黃衫軍」勢力主要支持者是傳統精英、退役軍人、保守派及中產階層。在他信主導的親農民、民粹主導的政策下，「黃衫軍」群組的政治及經濟命脈面臨的威脅最大。
站在軍方及王室立場，他信藉着民選首相的身分及號召力，屢次意圖削弱以泰王普密蓬為核心的「網絡君權」（network monarchy）制度，挑戰國王及樞密院權力主軸的認受性，危機一樣嚴重。在這個背景下，「尊王」既是民間對抗改變的圖騰，又是軍方尋求超越憲法以外的「法律」基礎。直到2014年巴育拘捕紅、黃衫軍領袖「恢復社會秩序」之前，這個非正式「尊王」聯盟關係仍然活躍。
尊王價值透過上述各個單位有意無意地建構及重構而成，然後通過日趨多元的大眾媒體廣泛流傳，不斷強化歷任泰王的豐功偉績（如拉瑪五世為泰國現代化，免於遭受被殖民的命運）、「泰王辛勤愛民」、「道德民主需王室扶持」等論述及想像，潛移默化，最終讓精英百姓都接受「王室凌駕一切」的想法。
尊王論述或遭打破
總括而言，泰國王權凌駕一般法律和政治，很大程度源於政治體制無法過渡到健全民主制度，所以認受性必須依賴國王地位來彌補此一不足。普密蓬身故，王位將由王儲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繼承。雖然目前王儲宣布延遲繼位，由樞密院院長（或主席）、軍方元老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暫以攝政身分處理政務，但哇集拉隆功最終還是會成為拉瑪十世。哇集拉隆功過去的生活一直遭人詬病，先後3次離婚，不理朝政大事，曝光率遠不及二公主詩琳通（Maha Chakri Sirindhorn），令人擔心他難以重燃泰國民眾的尊王意識，甚至質疑整套尊王論述；軍方的「尊王」口號也無法重奪過去的道德光環，可能被迫減少依賴「尊王」論述。此一缺口打開，「國王凌駕政治」的迷思便遭打破，政府要麼單靠法制手段束縛民心，要麼重構新的法理基礎，接受新秩序的降臨。
註1：Thongchai Winichakul, "Thailand's Hyper-royalism: Its past success and present predicament",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 7（2016）
註2：有學者認為1975年南北越統一開始，對偏向反共的泰國城市地區已經造成一定威脅，泰王的精神角色亦開始變得重要
註3：Irene Stengs, 2012, "Sacred Singularities: Crafting Royal Images in Present-day Thai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Craft, Vol. 5, Issue 1, pp. 51-68
註4：Peter A. Jackson, 1999, "Royal Spirits, Chinese Gods, and Magic Monks: Thailand's Boom-time Religions of Prosperity",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7, Issue 3, pp. 245-320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泰國在1932年因軍方發動無血政變，讓國家正式從君主專制制度（absolutist monarchy）轉型成君主立憲制度（constitutional monarchy），權力從國王手上轉移到政府內閣和國會享有。縱觀國際其他君主立憲案例，這種現象並不罕見；然而，如果泰王實權被削弱，普密蓬怎麼過去能夠在關鍵時刻介入內政，作出一錘定音的決定？
法律手腕使王室變禁忌
泰王的王權大致由兩部分相輔相成建構出來︰一是借助法律的限制效果，另外是借助論述、文化和想像達成的構成效果。
雖然泰國實行君主立憲制，但憲法對泰王權力的制約不如外界想像中刻板。一方面，憲法指明國家主權由人民享有，國王需要透過國會、部長會議（即內閣），和司法機關彰顯權力；另一方面，憲法強調泰王地位必須被尊重且不能侵犯，任何人都不得指摘國王，亦不能推翻以他作為國家元首所代表的「民主」政府。縱使泰國1932年至今一共出現了20部憲法，但關於泰王的憲制地位幾乎一成不變。
由於憲法賦予泰王神聖不容侵犯的地位，凡挑戰泰王權威的行為，都很容易墮進泰國刑事法典第112條的法網，即「侮辱王室」罪。然而，憲法和刑事法並沒有清楚列明何謂「侮辱」王室，而且相關指控通常都不被公開，演繹空間十分廣泛，最高刑罰甚至高達判監15年。今年5月，一名社運人士的母親因為在社交媒體上對批評王室的信息中留下「I see」後，就被警方以「侮辱王室」罪名拘捕，案件目前仍在審訊階段。
「侮辱王室」罪具有十分強大的法律阻嚇力，讓一般百姓不敢輕易談及王室問題，以免面臨國家機器施予巨大刑責。政府動用法律手腕，突顯出王室與平民百姓之間有着不可踰越的鴻溝，使「王室」變成一個莊嚴的禁忌。
王室不止實體存在 更是符號象徵
「權威」不等於一般威嚇，王權除了透過法律刑罰展現出來，還有其他「正面」因素建立出王室的超然地位。其中一個例子，便是當地街頭佈滿泰王普密蓬或拉瑪五世朱拉隆功的畫像及照片，相信各位曾經到訪泰國（或本地泰國餐廳）的讀者都不會感到陌生。推動這個尊王現象的最大助力，分別來自普密蓬、軍方和社會民間。對雙方而言，王室和國王都不止是一個實體存在，更是一堆符號和象徵。
尊王意識形態如果缺少了「國王」這個元素，根本沒辦法正常運作。普密蓬廣受百姓尊重，其個人因素功不可沒。他自接掌王位以後，緊緊依隨傳統印度教和佛教慣例習俗行事，以確保其神聖的一面。同一時間，泰王在重大危機之時往往直接介入衝突，盡顯其關愛人民的一面。普密蓬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迹，分別是他在1973年和1992年阻止軍方使用武力鎮壓學生運動，讓他「明君」的印象得以鞏固，亦奠定了普密蓬超然一切的道德價值觀，尤其是凌駕在一般政客之上。
泰國立憲以後，長時間受到軍方控制，但他們並非鐵板一塊：不同派系的軍方歷來因為權力衝突或意識形態分歧發動政變，推翻當權派。政變固然是違憲，因此軍方領袖便尋求地位不容被質疑的國王介入。只要端出「清君側、靖國難」的旗號，政變便能獲得合法性。現任首相巴育（Prayut Chan-o-cha）在2014年發動政變令英祿看守政府倒台，事後仍是尋求泰王普密蓬「加持」擔任首相一職，可見這種做法直到今日仍然管用。
為了加強外界對王室的認受性，1960年代的軍事強人沙立（Sarit Thanarat）把普密蓬的生日改為國慶日，讓「國王」和「國家」的概念逐步一體化。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訪問學人Thongchai Winichakul指出，泰國的「超級尊王主義」（hyper-royalism）甚至把王室成員的能力刻意誇大，無論是體育、時裝設計、演藝、科研等事業都被說成超越常人，從而建構出一種近乎「神化」的超人力量（註1）。
社會愈動盪 平民愈需精神寄託
當然，民間社會與軍方對尊王思想的理解並非徹底一致。荷蘭研究機構Meertens Instituut高級研究員Irene Stengs在泰國觀察發現，當地社會強調「我愛泰王」的風氣一直存在，但自1980年代開始變到愈來愈明顯（註2），民間甚至突然重新興起對朱拉隆功的崇拜熱潮（註3）。Stengs和另一學者Peter Jackson認為，尊王現象某程度上遮蔽民間對社會失序及政治黯淡前景的恐懼，平民百姓於是尋求超自然力量「救贖心靈」（註4）。八九十年代開始，泰國政經秩序出現變化，經濟開放與政治貪腐問題同步發生，民間普遍不齒政客玩弄權術，因而催生出追求「正確價值觀」的動力。縱觀其他因素，泰王的神聖地位最能滿足這點。社會愈是動盪不穩，平民便愈需要泰王作為精神寄託。
非正式尊王聯盟仍活躍
不過，當民間社會和軍方發現自己的利益和穩定受到挑戰時，兩者還是會互相配合，祭出「尊王」旗幟裏應外合。2006年反首相他信的「黃衫軍」勢力主要支持者是傳統精英、退役軍人、保守派及中產階層。在他信主導的親農民、民粹主導的政策下，「黃衫軍」群組的政治及經濟命脈面臨的威脅最大。
站在軍方及王室立場，他信藉着民選首相的身分及號召力，屢次意圖削弱以泰王普密蓬為核心的「網絡君權」（network monarchy）制度，挑戰國王及樞密院權力主軸的認受性，危機一樣嚴重。在這個背景下，「尊王」既是民間對抗改變的圖騰，又是軍方尋求超越憲法以外的「法律」基礎。直到2014年巴育拘捕紅、黃衫軍領袖「恢復社會秩序」之前，這個非正式「尊王」聯盟關係仍然活躍。
尊王價值透過上述各個單位有意無意地建構及重構而成，然後通過日趨多元的大眾媒體廣泛流傳，不斷強化歷任泰王的豐功偉績（如拉瑪五世為泰國現代化，免於遭受被殖民的命運）、「泰王辛勤愛民」、「道德民主需王室扶持」等論述及想像，潛移默化，最終讓精英百姓都接受「王室凌駕一切」的想法。
尊王論述或遭打破
總括而言，泰國王權凌駕一般法律和政治，很大程度源於政治體制無法過渡到健全民主制度，所以認受性必須依賴國王地位來彌補此一不足。普密蓬身故，王位將由王儲哇集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繼承。雖然目前王儲宣布延遲繼位，由樞密院院長（或主席）、軍方元老炳廷素拉暖（Prem Tinsulanonda）暫以攝政身分處理政務，但哇集拉隆功最終還是會成為拉瑪十世。哇集拉隆功過去的生活一直遭人詬病，先後3次離婚，不理朝政大事，曝光率遠不及二公主詩琳通（Maha Chakri Sirindhorn），令人擔心他難以重燃泰國民眾的尊王意識，甚至質疑整套尊王論述；軍方的「尊王」口號也無法重奪過去的道德光環，可能被迫減少依賴「尊王」論述。此一缺口打開，「國王凌駕政治」的迷思便遭打破，政府要麼單靠法制手段束縛民心，要麼重構新的法理基礎，接受新秩序的降臨。
註1：Thongchai Winichakul, "Thailand's Hyper-royalism: Its past success and present predicament",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No. 7（2016）
註2：有學者認為1975年南北越統一開始，對偏向反共的泰國城市地區已經造成一定威脅，泰王的精神角色亦開始變得重要
註3：Irene Stengs, 2012, "Sacred Singularities: Crafting Royal Images in Present-day Thailand", The Journal of Modern Craft, Vol. 5, Issue 1, pp. 51-68
註4：Peter A. Jackson, 1999, "Royal Spirits, Chinese Gods, and Magic Monks: Thailand's Boom-time Religions of Prosperity",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Vol. 7, Issue 3, pp. 245-320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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