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李子揚：很多人不了解獵頭行業，在1992年，獵頭行業在香港仍只是雛形，更遑論內地。內地人不熟悉，會覺得你是一種間諜，專門打探別家公司的人事情報。最初半年很吃力，我不大適應，本來做藥品我有下屬幾十人，發揮強大的團隊戰鬥力，但轉職獵頭後，卻只有半個秘書；而我還要懇求研究部幫我做事。他們當然會優先幫助那些任職多年、生意較多的獵頭顧問。而且，只有人人嫌棄的個案，才會交給我。最初半年都是這樣人棄我取，然而這些個案我都做得成功了，那些客戶便跟隨我，繼續找我獵頭。
早年外資對中國也猜忌多
當時，雷諾仕在內地還沒有分支，我是公司裏第一個說要拓展內地市場的人。紐約總部的同事則別有考慮：兩地政制始終不同，美國民主，中國共產，美國不只不了解中國，還對中國充滿猜疑。而且，雷諾仕當時的最低消費是5萬美元，對當時在中國的企業來說是天方夜譚，很多公司一年也只賺這個數字。
我反反覆覆跟總部磋商多次，到1996年他們才願意在上海開了第一個辦事處，由我和另一位同事創辦。我們開始聘請人手，去做開荒牛，覺得很過癮。我記得1996年上海中央組織部（中組部）不認識獵頭，便想通過雷諾仕了解一下，看看這門行業對中國經濟發展有何作用（或威脅），並同時思考中組部旗下是否也要設置獵頭部門。我們苦口婆心解釋獵頭的運作，和對經濟的貢獻，並培訓了一些中組部及上海人事部的人員，從中我開始學會和中國政府打交道。
政府自行做獵頭 調遣官員
後來他們還真是開了兩家獵頭公司，一家主要做公營的，另一家是做民企的。本來也有談過是否要合資，也許彼此覺得距離太遠，他們只可以接受三成至五成的獵頭概念，那就不如各有各做，總勝過最終非驢非馬。我們則任其免費顧問，並說國家如有任何需要，歡迎隨時查詢。
他們也很快上軌道，現在更已是駕輕就熟，十分善於調任官員和國企人員。他們不會請我們直接經手，但會問我們如果遇到什麼什麼障礙，可以怎樣化解。例如候選人總不肯調任，又問不出原因，那可怎辦。我會說我們會這樣為候選人剖析利弊，並跟對方摸酒杯底，先了解他內心的想法，才再提出解決方案。他們從前只會向候選人說：你調職吧，國家需要你。
其實做獵頭就是這樣，我們做的是媒人，當然要 了解雙方的口味，才能撮成天作之合，共諧連理。我們和中組部及上海人事部的合作很愉快，把彼此看成朋友。那時中國經濟已開始起飛，願意向外國學習，不再視外國人為魔道。
國企更自主 獵頭發揮功用
也許你會覺得國企互相調人，何須獵頭公司幫忙？但有時雙方有些要求，不好意思直接向對方提出，通過中介就順暢一些。除了國企互調，有時也會在國企和民企之間互調。中國國企發展至今算是頗為健康，我想人員的正確流動，的確促進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而且，從前一切都由中央調配說了算，但1996年他們想開始引入市場機制，並且給企業一定的經濟自主權，是由官本位改為民本位的過程，這個過程到今天還在不斷加強。這是與國際接軌的一個方向。中國今天得以強大，也得力於1990年代中一班政府官員高瞻遠矚，採取開放態度，摸着石頭過河，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成果。我們也有幸在當中發揮了一點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