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李子揚是安立國際顧問（中國）的合伙人。他很早就投身獵頭行業，18年來先後在紐約雷諾仕獵頭公司、美國光輝國際、安立國際顧問擔任要職。在任職雷諾仕期間，幫助該公司設立了上海分公司，開創內地業務。上海中央組織部成立獵頭公司，李子揚也出過一分力。他將一連四期，為讀者介紹獵頭公司在內地發展的經驗。——編者
李子揚：我1980年畢業回港，在英國我雙主修化學和藥理。家人本想我學醫，但我成績不足以入讀港大和中大醫學系，便退而求其次吧。當時我姐姐在諾定咸任護士，所以我便負笈英國，有個照應。
3年大學我都是半工讀，逢周五放學後便到中國人開的小食店幫忙，做到凌晨1點，星期六做全日，星期日做半日。家人又津貼點學費，終於完成了學位，也算是有捱過。
我認為有捱過和沒捱過的是兩類人，當年我大哥在家裏沒地方讀書，便到天台用紙皮箱做書桌，他很勤奮，最終成功入讀港大，是我們家裏讀書最好的一個。因為有捱過，珍惜工作機會，回到香港我幹勁冲天。當時外國人覺得我們香港人既有國際視野，又十分勤奮；既好學上進，又不怕艱辛，因此常給我們機會。
藥廠沒大發展 計劃轉行
在1980至1990年，很多香港人都平步青雲。我加入陶氏化工，28歲時法國賽諾飛公司經過獵頭聘請我為西藥部經理。我想我平日從各種時事資訊裏，吸納了很多資訊，因而培育了一種較強的觸覺，或別人稱的gut feeling（本能的感覺）。
我在那兒任職了5年，主要為它建立品牌名聲，它最後亦由在港第30名的藥廠升至第15名。其時，諾華藥廠的前身山度士通過獵頭公司，聘請我任總經理，那是一家瑞士藥廠。我時年33歲，在藥業界算是很年輕的總經理。
同年我並獲選為香港科研製藥廠協會的主席，直至35歲。這個職位是由藥廠高層互選的，會員包括全球最大的50家藥廠。主席的任務包括和政府打交道，確保業界配合政府政策，並跟醫療組織和病人人權組織溝通，對年輕的我來說是一大挑戰。兩年半後我因離開了藥業，也就同時離開藥廠協會。
35歲時，我已經開始為未來25年的職業發展做規劃。西藥這行業很簡單，藥廠生產了什麼，你就銷售什麼。不幸的是，藥業界很少新突破、新發明，例如大家都賣抗血壓藥，只要你的藥效比別人好3%，副作用少5%，藥廠便要求賣貴一半。個人覺得這是不合理的，但藥廠又不得不盡量賺取利潤，因它研發每一新藥開支往往是數以百億美元。
無論如何，我當時不大希望在未來25年都繼續做重複的工作，那時是1991年，中國改革開放了13年，大家開始覺得中國市場甚有潛力。不過那時中國對外資充滿懷疑。
記得我北上初年（1987至88），入住北京建國酒店，在酒店大堂跟本地人談天時，也會被別人跟蹤，生怕我是間諜。廣州有春、秋交易會等，還比較開放，但北京是政治城市。這些經歷仍歷歷在目。建國那時還是唯一一家對外賓開放的酒店。
北京敏感地 曾被跟蹤
然而，返回我剛才說的觸覺和gut feeling，我當時認為中國的市場規模將一飛冲天；而一旦中國發展起來，我從中所能學習到的，是香港所不能相比的。那時，全球五大獵頭公司之一雷諾仕跟我接觸，但我說我不想再做藥廠了，我想嘗試去中國做消費品。
當年西藥在內地的市場實在很小，通常只是由香港公司兼營內地市場，所以留在藥業，短期也難望在內地大展拳腳。
不過獵頭公司說，我既沒有消費品經驗，也沒有內地經驗，很難有公司聘請，他們游說我做獵頭。於是我便加入了獵頭行列。
這個大轉變我也掙扎了兩個月，有些朋友說我不智，有瑞士藥廠的總經理不做，有藥廠協會主席也不做，卻竟然做一項不是自己專業的工作。但這要歸因於我的個人風格。我向來不畏風險，更對自己的能力也充滿信心。雷諾仕跟我說，如果我有本事，我所得的花紅可以比薪金要高出一倍以上，那我便放膽一試吧。
中國CEO系列--安立國際顧問（中國）管理合伙人 李子揚（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