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來筆者在講授一個有關大戰略與歷史的課程，在準備英國與美國崛起的部分的時候，發現英美雖屬「同宗」，即後者對前者的制度有很大程度的繼承，但在制度及技術上它們的「共同祖先」卻是荷蘭。正如美國歷史學家Walter Russell Mead所指出，英國及美國霸權已是版本2.0及3.0，而版本1.0的開發者實際上是荷蘭——英國只不過是把荷蘭的一套偷了過去，後來又被美國順手牽羊而已。這裏讓筆者看到一個原本屬於小國的制度被移植到另一個大國，落地生根、發揚光大的範例，與筆者一向所主張以香港的長遠存續性為着眼點，把香港的「基因」移植到內地的策略不謀而合。
荷蘭模式造就「日不落帝國」
荷蘭在17世紀所開創的黃金時代，其背景和性質與香港於20世紀後期的經濟高速增長期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當時歐洲烽煙四起，令許多商人及逃避宗教迫害的難民逃到未被戰火波及的荷蘭，許多人移居至初時只是個小港口的阿姆斯特丹，使阿姆斯特丹在17世紀已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當時荷蘭的政府雖屬寡頭形式，但社會相對地開放，能接納新意念，再加上自由貿易精神的推動，不僅讓荷蘭國力大增，迅速邁向現代化，更促成了荷屬東印度公司這史上第一間股份公司的成立，並於阿姆斯特丹創建世界最早的股票交易所，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亦使荷蘭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
荷蘭執政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於1689年入主英國國王寶座，令荷蘭的制度及技術移植到英國變成可能。為了應付飈升的軍費並有效地在英國發行公債，威廉毅然將荷蘭成熟的商業技術引進英國，成立了英格蘭銀行以及讓倫敦出現正式的證券交易所，促成了所謂的「財政革命」，從此英格蘭銀行不但可發行貨幣，還吸引了荷蘭資本源源不絕的貸款投資，為日後英國打敗法國，成為主宰世界的「日不落帝國」奠定了基礎——這一點跟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大舉將香港的資金、技術與人才引進到內地，在制度上學習香港，並於香港回歸後進一步加強香港在國家金融改革上的角色何其相似。
威廉入主英國後，英荷兩國便聯合起來遏止法國的擴張，揭開了「第二次英法百年戰爭」（1689年至1815年）的序幕，在逐一打破路易十四及拿破崙稱霸歐洲的野心的同時，亦建立起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國，戰後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強權，主導國際事務達一個世紀之久，這一切不得不歸功於被英國所吸收的荷蘭制度、技術及資金。
這對陸港雙方皆具啟示：英國是在充分完成對荷蘭制度的吸收與協調過程之後，才得以成為商貿強權和海上霸主，繼續拓展它的殖民帝國，為最後打敗拿破崙打下堅固的財政基礎。這跟目前中國需要借助香港達成其在經貿金融方面的全球合縱連橫，為下一階段與美國的爭霸提供足夠條件的情况相若。不過現階段的成敗，包括「一帶一路」戰略，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能否利用並吸收香港的制度及金融基礎，令自己進化成中國2.0、3.0，再積極汲取歷史上英美稱霸世界的普遍經驗。
融合香港促成中國2.0
對香港而言，香港長遠被大陸吸收不等於被吞併或掏空。讀者可能會奇怪為何筆者不提導致威廉入主英國，令英國建立起世界上第一個長期穩定的君主立憲制的1688年「光榮革命」，事實上，從荷蘭的版本1.0到英國的2.0及美國的3.0，我們可清楚看到政治體系的演進——由荷蘭的寡頭政治到英國的君主立憲再到美國的民主共和，很多港人所推崇的開放社會及其背後的價值觀，也是這樣演化出來的。因此香港被吸收實際上有助促進中國的政治演進，令兩地的政治差異逐漸收窄，一方面可讓北京更易接受港人的民主追求，另一方面亦可令港人在成功爭取後，有更大機會保住民主成果。
我們不難看出，讓這「大戰略」變成可能的大前提，是必須讓大陸主動吸收香港的「基因」，否則一切無從說起，所以第一步是要讓大陸「吃下去」，而不是逼它「吐出來」，可是香港近年的發展卻在一味阻礙這趨勢的形成，令日後保存香港價值的機會更為渺茫。
此外，從荷蘭模式到美國模式的演進中，我們亦可發現制度移植和吸收的一大先決條件，乃較早版本的政治制度（如荷蘭的寡頭政治）不能超前於後面的版本（如英國的君主立憲），要不然難以被吸收。現在陸港關係的一大問題就是香港的政治制度較為超前，引起了雙方的反彈——這不是說香港一直要在目前政制原地踏步，而是要忍耐到中國開始吸收的過程，促成它自身的發展與進化，來克服這差異。
歷史的道路是要走出來的，不是硬搬過來的，與其我們整天對大陸指指點點，不切實際地要它立刻做到西方的版本3.0，倒不如讓它盡早踏上這條路，盡快融合香港的版本1.0，先變成屬於中國的版本2.0。
至於是要將香港的「基因」移植到內地，讓中國如虎添翼，踏上全球大國的坦途，還是要力阻這過程展開，讓香港淪為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巿，把香港價值淪為「陪葬品」，就要看港人的造化了。
袁彌昌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新聞類別
港聞
詳情#
回應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