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令香港萬劫不復的壞意識形態 ／文：林沛理

【明報專訊】2007年，一針見血、不打誑語的李光耀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談到新加坡的成功秘訣。他說：「我們不受意識形態的牽制和擺佈。這樣做是否可行？會否奏效？若有可能成功，我們會盡力一試。若真的成功，我們會繼續下去。若證實失敗，我們會棄之如敝屣，另闢蹊徑。」


結果，「不含」意識形態（ideology-free）的新加坡就像不含味精的食物或者不含酒精的飲料一樣健康，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諧與經濟的高速發展。


問題是「不含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一個族群、社會以至國家的觀點、看法、信念和價值的總和。它不但為這個群體的團結提供凝聚力，對它成員的行為和抉擇更起着重要作用。專門研究意識形態的意大利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意識形態最大的功能是為社會大眾界定和詮釋何謂常識，然後就像警察維持治安那樣保護和捍衛自己作為常識與社會共識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換句話說，任何有傾向性、主觀判斷和價值取向的立場其實都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立場（non-ideological position），一如不受主觀價值影響的判斷（value-free judgment），是虛構多於真實。


李光耀倡議的實用主義和務實思想（pragmatism）當然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新加坡對於打壓對抗性和競爭性的意識形態（competing ideology）從不手軟。這一點，從工會領袖、新聞工作者、社會主義者和反對派在獅城得到的待遇可見。


不過，說到底，新加坡的意識形態是一套「有用、有益和有建設性」的意識形態，即政治哲學家口中的「good ideology」。這套意識形態堅持自己要接受嚴格的現實測試（reality check），因而集實用、功利、理性、科學和適應力強的優點於一身。


決意做經濟城市 星港原志同道合

這本來也是香港社會的主導思想：不管政治的爭拗和歷史的矛盾，一心一意追求經濟繁榮和物質豐盛。香港決意做經濟城市，要擺脫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她無力干涉的政治和歷史。李光耀在香港身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kindred spirit），他將新加坡和香港納入一套「雙城記式」的論述，並非偶然。


今日香港最顯著的、佔優勢甚至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是民粹主義（populism）加反共主義（anti-Communism）。反共受其意識形態的支配比起共產主義不遑多讓。所不同者，反共主義者不會像共產主義者那樣無時無刻把「意識形態」四個字掛在口邊，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他們對共產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深惡痛絕，但在與共產黨鬥爭的過程中也不知不覺變成了不擇手段、不計後果，被反共意識形態操縱的奴隸（ideologue）。哲學家尼采奉勸世上立志要伏妖除魔的人，要當心自己也變成妖魔（Be careful when you fight the monsters lest you become one）。這對反共主義者來說應該是當頭棒喝。


意識形態隱而不見、藏而不露，它的「低能見度」（invisibility）令身陷其中的人受其擺佈而不自知。他們動輒劃分敵我，黨同伐異；卻自以為所做的一切理所當然甚至大義凜然。


反共本是複雜的權力鬥爭（power play），卻常常被簡化為善惡分明的道德劇（morality play）。反共的兩大信條是他們自己的一貫正確（infallibility），以及共產黨的確實有罪（sure guilt）。他們深信不疑的，除了是共產黨的邪惡，還有他們自己動機的純潔、道德上的優越，以及本質上的正確。即使他們做了有損人格、違背良心和出賣原則的事情，也會告訴自己：「我的本意和心眼是好的」（My heart is in the right place）。


民粹反共 政治天真年代告終

對反共陣營之中的極端分子和狂熱信徒來說，反共不是立場，是戰爭，而香港就是戰場。這是可以令香港萬劫不復的「壞意識形態」（bad ideology）。何時香港再可以像新加坡那樣驕傲但不無天真地告訴別人：「We are ideology-free」？也許97之後，香港在政治上的天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已經逝去，這句話即使說得出口，也難以服眾。


林沛理

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