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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僭建風波愈滾愈大，事件已從誠信問題，牽扯至屋宇署知情不報的疑慮。可是，為梁振英辯護的「梁粉們」卻一臉無辜，認為社會輿論是在「小事化大」。行會成員羅范椒芬就說，僭建問題是「無限放大」，若將問題推到極致，則全港家庭「每做一樣東西都要申請」，「可能根本屋宇署都批唔切」。很難想像，這番話會出自一位行政會議成員之口。
搞清楚一點，現在出問題的人不是小學生，而是特首，是一區行政之首，我們又怎能一句「僭建好小事」來敷衍了事？恰恰相反，正好因為是一樁小事，民眾更要見微知著，即從他的處理和回應之中，衡量他是否勝任特首一職？夠不夠資格比平常人取得更高權力？遺憾是，梁振英交出的都是語言偽術，從「前後矛盾是記錯」、「處理了等於不存在」，以至被揭穿的「首次處理」，甚或最初的「產業測量師不懂分辨僭建」等，不禁要問：小事尚且如此狡辯，大的又會是如何局面呢？重要是，權力使人腐化，因而對於「位高權重者」的要求，標準從來都是較高，從來沒有「向下睇齊」的道理吧。現在屋宇署涉嫌徇私枉法，正好突出「警惕權力腐化」的迫切需要。
羅范椒芬所謂「僭建好小事」，讓人懷念起西方哲人蘇格拉底的教導。2000多年前，他被雅典法庭判處死刑，罪名是「不敬神」和「腐蝕青年思想」。蘇格拉底當然不贊同當中的指控。但為了尊重法律，身為雅典公民的他，在可以逃走的情况之下，仍選擇飲下毒藥服從裁決，這是因為「逃亡會破壞城邦和他之間的契約」。這種精神構成了西方法治傳統。就算近世的「公民抗命」，公民在反抗「惡法苛政」之際，還是基於法治精神，即通過配合逮捕和坐牢來突顯不公，而非逍遙法外。然而，我們的梁班子呢，除了狡辯和埋怨之外，還有沒有基本的社會契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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