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小班」就如「減稅」,只會帶來掌聲,哪有反對之理?過往美國公立學校的師資未盡人意,普查顯示,公眾相信小班是改善及保留良好師資的最佳方法。
小班如減稅,只有掌聲
李國章校長在2002年未上任前已談希望實踐他的小班夢(當時我已撰文反對校長的夢),夢境撰稿人據說是羅范椒芬,可以看見小班對有心教育人士、官民上下,都是何等吸引。(其後又聽說,為了要先處理一些校舍、師資、辦學表現均有問題的學校,羅太不得不從夢中重回人間。其後SARS等發生,已是後話。)
但世界也在變,在全國都實行小班的美國,去年普查發覺,市民不要質素一般的老師,寧願留在大班,不要小班,也要質素較平均略佳的老師。
在部分國家,市民需要為當區進行小班而繳付額外稅項,但香港公眾卻難感受小班的代價及機會成本(如,錢可改用於師資培訓、提高工資、減少教師每周教節、直接用於改善教學法)。退一萬步來說,就算不理成本,並假設政府有無限的資源,研究也未必支持小班是更佳選擇。
就算不計成本 小班也不一定有效
學者指出,小班教學的研究及爭論可追溯到1920年。研究者採用的方法包括:
1. 實驗,將一些班級改為小班,並比較這些小班在課堂表現、學業及各方面的改進;
2. 相關分析,收集大量不同大小班的各項實際表現,用統計方法調整它們的差異(例如,小班在成績偏低的鄉村較多,不能簡單比較,需作統計調整),從而了解班級人數對成績等的影響;
3. 元分析,收集數十至數百個相關研究,從而了解整體趨勢,找出班級人數多寡及其他因素(例如,小班是否對小學生更有利),如何影響學生各方面的表現。
不難理解,各種方法均有其優點及局限,較著名的大型實驗性研究包括:1984年印第安納州的Project Prime Time,1985年的田納西州的STAR,1996年威斯康辛州的SAGE等。
很多研究都加插一些長期追蹤(有長達10多年),全面評估課堂內學生反應、自信及成績以外的指標。但因為各種效果都不算明顯,所以不同派別學者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
研究水準較高的STAR研究也受人詬病,例如,參與的學生及教師並非「雙盲」,教師也不盡是隨機指派,是否有偏私現象不得而知(教師支持小班,給小班學生偏高分數),很多學生在不同組別(大班、小班)之間進進出出,也影響了資料分析。幾乎所有支持小班的研究,都被反對者重新檢驗,得出不同的結論。
暫且在此不下定論,小班是有效還是無效。也假設教育資源無限,如果小班真的有一些效果,它一定是不穩定,對不同人及不同時空環境,有時正效果,有時無分別,有時甚至是大班更佳。
小班成本高昂綑綁教育經費
支持小班教學的人可能問,就算小班效果很小,政府也無妨支持。
「多讀多寫」、「閱讀計劃」等教學改革計劃,就算成效不彰,學者也很少反對。公眾驚訝為什麼世界各地那麼多學者,在主要學術、公眾媒體撰文反對小班。這是因為政府資源永遠有限,教育學者不希望將巨大資源綑綁在班級人數上,令其他更有效的改革(如改善教學法)難以進行。
有什麼教育改革成本效益更大?暫且不理這百年來的其他研究,近年西方學者推崇更頻密的低利害測驗(不一定計分,也可以是多項選擇題形式以降低工作量),與中國及亞洲的教學法不謀而合。
究竟小班效果有多令人失望?一些學者估計,就算每班減少10人,只能在各類學習指標上(自信、課堂表現等;如,100分為滿分,15分為標準差),改善不足1分。用STAR、SAGE等的小班正面效果做標準,加強評核(上文提及的低利害測驗,包括設計測驗、執行等成本),所需經費,遠低於小班成本的1%,已能達至同樣效果。也即是說,小班的成本效益,未及其他較佳方法的1%。
必須保校下的困局及其他選擇
香港人口下降,減少教師每周課節以取代小班的方案可行麼?首先,對公眾及家長來說,他們不一定理解減低教師教學課節對他們子女學習的好處,相對而言,「小班」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甚得家長歡心的口號。其次,減少老師教學課節,我們的學生仍是集中於一些吸引力較大的學校,其他學校根本沒學生可教,除非搬動教師及校長,否則解決不了問題。
我明白這困局,但仍希望公眾體諒,就算不進行小班,也讓剩餘教師人手做其他專業培訓及改善教學的研習。公眾若希望這些教師培訓是有監察及調控(而非放假),也是可以理解及接納的。為解決教師下崗影響社會穩定的問題,各區學校應該專業上互助,進行有實效的教學法改革,而各辦學團體也應作出更具彈性的配合。教育資源仍然需要用專業知識去調配。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心理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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