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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立法會選舉後，有心人說希望我也寫寫立法會選舉。我欣然答應，但我不是評論員，我只能從主觀及親身經歷和認知的角度去看。
人們都說泛民在立法會選舉中落敗。作為民主黨人，我覺得與其說泛民落敗，不如說民主黨落敗。而民主黨落敗，因素很多，過度冒進（如新東新西錯判形勢過分樂觀地分多隊）固然是敗因，更大的敗因是路線模糊。
更大的敗因是路線模糊
3月份特首選舉完結後，唐營的夏詠援小姐與我通電話，說笑的說當時我的一篇文章有關她的描述誤導了讀者，要罰我請吃一頓飯，然後我們談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我們都同意民主派選情不樂觀，我說泛民建制六四開已成過去，我說我的判斷是民主派很可能總票數不過半。夏詠援不同意，說與我打賭，若民主派總票數不過半的話便請我吃飯，否則我請她吃飯。立法會選舉結果出來了，結果是我要請她吃飯。
幾個月前我對民主建制立會對決，判斷對民主派不利的主因是，我觀察到的是過去幾年建制派特別是民建聯成功年輕化、不斷發展和壯大，而民主派卻停留在因路線的爭論而激化的年輕激進民主派抬頭，唯我獨尊地不斷攻擊奉行溫和路線的人；溫和但老化民主派人，特別是民主黨，在被激進人士持續的不斷的猛烈攻擊，不但沒有努力突顯溫和理性路線，反而漸漸地進退失據，守不住溫和理性路線，被激進力量牽着鼻走了，鸚鵡學舌地跟着激進力量提高嗓子，在選民心目中，開始形象模糊。
被激進力量牽着鼻走了
在7月尾8月初時，我曾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寫信，信中我說在反對國民教育事件上，言詞激烈站得最前的政黨不是人民力量，而是被認為是最理性溫和的一群。理由很簡單，黃毓民先生、陳偉業先生很清晰知道自己的定位，他們不用說什麼選民都知道他們的立場。而民主黨呢，卻需要在選舉期間不斷提醒選民民主黨的激進立場。但「事實是民主黨的姿態無論如何激進，仍依舊當街被民主流氓辱罵，理性的支持者卻一個個離去，這是民主黨的悲哀」。我在信中這樣說。
8月底，我與為九龍東的胡志偉助選的民主黨紀律委員會主席麥海華先生通電郵，他說被激進人士奪去議題，民主黨的理性務實立場不能突顯出去，使選舉工程十分困難，我認為麥海華所說的正正便是民主黨的困境和失敗的主因。理由很簡單，喜歡激進的選民會有更好的選擇，而理性溫和地堅定追求民主的選民，為什麼仍然要選擇跟着激進人士一同在叫囂的民主黨？
蔡子強先生在他的分析中指出，泛民在這次立會選舉中得票只佔55%，不單六四定律被徹底打破，而且是自2000年選舉泛民得票57%以來的新低。蔡子強先生認為，假若不是因為反國民教育行動於立會選舉同時發生而多了protest votes的「及時雨」，「溝淡」了建制派的票源，民主派可能輸得更慘。真的，我想對夏詠援小姐說，可能要請吃飯的是她。
立法會選舉的結果顯示了泛民面臨路線的抉擇，激進力量抬頭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但如何把目前看到製造爭拗內鬥多於推動進步的激進力量轉化為積極的進步力量，將是泛民嚴峻的課題，就如《明報》社論所說，「在新一屆立法會，民主派有責任營造一個理性議事空間，使巿民認識到立法會為巿民和香港辦事，而非一個吵鬧、謾罵、嚎叫的場所」。
但我想，要我們的社會不要吵鬧、謾罵、嚎叫又談何容易？
嚴峻的課題
寫這篇文章時是立法會選舉後的第3天，那天早上坐專線小巴上班，小巴司機播放電台兩位評論員的對談節目，女評論員評論剛完成的立法會選舉，稱讚一人一票的功能組別中法律界、社福界等均選出了民主派候選人，然後很鄙視的問一些一人一票的功能界別為什麼卻選了建制派候選人，她很鄙視的問那些一人一票功能界別如醫生、工程界等羞不羞恥。對談的男評論員說這些界別的選民可能是為了穩定吧，女評論員反駁（大概是這樣）說：「佢哋唔係求穩定，佢哋求錢啫。」
這便是我們這些每天在鼓吹民主的評論員的胸襟。我不喜歡的劉江華先生落敗後也很有風度的說尊重選民的選擇。而我們這些唯我民主的評論員在說什麼？不選擇你支持的人便是巿儈搵錢、不理民主的人？這樣公然侮辱與你選擇不同的選民，連基本尊重選民選擇的胸襟也沒有的人，配得上談民主嗎？別忘記，一人一票選舉的結果是大多數人正當而神聖的抉擇，卻在這早上被公然侮辱。然而，隨便可以隨口而出公然侮辱大多數人正當而神聖的抉擇的人，卻正正是掌握控制了媒體喉舌的人。那些在立法會選舉中只因與這位評論員選擇不同而被她公然鄙視與侮辱的沉默大多數醫生們、工程師們，你奈她何嗎？
那天早上聽了這一段對話，我有一點氣，中午飯時對我的朋友說，如果那時有收音機在手上，真的想把收音機砸掉。我的朋友對我說「我早已把我的收音機砸掉了」。
人們都說泛民在立法會選舉中落敗。作為民主黨人，我覺得與其說泛民落敗，不如說民主黨落敗。而民主黨落敗，因素很多，過度冒進（如新東新西錯判形勢過分樂觀地分多隊）固然是敗因，更大的敗因是路線模糊。
更大的敗因是路線模糊
3月份特首選舉完結後，唐營的夏詠援小姐與我通電話，說笑的說當時我的一篇文章有關她的描述誤導了讀者，要罰我請吃一頓飯，然後我們談今年的立法會選舉，我們都同意民主派選情不樂觀，我說泛民建制六四開已成過去，我說我的判斷是民主派很可能總票數不過半。夏詠援不同意，說與我打賭，若民主派總票數不過半的話便請我吃飯，否則我請她吃飯。立法會選舉結果出來了，結果是我要請她吃飯。
幾個月前我對民主建制立會對決，判斷對民主派不利的主因是，我觀察到的是過去幾年建制派特別是民建聯成功年輕化、不斷發展和壯大，而民主派卻停留在因路線的爭論而激化的年輕激進民主派抬頭，唯我獨尊地不斷攻擊奉行溫和路線的人；溫和但老化民主派人，特別是民主黨，在被激進人士持續的不斷的猛烈攻擊，不但沒有努力突顯溫和理性路線，反而漸漸地進退失據，守不住溫和理性路線，被激進力量牽着鼻走了，鸚鵡學舌地跟着激進力量提高嗓子，在選民心目中，開始形象模糊。
被激進力量牽着鼻走了
在7月尾8月初時，我曾向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寫信，信中我說在反對國民教育事件上，言詞激烈站得最前的政黨不是人民力量，而是被認為是最理性溫和的一群。理由很簡單，黃毓民先生、陳偉業先生很清晰知道自己的定位，他們不用說什麼選民都知道他們的立場。而民主黨呢，卻需要在選舉期間不斷提醒選民民主黨的激進立場。但「事實是民主黨的姿態無論如何激進，仍依舊當街被民主流氓辱罵，理性的支持者卻一個個離去，這是民主黨的悲哀」。我在信中這樣說。
8月底，我與為九龍東的胡志偉助選的民主黨紀律委員會主席麥海華先生通電郵，他說被激進人士奪去議題，民主黨的理性務實立場不能突顯出去，使選舉工程十分困難，我認為麥海華所說的正正便是民主黨的困境和失敗的主因。理由很簡單，喜歡激進的選民會有更好的選擇，而理性溫和地堅定追求民主的選民，為什麼仍然要選擇跟着激進人士一同在叫囂的民主黨？
蔡子強先生在他的分析中指出，泛民在這次立會選舉中得票只佔55%，不單六四定律被徹底打破，而且是自2000年選舉泛民得票57%以來的新低。蔡子強先生認為，假若不是因為反國民教育行動於立會選舉同時發生而多了protest votes的「及時雨」，「溝淡」了建制派的票源，民主派可能輸得更慘。真的，我想對夏詠援小姐說，可能要請吃飯的是她。
立法會選舉的結果顯示了泛民面臨路線的抉擇，激進力量抬頭是不能改變的事實，但如何把目前看到製造爭拗內鬥多於推動進步的激進力量轉化為積極的進步力量，將是泛民嚴峻的課題，就如《明報》社論所說，「在新一屆立法會，民主派有責任營造一個理性議事空間，使巿民認識到立法會為巿民和香港辦事，而非一個吵鬧、謾罵、嚎叫的場所」。
但我想，要我們的社會不要吵鬧、謾罵、嚎叫又談何容易？
嚴峻的課題
寫這篇文章時是立法會選舉後的第3天，那天早上坐專線小巴上班，小巴司機播放電台兩位評論員的對談節目，女評論員評論剛完成的立法會選舉，稱讚一人一票的功能組別中法律界、社福界等均選出了民主派候選人，然後很鄙視的問一些一人一票的功能界別為什麼卻選了建制派候選人，她很鄙視的問那些一人一票功能界別如醫生、工程界等羞不羞恥。對談的男評論員說這些界別的選民可能是為了穩定吧，女評論員反駁（大概是這樣）說：「佢哋唔係求穩定，佢哋求錢啫。」
這便是我們這些每天在鼓吹民主的評論員的胸襟。我不喜歡的劉江華先生落敗後也很有風度的說尊重選民的選擇。而我們這些唯我民主的評論員在說什麼？不選擇你支持的人便是巿儈搵錢、不理民主的人？這樣公然侮辱與你選擇不同的選民，連基本尊重選民選擇的胸襟也沒有的人，配得上談民主嗎？別忘記，一人一票選舉的結果是大多數人正當而神聖的抉擇，卻在這早上被公然侮辱。然而，隨便可以隨口而出公然侮辱大多數人正當而神聖的抉擇的人，卻正正是掌握控制了媒體喉舌的人。那些在立法會選舉中只因與這位評論員選擇不同而被她公然鄙視與侮辱的沉默大多數醫生們、工程師們，你奈她何嗎？
那天早上聽了這一段對話，我有一點氣，中午飯時對我的朋友說，如果那時有收音機在手上，真的想把收音機砸掉。我的朋友對我說「我早已把我的收音機砸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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