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上世紀80年代，自由思潮在全國蠢蠢欲動，王慶華說，譚作人當年是文學青年，整天跟同道中人高談闊論，批評時政，「他們老是憂國憂民，我也屬於其中一個。他當時屬於比較思想開放、激進的那種，是理想主義者，視金錢如糞土那種」。在那些充滿激情的論爭中，兩人漸漸墮入愛河，「大家互相都非常有好感。結婚很簡單，他說：嫁給我吧，好嗎？」
八九爆民主思潮 譚即離公職
80年代末兩人結合時，「我們原本都是體制內的人，我在郵電局工作，他是醫院的麻醉師，我們臭味相投，無論是公益方面，還是社會現象，都會討論，有時還會吵架。」
1989年，在中國共產黨最忌諱的那個春夏之交，醞釀多時的民主思潮終於大爆發，「我們不喜歡給共產黨打工，譚作人比我果斷，單位不讓他辭職，他就直接跑了，還說我是體制內的，他是體制外的，不是一個戰線。我當時出不去，申請辭職，就是不批，一直拖，我只好自己跑到深圳去。」
王慶華記得，「89年5月份的時候，聽說天安門有動靜了，人家要撤，他卻要跑去（北京）了，我想，完蛋了。」她當時還在郵電局工作，負責發電報，「那時排了很長的隊，都是學生發電報回家，還有家長發電報，叫孩子回家。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個男孩，在電報上寫着：『爸爸媽媽，原諒兒子，忠孝不能兩全，我走了。』寫得很決絕，我問，爸媽既然要你回去，這封電報不如不發吧？他就說：『不發，不足以表達我的決心！你怎麼看？』我說，我像你那麼年輕，我也走了。」
追查中撰八九回憶 成判刑藉口
5．12之前，當年的文學青年全力投入推動中國的環保事業，川震後，中國政府把死難學生數字視為「國家機密」，譚作人一邊冒險追查，一邊寫下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回憶，那篇知名的〈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不幸成為當局對他判刑的藉口之一。
轉眼30年過去， 王慶華感慨社會民心今不如昔，「現已不可能有當年那批大學生了。現在的孩子保護自己比我們好得多，我們那代就是很赤裸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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