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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中央銀行的職責具有守夜人特徵。守夜人沒有機會取得勝利，只能努力少犯錯誤；沒有機會名垂青史，只能努力避免遺臭萬年。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Frederic S. Mishkin銷售量排名第一的著作指出，聯儲局（Fed）在其百年歷史當中犯的嚴重錯誤真是一個接一個。99年以來（Fed建立於1913年）的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有Fed的責任。在另一位著名教授George G. Kaufman的銷量同樣巨大的著作當中，Fed的歷史表現同樣糟糕透頂。
周小川迴避「敗筆」問題
這兩位教授都曾在Fed任職：Kaufman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在Fed任職時間超過10年（1959-1970），然後才當大學教授批評Fed；Mishkin的主要經歷是在大學任教，其間多次在Fed任職。在鞭辟入裏地批評過Fed之後，Mishkin擔任了Fed最重要的職務——Fed理事會理事（2006-2008）。
正是由於Mishkin、Kaufman以及Milton Friedman、Anna Schwartz這樣的學者不斷地解剖Fed的決策、揭示Fed曾經犯過的錯誤，Fed才沒有重蹈錯誤。大學生們驚訝地發現：Fed竟然曾經那麼「愚蠢」！把今天任何一位大學畢業生放在Fed的要職上，都不至於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是批評者能夠對美國貨幣政策做出的最大貢獻。
與Fed在美國學者筆下的糟糕歷史表現相比，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的口碑可謂好得過了頭。人行有沒有犯過錯誤、犯過多大的錯誤？這樣的問題需要留待如Mishkin同樣偉大的學者來回答。當前人行的良好口碑恐怕只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學術界對中國貨幣政策歷史的研究不足，二是官員們對貨幣政策的錯誤諱莫如深。
周小川是優秀的經濟學家，在人行擔任一把手已經10年以上，這樣的背景已經不亞於Mishkin和Kaufman。只是由於體制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在當時的貨幣政策決策方面沒有成為忠實的守夜人。而在事後對貨幣政策的反思方面，他恐怕要到離任之後才會有所貢獻。《財經》記者本月對周行長的專訪希望傳達這樣的資訊：「歷經十餘年改革，中國金融業正迎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型時刻」，正在從小的勝利走向有大的勝利。
在我看來，過去10年的貨幣政策不乏敗筆。周行長在這次專訪當中被問及某些敗筆，但他不是輕描淡寫，就是只談成績不談付出。我在此試舉三例：
（1）從今年年初開始，我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連續發布三篇文章，批評大陸對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的補貼。當記者問及此事的時候，周行長的回答層次很清楚，結論很模糊。第一，補貼「這個事情很難說清楚」；第二，即使補貼了香港，也「不會是我們的本意」；第三，香港是中國的，發展離岸市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大陸到底有沒有、該不該補貼香港？周行長成功地迴避掉了。
（2）對於2005年的匯改，周行長的評價是「沒有形成想像中的重大衝擊，反而減輕了國際壓力」；他認為「既然我們已經確定了漸進改革的戰略，而且已經走了這麼多年，差的也不是太多了，就應該堅持走下去」；他相信「『漸進』數年，會達到目標」。在當年資訊不充分的情况下，決策者思來想去最終決定在2005年年中跳升2%。匯率政策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周行長似乎不願意提及。
3年匯改 外匯儲備貶值逾2萬億
（3）關於「熱錢」問題，周行長表達他的「不用太懼怕」的基本看法：我們可以築一個「蓄水池」，熱錢來了就放在池子裏，央行基本上對冲掉，不讓它們去擴大貨幣供應量，減少對國民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以後熱錢要走就讓它走，賺點小錢也可以，畢竟賺得不多。
我不關心熱錢賺了多少，但我關心中國政府虧了多少。不難算出這樣一筆帳：2005年到2008年的3年匯改，導致人行的外匯儲備貶值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再次啟動匯改之後貶值繼續。到今年一季度，外匯儲備貶值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外匯交易是一場零和遊戲，央行所虧等於熱錢所賺。視2萬億元人民幣損失為「小錢」，國人知道了，會不會心驚肉跳？
無論你承認不承認，犯過的錯誤都在那裏，不多也不少。承認錯誤與不承認錯誤的差別只在於：承認錯誤等於改正了一半；不承認錯誤意味着重犯。
吳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銀行研究室副主任
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Frederic S. Mishkin銷售量排名第一的著作指出，聯儲局（Fed）在其百年歷史當中犯的嚴重錯誤真是一個接一個。99年以來（Fed建立於1913年）的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有Fed的責任。在另一位著名教授George G. Kaufman的銷量同樣巨大的著作當中，Fed的歷史表現同樣糟糕透頂。
周小川迴避「敗筆」問題
這兩位教授都曾在Fed任職：Kaufman獲得博士學位之後在Fed任職時間超過10年（1959-1970），然後才當大學教授批評Fed；Mishkin的主要經歷是在大學任教，其間多次在Fed任職。在鞭辟入裏地批評過Fed之後，Mishkin擔任了Fed最重要的職務——Fed理事會理事（2006-2008）。
正是由於Mishkin、Kaufman以及Milton Friedman、Anna Schwartz這樣的學者不斷地解剖Fed的決策、揭示Fed曾經犯過的錯誤，Fed才沒有重蹈錯誤。大學生們驚訝地發現：Fed竟然曾經那麼「愚蠢」！把今天任何一位大學畢業生放在Fed的要職上，都不至於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是批評者能夠對美國貨幣政策做出的最大貢獻。
與Fed在美國學者筆下的糟糕歷史表現相比，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國的口碑可謂好得過了頭。人行有沒有犯過錯誤、犯過多大的錯誤？這樣的問題需要留待如Mishkin同樣偉大的學者來回答。當前人行的良好口碑恐怕只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之上：一是學術界對中國貨幣政策歷史的研究不足，二是官員們對貨幣政策的錯誤諱莫如深。
周小川是優秀的經濟學家，在人行擔任一把手已經10年以上，這樣的背景已經不亞於Mishkin和Kaufman。只是由於體制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他在當時的貨幣政策決策方面沒有成為忠實的守夜人。而在事後對貨幣政策的反思方面，他恐怕要到離任之後才會有所貢獻。《財經》記者本月對周行長的專訪希望傳達這樣的資訊：「歷經十餘年改革，中國金融業正迎來從量變到質變的轉型時刻」，正在從小的勝利走向有大的勝利。
在我看來，過去10年的貨幣政策不乏敗筆。周行長在這次專訪當中被問及某些敗筆，但他不是輕描淡寫，就是只談成績不談付出。我在此試舉三例：
（1）從今年年初開始，我在「華爾街日報中文網」上連續發布三篇文章，批評大陸對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的補貼。當記者問及此事的時候，周行長的回答層次很清楚，結論很模糊。第一，補貼「這個事情很難說清楚」；第二，即使補貼了香港，也「不會是我們的本意」；第三，香港是中國的，發展離岸市場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大陸到底有沒有、該不該補貼香港？周行長成功地迴避掉了。
（2）對於2005年的匯改，周行長的評價是「沒有形成想像中的重大衝擊，反而減輕了國際壓力」；他認為「既然我們已經確定了漸進改革的戰略，而且已經走了這麼多年，差的也不是太多了，就應該堅持走下去」；他相信「『漸進』數年，會達到目標」。在當年資訊不充分的情况下，決策者思來想去最終決定在2005年年中跳升2%。匯率政策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周行長似乎不願意提及。
3年匯改 外匯儲備貶值逾2萬億
（3）關於「熱錢」問題，周行長表達他的「不用太懼怕」的基本看法：我們可以築一個「蓄水池」，熱錢來了就放在池子裏，央行基本上對冲掉，不讓它們去擴大貨幣供應量，減少對國民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以後熱錢要走就讓它走，賺點小錢也可以，畢竟賺得不多。
我不關心熱錢賺了多少，但我關心中國政府虧了多少。不難算出這樣一筆帳：2005年到2008年的3年匯改，導致人行的外匯儲備貶值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再次啟動匯改之後貶值繼續。到今年一季度，外匯儲備貶值超過2萬億元人民幣。外匯交易是一場零和遊戲，央行所虧等於熱錢所賺。視2萬億元人民幣損失為「小錢」，國人知道了，會不會心驚肉跳？
無論你承認不承認，犯過的錯誤都在那裏，不多也不少。承認錯誤與不承認錯誤的差別只在於：承認錯誤等於改正了一半；不承認錯誤意味着重犯。
吳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 銀行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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