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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不知香港的初中中文語文課本裏有沒有〈最後一課〉這篇文章？我記得自己初中讀到這篇文章時，不知是否編教科書者故意要製造一個戲劇化的「高潮」，好像就把〈最後一課〉收為中文語文（我們當地叫華文）課本的最後一章。這篇「賺人眼淚」的短文，是一名名氣勉強還算可以的法國作家朵疊（Alphonse Daudet）所寫，背景是在19世紀時法國與德國發生戰爭，而法國東邊的兩省為德國所佔。一名當地小頑童一向不思學習，在德軍入駐他住的小鎮不久後的某天，他抱着想要如往常般敷衍治學嚴格的法語老師的態度上學去。到了學校卻發覺不但老師穿着正裝教學，連鎮上文化水平不高的一些父老鄉長竟然也與同學們一起排排坐上課。小童後來才知道，原來德軍已然頒布命令，從翌日起所有當地學校只能教導德語而不准教法語！
也許連這小童也理解到事態的嚴重吧，在接下來整天的法語課程裏，他與其他老少「同學」一起認真地學習最後一堂法語課。而老師最後也以高呼「法蘭西萬歲！」的口號來結束這最後一課。這故事讀來也還是蠻令人傷感與遺憾的，尤其是有關一地的子民以後未能繼續學習其母語。我當年是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自行以非盈利的方式開設辦學的所謂「華文獨立中學」，自己讀到這〈最後一課〉時，即便年紀還小，但要捍衛各族人民得以學習自己母語的權益的決心，已然悄悄地被播種在我心田裏。記得自己本來還想向華文老師發問，為什麼上華文課會要讀一篇原文是法文的譯文，而不是「真正」的華文文章？不過讀過這〈最後一課〉一遍後，心裏已然「有數」，毋須再畫蛇添足了，知道編課者的用心還是良苦的！
〈最後一課〉 見諸印尼華校
為何花上一些篇幅來談〈最後一課〉呢？主要也還是要拉回半世紀前的印尼政變之後的「現場」。在成功「平定」政變之後，印尼軍方在全國各地自行以及發動群眾參與搜捕印尼共產黨與其左派同情者，過後牽連引發成一場不折不扣的排華。這一波的印尼排華，就不止於打砸燒搶華人的店舖住家、迫使華人離開等。也從那時候起，新上台的印尼官方採取了正式的、更全面的排華政策，不命令華人離開印尼，但卻要印尼華人完全融入印尼的主流文化裏，不允許公開學習、使用華文華語。我的一位源自印尼的親戚，就告訴過我他親身經歷的、情節可比〈最後一課〉的小故事，甚至更為嚴重。他當時也是某天早上到一向就讀的華文學校上學去，不料到了學校門口，看到學校已被軍警包圍，立時要關閉該間華校！在槍口威脅下，當地華人也只好眼巴巴看着多年營建起來的學校就這樣被關閉了；而要繼續讀華文書的，只好跑到鄰近的新加坡或馬來西亞、更遠的台灣與香港，甚至中國大陸去深造了。
中華文化在印尼華人群體裏的傳承與應用，從此可謂銷聲滅迹了30多年。華人的商店企業不准掛中文招牌不在話下，當年我們到印尼去探親，還要小心翻看行李裏有沒有「不小心」帶上一些附有中文字的書刊甚至標貼等，否則過印尼海關時一定會惹上麻煩，輕者罰款沒收了事，重者還會借故扣留你一番，要你或你的當地親戚「識做」地「過水」後方才放你出來。這種可謂文化滅絕的措施，一直要到上世紀末蘇哈托下台後才得以解除。但不可逆轉的損害已然造成了。這一幾乎可謂一代半的華人文化斷層，也造就了我們每次探訪或接待年輕一輩的印尼親友時，對彼等相互之間完全不諳中文而純粹以印尼語來溝通，也還是覺得很別扭。
印尼的華校雖然在解禁後已在多地如雨後春筍般再次被建立起來，但要擔負起復興印尼華人的中華文化的重任，也還是遠遠不夠。因為華人雖然在龐大的印尼整體人口裏比例不大（約5%），但其實有超過1000多萬名印尼華人，可謂在海外的最大華人群體。而除了政變前有受過華文教育的老一輩印尼華人，以及這十幾年來也多多少少有讀過一點華文書的為數仍然很少的華裔年輕人外，印尼絕大多數華人對華文的掌握，也還是未如人意的。所以，我時常強調，如孔子學院般有強大資源為後盾的海外華文與中華文化的教學與學習計劃，其實不用在如馬來西亞般當地的華文學習系統已頗為完善（從幼兒園到大學皆有）的國度注入太大教學資源，至多只要更大的資金力度來支持當地華人自辦的華校也就夠了；反而應該整合這些教學資源以更大力度投入如印尼般華人極多但學習資源可能還不足夠的國度，讓當地的中華文化香火得以重新點亮起來。
但印尼當年的排華也還是很有選擇性的，主要是文化層次上排華，而非經濟層次上。所謂「平定」政變而上台的蘇哈托總統，很有睿智地體會到振興印尼的經濟是其執政的首要任務。那要達至此目標，除了前述的「新秩序」經濟政策，歡迎來自歐美日的外資投入工業化建設外，另一要素是善用印尼本土的華人商家。蘇哈托本人就與多名印尼華人大商家過從甚密。他與他們之間的「交易」，通常是以行政手段賦予他們某種行業的壟斷權，如開採礦產、生產日用品、進出口大宗商品等。至於彼等之間有些什麼枱底下的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與東南亞許多土著領袖一樣，蘇哈托知道把這些重要的經濟領域交由華人（至少是他的華人友人）來做，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達到「你辦事，我放心」的效果，經濟也更有希望得以提升。至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令到如是安排的缺陷如何暴露出來，那是後話了。
在本港的印尼華人主要來源有兩個：一是在數度的排華後移居中國大陸者，因為再度創傷地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等多場浩劫，便想方設法地移居來香港，我就有好一些如此的親戚；二是在印尼發達了的華人大商家把彼等的實業也發展到本港來，此所以今天香港金融區的核心地帶也還是有好一些以印尼大集團命名的摩天大廈。無論如何，這兩個群體在中國之後的改革開放以及香港的經濟繁榮裏，也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也許連這小童也理解到事態的嚴重吧，在接下來整天的法語課程裏，他與其他老少「同學」一起認真地學習最後一堂法語課。而老師最後也以高呼「法蘭西萬歲！」的口號來結束這最後一課。這故事讀來也還是蠻令人傷感與遺憾的，尤其是有關一地的子民以後未能繼續學習其母語。我當年是在馬來西亞華人社群自行以非盈利的方式開設辦學的所謂「華文獨立中學」，自己讀到這〈最後一課〉時，即便年紀還小，但要捍衛各族人民得以學習自己母語的權益的決心，已然悄悄地被播種在我心田裏。記得自己本來還想向華文老師發問，為什麼上華文課會要讀一篇原文是法文的譯文，而不是「真正」的華文文章？不過讀過這〈最後一課〉一遍後，心裏已然「有數」，毋須再畫蛇添足了，知道編課者的用心還是良苦的！
〈最後一課〉 見諸印尼華校
為何花上一些篇幅來談〈最後一課〉呢？主要也還是要拉回半世紀前的印尼政變之後的「現場」。在成功「平定」政變之後，印尼軍方在全國各地自行以及發動群眾參與搜捕印尼共產黨與其左派同情者，過後牽連引發成一場不折不扣的排華。這一波的印尼排華，就不止於打砸燒搶華人的店舖住家、迫使華人離開等。也從那時候起，新上台的印尼官方採取了正式的、更全面的排華政策，不命令華人離開印尼，但卻要印尼華人完全融入印尼的主流文化裏，不允許公開學習、使用華文華語。我的一位源自印尼的親戚，就告訴過我他親身經歷的、情節可比〈最後一課〉的小故事，甚至更為嚴重。他當時也是某天早上到一向就讀的華文學校上學去，不料到了學校門口，看到學校已被軍警包圍，立時要關閉該間華校！在槍口威脅下，當地華人也只好眼巴巴看着多年營建起來的學校就這樣被關閉了；而要繼續讀華文書的，只好跑到鄰近的新加坡或馬來西亞、更遠的台灣與香港，甚至中國大陸去深造了。
中華文化在印尼華人群體裏的傳承與應用，從此可謂銷聲滅迹了30多年。華人的商店企業不准掛中文招牌不在話下，當年我們到印尼去探親，還要小心翻看行李裏有沒有「不小心」帶上一些附有中文字的書刊甚至標貼等，否則過印尼海關時一定會惹上麻煩，輕者罰款沒收了事，重者還會借故扣留你一番，要你或你的當地親戚「識做」地「過水」後方才放你出來。這種可謂文化滅絕的措施，一直要到上世紀末蘇哈托下台後才得以解除。但不可逆轉的損害已然造成了。這一幾乎可謂一代半的華人文化斷層，也造就了我們每次探訪或接待年輕一輩的印尼親友時，對彼等相互之間完全不諳中文而純粹以印尼語來溝通，也還是覺得很別扭。
印尼的華校雖然在解禁後已在多地如雨後春筍般再次被建立起來，但要擔負起復興印尼華人的中華文化的重任，也還是遠遠不夠。因為華人雖然在龐大的印尼整體人口裏比例不大（約5%），但其實有超過1000多萬名印尼華人，可謂在海外的最大華人群體。而除了政變前有受過華文教育的老一輩印尼華人，以及這十幾年來也多多少少有讀過一點華文書的為數仍然很少的華裔年輕人外，印尼絕大多數華人對華文的掌握，也還是未如人意的。所以，我時常強調，如孔子學院般有強大資源為後盾的海外華文與中華文化的教學與學習計劃，其實不用在如馬來西亞般當地的華文學習系統已頗為完善（從幼兒園到大學皆有）的國度注入太大教學資源，至多只要更大的資金力度來支持當地華人自辦的華校也就夠了；反而應該整合這些教學資源以更大力度投入如印尼般華人極多但學習資源可能還不足夠的國度，讓當地的中華文化香火得以重新點亮起來。
但印尼當年的排華也還是很有選擇性的，主要是文化層次上排華，而非經濟層次上。所謂「平定」政變而上台的蘇哈托總統，很有睿智地體會到振興印尼的經濟是其執政的首要任務。那要達至此目標，除了前述的「新秩序」經濟政策，歡迎來自歐美日的外資投入工業化建設外，另一要素是善用印尼本土的華人商家。蘇哈托本人就與多名印尼華人大商家過從甚密。他與他們之間的「交易」，通常是以行政手段賦予他們某種行業的壟斷權，如開採礦產、生產日用品、進出口大宗商品等。至於彼等之間有些什麼枱底下的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與東南亞許多土著領袖一樣，蘇哈托知道把這些重要的經濟領域交由華人（至少是他的華人友人）來做，才能在更大程度上達到「你辦事，我放心」的效果，經濟也更有希望得以提升。至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令到如是安排的缺陷如何暴露出來，那是後話了。
在本港的印尼華人主要來源有兩個：一是在數度的排華後移居中國大陸者，因為再度創傷地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等多場浩劫，便想方設法地移居來香港，我就有好一些如此的親戚；二是在印尼發達了的華人大商家把彼等的實業也發展到本港來，此所以今天香港金融區的核心地帶也還是有好一些以印尼大集團命名的摩天大廈。無論如何，這兩個群體在中國之後的改革開放以及香港的經濟繁榮裏，也都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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