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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除了近代（但不一定是當代）的土耳其，另一常為人津津樂道的以穆斯林為絕大多數人口，但看起來又未（起碼也許尚未）大搞社會與政治宗教化的國家，也還是在本區域的一個大型島嶼國家——印尼。說起印尼，相信絕大多數港人應該不會對其如對土耳其般感到頗為陌生，反而可能還有某種程度上的親切感。這其中最大的原因當然也與印尼自從荷蘭殖民者手中獨立建國以來的近四分之三世紀裏所發生的各式風風雨雨有關。
我有一位在印尼成長了好一段時間的媽媽，所以從小就對「排華」這字眼頗為熟悉，因為不時聽媽媽提起印尼的那幾段不太光彩的歷史。據我所知，印尼在建國的最初20多年裏，至少有過兩次大舉排華的時段。當印尼「國父」蘇卡諾宣布這橫跨東南亞的群島獨立自組一個國家時，「可喜可賀」的是他與建國元勛們（也包括華人，其中至少有一位華人海軍將領也為獨立運動出生入死，為當年的獨立革命武裝力量安排走私迫切需要的軍火）並沒有把九成印尼人信奉的伊斯蘭教定為印尼唯一的國教，而是以大體世俗化的所謂《五項原則》（崇高信仰、公正與有禮的人文、國家統一、睿智的共識與民選的代表、社會正義）作為建國基本理念。這一點乍看起來「無傷大雅」，但對現代以至當代印尼的影響其實也還是很重要的。如它就意味着不止穆斯林可當選印尼總統（雖然到目前為止仍然如是）；如一名非穆斯林當選總統的話，他宣誓時也毋須手握《可蘭經》，而是可握他所信仰的宗教的經典。
蘇卡諾是一位頗具領袖魅力（charisma）的國家領導人，能言善辯，尤其是他的多場面對群眾的講演，據說令人聽來也還是會如癡如醉、跟着他的方向走。而蘇卡諾也的確愈來愈有獨裁者的風範，與西方的民主國家漸行漸遠（雖然沒有真正斷絕往來），選擇大致上「埋堆」於在當時東西方冷戰大環境下的共產陣營，逐步把印尼的政制發展引向所謂的「引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即由他來「引導」印尼的民主，實為專制的建立。而在當年印尼的經濟建設尚處在初步階段的現實下，蘇卡諾當然未能以物質的追求來吸引印尼人對他的支持，而必須訴諸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大肆宣導。在多場演說中以至國家宣傳機器開足火力來宣揚印尼國族大團結的火熱氛圍裏，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有些方面可謂「玩過了火」，演變成一股排斥忽然被認為是外來移民的華人的浪潮。
華人早成不可分割重要部分
之所以說「忽然」，當然是因為大多數印尼華人世代定居印尼業已好幾百年，早已成為印尼人文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印尼華人約佔總人口5%，但因印尼人口基數龐大（大約2億多人），所以實際上已儼然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大中華圈以外全世界最大的華人社群。彼等這些老一輩的印尼華人，大多從商或從事各式專業與手藝，如我外祖父一家好幾代皆打金為生，早已與印尼當地人水乳交融。所以在當時的情况下，彼等被排斥為「外人」，可也是很忽然、很刻意的。
但現實就是當時忽然有好一些印尼華人被極為不公平的對待，甚至被殺害的都有，而把「團結」大多數印尼人在蘇卡諾的「英明」領導下為最重要任務的有關當局，至少也默許此類喪盡天良的事件不斷發生。有好一些印尼華人在當時極為惡劣的社會情况下選擇移居到同樣也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去，以求暫時「避難」。我就有一些印尼親戚是在當時移居到中國去的。之所以用上「移居」這字眼，主要也是因為這些印尼華人大多也還是在印尼土生土長的。他們大多雖然也有受過頗為完整的中文教育，一些甚至還抱着在當時的時代背景裏被認為是「先進」的共產主義理念，但在國家歸屬感上，當然還是以印尼這個新興國家為主的。無可否認，彼等中一小部分到了中國會有「回到家」的感覺，但大部分還是抱着「等在印尼的動亂平息後仍然回到故鄉去」的情懷。無論如何，彼等對中國這個祖籍國肯在患難時期收容他們也還是心存感激的。但「移居」中國後不久，彼等也就趕上了當時在中國也轟轟烈烈地推動着的「三反五反」等大型社會運動。剛從外國回來的彼等，許多時候竟也成為「被鬥爭」的對象，也還是吃了不少苦頭的。
時間往前推進大約10年，蘇卡諾與共產主義陣營的眉來眼去，其中一個最大的體現，就是印尼雖然在當時嚴格上不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雖然蘇卡諾在其無窮無盡的言辭發明中也籠統地把這兩個相關的主義「囊括」進他的所謂治國方略裏），但卻容許印尼共產黨的存在以至茁壯成長。到了上世紀60年代，在蘇聯與中共的扶持下，印共業已發展成為亞洲除了中共外最大的共產黨。我看過一段視頻，是當時印共紀念其成立不知多少周年的大慶典，應該是在印尼的某個大型體育館舉行的吧。各式各樣的黨員步操、花車遊行、團練表演等，印共總書記艾迪（Aidit）威風十足地在檢閱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女老少黨員代表等，好不熱鬧。不詳看銀幕標題與片裏的標語牌字眼，還以為是印尼的國慶大典、印共是印尼的執政黨呢。
在當時東西方冷戰陣營互相鬥得你死我活的大前提下，印共在印尼這個位居東西方戰略要道的島國如此肆無忌憚地公開發展黨務，再加上蘇卡諾的外交政策愈來愈向共產陣營傾斜，當然引起西方陣營的強烈警惕與不滿。所以便醞釀出印尼在1965年的政變危機。蘇卡諾還是很有多元文化的文采的，也可說是很有預感的。早在1964年的國慶演說中，蘇卡諾就已把1965年比喻為「危險地過活的年度」（Tahun Vivere Pericoloso）。這詞組裏就至少包含着印尼文（Tahun，「年度」的意思）與出人意料的意大利文（Vivere Pericoloso，「危險地過活」的意思），可見蘇卡諾當年以「文采」治國的奧秘之處。至於這場幾乎可比「羅生門」的政變（也有說是「反」政變）對印尼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影響，就有待下回分解了。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我有一位在印尼成長了好一段時間的媽媽，所以從小就對「排華」這字眼頗為熟悉，因為不時聽媽媽提起印尼的那幾段不太光彩的歷史。據我所知，印尼在建國的最初20多年裏，至少有過兩次大舉排華的時段。當印尼「國父」蘇卡諾宣布這橫跨東南亞的群島獨立自組一個國家時，「可喜可賀」的是他與建國元勛們（也包括華人，其中至少有一位華人海軍將領也為獨立運動出生入死，為當年的獨立革命武裝力量安排走私迫切需要的軍火）並沒有把九成印尼人信奉的伊斯蘭教定為印尼唯一的國教，而是以大體世俗化的所謂《五項原則》（崇高信仰、公正與有禮的人文、國家統一、睿智的共識與民選的代表、社會正義）作為建國基本理念。這一點乍看起來「無傷大雅」，但對現代以至當代印尼的影響其實也還是很重要的。如它就意味着不止穆斯林可當選印尼總統（雖然到目前為止仍然如是）；如一名非穆斯林當選總統的話，他宣誓時也毋須手握《可蘭經》，而是可握他所信仰的宗教的經典。
蘇卡諾是一位頗具領袖魅力（charisma）的國家領導人，能言善辯，尤其是他的多場面對群眾的講演，據說令人聽來也還是會如癡如醉、跟着他的方向走。而蘇卡諾也的確愈來愈有獨裁者的風範，與西方的民主國家漸行漸遠（雖然沒有真正斷絕往來），選擇大致上「埋堆」於在當時東西方冷戰大環境下的共產陣營，逐步把印尼的政制發展引向所謂的「引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即由他來「引導」印尼的民主，實為專制的建立。而在當年印尼的經濟建設尚處在初步階段的現實下，蘇卡諾當然未能以物質的追求來吸引印尼人對他的支持，而必須訴諸民族主義或國族主義的大肆宣導。在多場演說中以至國家宣傳機器開足火力來宣揚印尼國族大團結的火熱氛圍裏，在上世紀50年代初就有些方面可謂「玩過了火」，演變成一股排斥忽然被認為是外來移民的華人的浪潮。
華人早成不可分割重要部分
之所以說「忽然」，當然是因為大多數印尼華人世代定居印尼業已好幾百年，早已成為印尼人文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印尼華人約佔總人口5%，但因印尼人口基數龐大（大約2億多人），所以實際上已儼然是（包括香港在內的）大中華圈以外全世界最大的華人社群。彼等這些老一輩的印尼華人，大多從商或從事各式專業與手藝，如我外祖父一家好幾代皆打金為生，早已與印尼當地人水乳交融。所以在當時的情况下，彼等被排斥為「外人」，可也是很忽然、很刻意的。
但現實就是當時忽然有好一些印尼華人被極為不公平的對待，甚至被殺害的都有，而把「團結」大多數印尼人在蘇卡諾的「英明」領導下為最重要任務的有關當局，至少也默許此類喪盡天良的事件不斷發生。有好一些印尼華人在當時極為惡劣的社會情况下選擇移居到同樣也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去，以求暫時「避難」。我就有一些印尼親戚是在當時移居到中國去的。之所以用上「移居」這字眼，主要也是因為這些印尼華人大多也還是在印尼土生土長的。他們大多雖然也有受過頗為完整的中文教育，一些甚至還抱着在當時的時代背景裏被認為是「先進」的共產主義理念，但在國家歸屬感上，當然還是以印尼這個新興國家為主的。無可否認，彼等中一小部分到了中國會有「回到家」的感覺，但大部分還是抱着「等在印尼的動亂平息後仍然回到故鄉去」的情懷。無論如何，彼等對中國這個祖籍國肯在患難時期收容他們也還是心存感激的。但「移居」中國後不久，彼等也就趕上了當時在中國也轟轟烈烈地推動着的「三反五反」等大型社會運動。剛從外國回來的彼等，許多時候竟也成為「被鬥爭」的對象，也還是吃了不少苦頭的。
時間往前推進大約10年，蘇卡諾與共產主義陣營的眉來眼去，其中一個最大的體現，就是印尼雖然在當時嚴格上不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國家（雖然蘇卡諾在其無窮無盡的言辭發明中也籠統地把這兩個相關的主義「囊括」進他的所謂治國方略裏），但卻容許印尼共產黨的存在以至茁壯成長。到了上世紀60年代，在蘇聯與中共的扶持下，印共業已發展成為亞洲除了中共外最大的共產黨。我看過一段視頻，是當時印共紀念其成立不知多少周年的大慶典，應該是在印尼的某個大型體育館舉行的吧。各式各樣的黨員步操、花車遊行、團練表演等，印共總書記艾迪（Aidit）威風十足地在檢閱來自全國各地的男女老少黨員代表等，好不熱鬧。不詳看銀幕標題與片裏的標語牌字眼，還以為是印尼的國慶大典、印共是印尼的執政黨呢。
在當時東西方冷戰陣營互相鬥得你死我活的大前提下，印共在印尼這個位居東西方戰略要道的島國如此肆無忌憚地公開發展黨務，再加上蘇卡諾的外交政策愈來愈向共產陣營傾斜，當然引起西方陣營的強烈警惕與不滿。所以便醞釀出印尼在1965年的政變危機。蘇卡諾還是很有多元文化的文采的，也可說是很有預感的。早在1964年的國慶演說中，蘇卡諾就已把1965年比喻為「危險地過活的年度」（Tahun Vivere Pericoloso）。這詞組裏就至少包含着印尼文（Tahun，「年度」的意思）與出人意料的意大利文（Vivere Pericoloso，「危險地過活」的意思），可見蘇卡諾當年以「文采」治國的奧秘之處。至於這場幾乎可比「羅生門」的政變（也有說是「反」政變）對印尼的社會、政治、經濟等影響，就有待下回分解了。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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