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陣：兩種政治的角力 ＼文：袁彌昌

【明報文章】上篇（〈「曾俊華現象」與新型民粹政治的崛起〉，4月8日《明報》）筆者提到一種新型民粹政治在香港崛起，其背後成因是香港政治已逐漸為社會、文化、身分主導，開始脫離一貫的政經主導模式。而剛結束不久的特首選舉無疑亦加速了這一過程，因而所造成的政經利益與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衝突與對立，實際上正反映着兩種政治之間的角力。


隨着「後物質時代」降臨及數碼政治興起，「社會——文化政治」（socio-cultural politics）已儼然成為全球最新的政治潮流。然而特首選舉卻證明了中央及建制對這種新型政治是陌生，甚至毫不了解的，因而只能沿用他們一直採用的政治模式，造成兩種政治模式在香港並行與角力的現象與局面。


治港模式的5個階段

雖則如此，中央及建制對香港的理解以及相應的政治及管治模式，事實上也並非一成不變。正如在一開始，一國兩制的設計原本是用來處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以經濟性考慮為主；但後來經過六四事件，便即發現實際上所面對的是政治問題。到了2008年後，重心亦逐步由政治轉到政治經濟。但另一方面，據筆者了解，香港管治問題在回歸後很早已呈現出「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主導的趨勢，在近年更隨着陸港矛盾加劇、社交網絡興起及因應全球政治潮流，逐漸變成「社會——文化」主導。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將治港的重心與認知分為5個階段或「世代」（見圖）。


中央目前對香港的了解應該只能達到「政治經濟」階段，而香港的實際情况卻已步向「社會——文化」階段，這顯示出中央的治港政策與香港的實際情况出現了至少有一至兩個「代差」，以致中央對香港的了解總是滯後及不全面的。回歸20年，香港管治特別是「人心回歸」之所以成效不彰，筆者認為很大程度就是這滯後或「代差」問題使然，同時亦顯示出香港管治存在着一個長期被忽視的認知層面（cognitive dimension），需要更多的研究與關注。


此外，近年中央的治港政策的成效與預期出現愈來愈大的落差，亦應該與兩種並行且對立的政治模式有關：一邊中央以「政治經濟」為經，另一邊香港社會則以「社會——文化」為緯，兩者根本缺乏交集而難以接軌。換作是以前香港的「社會——經濟」模式，兩者之間還有「經濟」這「共同語言」。可是現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兩者缺乏關聯，加上社會與文化又恰恰是中央對香港的理解的最弱項，所以香港管治近年出現事倍功半甚至進寸退尺的情况，很可能就是兩種模式之間實在錯配和背馳得太嚴重。然而責任還是落在滯後的一方，反映出中央的治港範式根本尚未到位，跟不上香港政局發展的步伐。


政治——經濟——法律vs.社會——文化——身分

儘管中央及建制未能或不願跟上香港的政治模式，但這卻加深了他們對新型政治的疑慮與成見，令兩種模式之間的對立性與針對性有增無減。以梁振英政府為例，面對新冒起的「社會——文化——身分」政治，它應對的辦法明顯帶有以政經利益掌控社會的傾向。在文化與身分認同方面，梁振英個人固然傲慢地否定香港的價值觀與港人的身分認同，不過他卻「研發」出一種有效針對這種「文化——身分」政治的手段——「法律戰」。君不見梁振英對於佔中、佔領運動、港獨、自決等事件，往往能夠實行轉化，不但可反過來強化自己的立場與發言權，同時以這些事件為名，增強中央對香港的控制，逐步收窄港人的政治與法律空間——這種政治梁振英確實是玩得出神入化，令眾多運動最後只得出事與願違、弄巧反拙的結果。可見梁振英對於運用及優化中央及建制現有的「政治——經濟——法律」管治模式，實在是無人能出其右。


即使梁振英為中央解決了不少危機，然而面對連任問題，中央的考慮也不得不重新回到香港社會上面，以致分別受制於建制派的內訌及香港的新型政治模式。因此，梁振英放棄連任的決定，實際上意味着現時所採用的「政治——經濟——法律」管治模式已發展到極限，其嚴重的滯後和「代差」問題，已令它無法再應付香港政治日新月異的情况與問題。儘管建制派的內訌表面上被擺平了，但這次特首選舉無疑亦加速了香港的政治模式向「社會——文化——身分」方向進化，中央如再不狠下決心縮窄其治港認知及模式與香港實際情况的差距，未來中央及建制的管治模式必定將露出更多破綻。


3種爭論 3條戰線

隨着「社會——文化」政治在香港崛起，令香港管治的關鍵在原有的政治爭論（political argument）與經濟爭論（economic argument）之上，再增添了最新的文化爭論（cultural argument），恰恰就如同3條戰線。如欲解決香港管治問題，中央及特區政府需要在這3種爭論中取得上風，方可有望穩定局面。可是選舉後的最新政治形勢顯示，現時三方面的爭論都對中央及特區政府均甚為不利，短期內看不出有翻盤的可能。


政治爭論方面，中央進一步收窄港人的政治空間的企圖已昭然若揭，令港人意識到守護香港核心價值、守護一國兩制已刻不容緩，並且取代政改，成為港人的「重中之重」。因此他們擁有一定的道德高地，可以沿着曾俊華建立的政治路線，名正言順地以守護核心價值和一國兩制的名義，來與中央及林鄭月娥政府抗衡。換句話說，他們只需聲稱他們所做的是堅持「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根本已毋須再用佔中、港獨、自決這些容易引起中央反彈的名義去抗爭，這樣反而會令中央和特區政府尷尬及陷入被動，亦令一向頗有效用的「法律戰」如釋法等手段，再無用武之地。


經濟爭論方面，由於「後物質時代」的來臨，以及利益集團的橫行肆虐，令利益分配更為不均，使得促進經濟發展的論調，以至中央對港的經濟誘因，對港人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這不但會令林鄭月娥一貫的「先經濟後政治」方針無效化，長遠甚至有可能發展成一種「經濟發展有害論」，以抗拒與內地的經濟融合以及大舉湧入的大陸資本。


文化爭論方面，這次特首選舉的一大重要意義，在於重新喚起了港人對香港的感情，以及對守護核心價值和一國兩制的關注，因而成功把「沉默大多數」動員起來，促成他們的政治和良心覺醒。世界上不少地方是藉着這種契機，令國民得以重新團結起來。但換在香港，假如中央還是執意要加速陸港融合的話，只會變相迫使港人只能在「愛國」與「愛港」之間二選一，其結果是不難預料的。


由此可見，目前香港最需要的可能並非「大和解」，而是這兩種並行且對立的政治觀或模式之間的調和。不過筆者還是悲觀地認為，除非中央在對港認知及治港路線上有一定程度的修正，否則將來上述3條戰線全面失守的機會很大，特區政府亦將因此陷入難以管治的窘境。這可能就是香港未來5年的景况。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