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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袁彌昌先生連刊兩篇文章〈曹丕篡漢：延續強硬治港路線的真正代價〉（2017年3月11日《明報》，下稱〈曹文〉）及〈楚河漢界：沒有中間派的5年〉（2017年3月24日《明報》，下稱〈楚文〉），認為林鄭月娥女士當政後，「政策必須向權貴和利益集團傾斜……導致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利益集團坐大，壟斷香港政治，激化香港原有的深層次矛盾」，另外由於「林鄭充當『梁振英2.0』」，會延續「士族」、「寒族」的鬥爭（〈曹文〉）；又說「中間派被棄如敝屣……建制派和利益集團的利益不變」，再用借古喻今的語調謂「項羽……這種人短短5年就會亡國……四面楚歌之時可期，我們就期待垓下之戰吧」（〈楚文〉）。
袁兩文有3點令人費解
兩篇文章共有3點我們需要討論。
首先，一向以來，源於泛民的溫和中間派從政者，例如杜葉錫恩、張炳良、陸恭蕙等都被器重，其他因為年齡、個人原因寧願退居幕後者例如羅致光、劉千石、狄志遠（仍出任多項公職）一直備受禮遇，李華明更獲頒授（他自己也願意接受）銀紫荊星章，〈楚文〉說「中間派被棄如敝屣……所受到的待遇和最後下場，亦只會令新來者卻步」，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
第二，香港數十年來的教育、考核、選舉制度，一向都是公平、開放的，優秀青年不論家庭背景，或晉身政務官，或參加選舉成為議員，或考取專業資格成為社會精英，或在求才若渴的工商機構包括家族企業力爭上游……在政商領域與企業大小股東互相合作，促進穩定繁榮。
梁振英（專業）和董建華（世族）的良好關係人所共知，陳智思（華僑世族）更是林鄭（前政務官）的競選辦主任，其他如梁智鴻、蘇澤光、胡紅玉、周松崗……不計其數憑個人才華進入上層社會擔任公職者，都是政府和世族共同依仗、信任的一批寒族，〈曹文〉的「士族」、「寒族」「兩個利益集團和階級的鬥爭」講法，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第二次）。
第三，一國兩制其中一個重點，是不受內地社會主義影響，保持香港資本主義運作不變。我們必須清楚和現實地知道，貧富階級差距闊大、權貴政治影響力強，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
資本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市場自由進出，能者居之。成功商人跟基層工作者（例如的士司機）一樣，為了促進市場效率或保持壟斷地位，很自然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科學學者勞勃．道爾（Robert Dahl, 1915－2014），於其1961年出版的《誰管治》（Who Governs?）一書中，已經明確指出利益集團影響和控制政治，是在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中常見的現象（註1）。所以〈曹文〉說「利益集團坐大……導致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第三次）。
「權貴治港」講法是把資本主義常態扭曲
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有利益集團坐大，沒有必要大驚小怪，亦毋須予以醜化。雖然香港確實有一些利益集團和世家大族，然而我們有上述公平公開的教育、考核制度，再加上廉政公署、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香港的社會流動和監察制度縱非十全十美，但已經不下於西方先進國家。
目前常見有關〈曹文〉「政商霸權」、「權貴治港」的講法，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藉近年愈趨嚴重和普遍的「反智」次文化，經過情緒化解讀或惡意扭曲演變而成。反智的中、青、少年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受到這些言辭影響，不再是那些1970至1990年代力求上進者，倒是變成患了「紅眼症」，厭惡精英。而最容易批評「政商霸權」、攪動階級仇恨的手法，就是把貧富懸殊的帳過分簡單化，然後全都算到政商頭上。
須知道20年來，草根基層工資偏低，無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1991年立法局直選後，一些反對派議員為批評而批評，嚴厲苛責公務員懶散、低效、架構臃腫，港府被迫加快公營部門改革，收縮公務員隊伍（註2），較受人注意的是醫療部門改成為醫院管理局，但醫護人員受益於議價能力強的醫生，員工福利沒有減少。
淒慘的是我們小時候尊敬的清道夫，淪為成千上萬的外判清潔工人。他們的工資不能跟隨公務員薪酬水平逐年上升，即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狀態，20年來幾乎原地踏步，直到最低工資立法成功才稍微改善（幸好郵政局「公司化」沒有成功，郵差才不致成為「低薪速遞員」）。然而，由於具有指標性的清潔工人工資因為市場供求關係，長期處於低位，連累看更、侍應等基層崗位工資也停滯不前，貧富階級差距自然擴闊（倒是政府每年大量盈餘，有人藉機「派糖」，撈取政治資本）。
遺憾是有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媒體工作者及激進分子，不作自我檢討，反而刻意曲解階級差異、攪動階級仇恨，描述它是一種你死我活的衝突，「期待垓下之戰」，挑釁林鄭團結不同領域利益持份者的意願和計劃，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
註1：其他著名學者例如Mancur Olson、Robert Michels、C. Wright Mills、Geraint Parry、Gaetano Mosca都指出歐美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精英影響政治政策是常見和不可避免的現象
註2：www.darryljarvis.com/uploads/2/2/6/9/22690064/reasert_the_pub_in_pub_ser_chapter6.pdf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許劍昭]
袁兩文有3點令人費解
兩篇文章共有3點我們需要討論。
首先，一向以來，源於泛民的溫和中間派從政者，例如杜葉錫恩、張炳良、陸恭蕙等都被器重，其他因為年齡、個人原因寧願退居幕後者例如羅致光、劉千石、狄志遠（仍出任多項公職）一直備受禮遇，李華明更獲頒授（他自己也願意接受）銀紫荊星章，〈楚文〉說「中間派被棄如敝屣……所受到的待遇和最後下場，亦只會令新來者卻步」，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
第二，香港數十年來的教育、考核、選舉制度，一向都是公平、開放的，優秀青年不論家庭背景，或晉身政務官，或參加選舉成為議員，或考取專業資格成為社會精英，或在求才若渴的工商機構包括家族企業力爭上游……在政商領域與企業大小股東互相合作，促進穩定繁榮。
梁振英（專業）和董建華（世族）的良好關係人所共知，陳智思（華僑世族）更是林鄭（前政務官）的競選辦主任，其他如梁智鴻、蘇澤光、胡紅玉、周松崗……不計其數憑個人才華進入上層社會擔任公職者，都是政府和世族共同依仗、信任的一批寒族，〈曹文〉的「士族」、「寒族」「兩個利益集團和階級的鬥爭」講法，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第二次）。
第三，一國兩制其中一個重點，是不受內地社會主義影響，保持香港資本主義運作不變。我們必須清楚和現實地知道，貧富階級差距闊大、權貴政治影響力強，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
資本主義的特點之一，就是市場自由進出，能者居之。成功商人跟基層工作者（例如的士司機）一樣，為了促進市場效率或保持壟斷地位，很自然會試圖影響政府決策。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科學學者勞勃．道爾（Robert Dahl, 1915－2014），於其1961年出版的《誰管治》（Who Governs?）一書中，已經明確指出利益集團影響和控制政治，是在自由資本主義和民主社會中常見的現象（註1）。所以〈曹文〉說「利益集團坐大……導致一國兩制名存實亡」，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第三次）。
「權貴治港」講法是把資本主義常態扭曲
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之中，有利益集團坐大，沒有必要大驚小怪，亦毋須予以醜化。雖然香港確實有一些利益集團和世家大族，然而我們有上述公平公開的教育、考核制度，再加上廉政公署、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香港的社會流動和監察制度縱非十全十美，但已經不下於西方先進國家。
目前常見有關〈曹文〉「政商霸權」、「權貴治港」的講法，是把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藉近年愈趨嚴重和普遍的「反智」次文化，經過情緒化解讀或惡意扭曲演變而成。反智的中、青、少年人不求甚解，人云亦云，受到這些言辭影響，不再是那些1970至1990年代力求上進者，倒是變成患了「紅眼症」，厭惡精英。而最容易批評「政商霸權」、攪動階級仇恨的手法，就是把貧富懸殊的帳過分簡單化，然後全都算到政商頭上。
須知道20年來，草根基層工資偏低，無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1991年立法局直選後，一些反對派議員為批評而批評，嚴厲苛責公務員懶散、低效、架構臃腫，港府被迫加快公營部門改革，收縮公務員隊伍（註2），較受人注意的是醫療部門改成為醫院管理局，但醫護人員受益於議價能力強的醫生，員工福利沒有減少。
淒慘的是我們小時候尊敬的清道夫，淪為成千上萬的外判清潔工人。他們的工資不能跟隨公務員薪酬水平逐年上升，即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狀態，20年來幾乎原地踏步，直到最低工資立法成功才稍微改善（幸好郵政局「公司化」沒有成功，郵差才不致成為「低薪速遞員」）。然而，由於具有指標性的清潔工人工資因為市場供求關係，長期處於低位，連累看更、侍應等基層崗位工資也停滯不前，貧富階級差距自然擴闊（倒是政府每年大量盈餘，有人藉機「派糖」，撈取政治資本）。
遺憾是有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媒體工作者及激進分子，不作自我檢討，反而刻意曲解階級差異、攪動階級仇恨，描述它是一種你死我活的衝突，「期待垓下之戰」，挑釁林鄭團結不同領域利益持份者的意願和計劃，實在莫名其妙、令人費解！
註1：其他著名學者例如Mancur Olson、Robert Michels、C. Wright Mills、Geraint Parry、Gaetano Mosca都指出歐美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精英影響政治政策是常見和不可避免的現象
註2：www.darryljarvis.com/uploads/2/2/6/9/22690064/reasert_the_pub_in_pub_ser_chapter6.pdf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許劍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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