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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編者按：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於9月26日在華盛頓主辦了第十次中美對話論壇，主題為「下屆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之後，基金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何志平，與目前擔任特朗普高級顧問的中情局前局長伍爾西（R. James Woolsey），就中美共同關注的一些問題對談。內容經整理和翻譯後，分4期刊出。）
「排除『大國伙伴』『G2』構想」
何志平：中美關係是今日世界最為複雜而又重要的雙邊關係。隨着我們的合作不斷擴展和深化，我們的分歧也愈來愈明顯，我們的關係愈來愈緊密並互相依賴，但同時也有不少人憂慮雙方會發生摩擦和衝突。究竟影響兩國關係的主要分歧是什麼？是領土爭議？是文化差異？還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美國能否與其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建立大國伙伴關係？
伍爾西：崛起中的大國引發現存大國的對立情緒，這是十分正常的。但在歷史上，因為新的大國崛起，而導致與現存大國發生戰爭，卻並非不能避免。毫無疑問，美國會作出調適，並學習如何與一個更為積極有為的中國共處。但同時，她也會對其傳統盟友，特別是亞洲那些對中國疑慮正在加深的盟友，作出戰略保證：他們並不孤單。亞洲的穩定與繁榮符合美國的利益，畢竟這是全球經濟增長主要的發動機。美國視自己為亞洲地區勢力平衡的支撐，並會繼續堅定地保護其盟友以抵禦中國的過度擴張。上世紀的經驗告誡我們，不加約束的擴張主義和挑釁，只會引發更多的負面行為。我們不會重複這些錯誤。中國應該認識到，我們在亞洲的反應，並非由領土爭議而引發的。這些反應，是基於我們曾經為此奮戰的國家的歷史和責任而來的。我們佔領過菲律賓，焚燒過日本，將柬埔寨、韓國和越南轟成廢墟。最後，我們與他們的社會修復了關係，並對他們持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
正是這份責任感，排除了我們尋求你所說的「大國伙伴」，或一些其他專家所倡議的「G2」構想。這種關係會在我們的盟友之間，製造困惑和被遺棄的感覺，並驅使他們採取對地區安全沒有益處的防衛措施，包括進行海洋軍備競賽，以及研製核武。
何志平：你提到美國對其亞太盟友的責任。事實上正如一些中國官員所重申，我們尊重美國在亞太區的傳統存在和合法利益。中國所做的，不過是維護和捍衛自身的合法權益。但是，華盛頓部分中國觀察家在選舉年就開始指摘中國，聲稱中國對南海具侵略性，並試圖將美國趕出西太平洋。他們甚至促請白宮方面採取更公開、更高調、更具體和具有針對性的措施，以「反擊」所謂的「中國改變現狀的行為」。我們都知道，中國在美國的大選年難免會成為代罪羔羊，但我們也希望，當新的領導人入主白宮之後，能夠採取更為務實的對華政策，那應當是建基於雙方共同利益的考量，而非民粹式的情緒。
中國追求和平獨立的外交政策，支持國際事務應由全球所有國家共同決定，而非由一兩個國家決定。不過，即使我們並沒有認同「G2」的構想，但目前國際上也有一個廣泛的共識：一個良好而穩定的中美關係，對兩國以至全球都是有利的。問題是，我們應當如何處理兩國之間的戰略互疑？
正如一些學者所言，中方關注如何防止美國挑戰中國的主權，以及現有執政黨的認受性；而美方更為關注的則是中國試圖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的挑戰。美國是否願意接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並看成與其共存的體系？兩國需要作出怎樣的實質承諾才能戰略互保、取信對方？
「一種大妥協大共識的可能」
伍爾西：我們需要更好地管控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美國在推動自由方面的承諾是不可動搖的。然而，我們在中東的艱辛經歷，以及我們逐漸了解到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複雜性，顯而易見，挑戰現有制度，風險很高。我們或許不喜歡，但我們不一定要做什麼。
我因而看到一種大妥協或大共識（a grand bargain）的可能，那就是美國接受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並承諾不會擾亂她的發展，以換取中國保證，不會挑戰亞洲的現狀。這或許不是口頭承諾，但卻能夠作為兩國將來發展關係時心照不宣的指引。
最後，中國需要認識到美國在海洋航行自由上的歷史以及其重要性。我們的首兩場戰爭，包括1812年戰爭，以及巴巴里海岸戰爭，均是關於海洋航行自由的戰爭。沒有任何事情令美國如此關注，並願意與中國一起努力，以維護南海的秩序，以及相關的國際法原則。
（四之三；11月2日周三再續）
「排除『大國伙伴』『G2』構想」
何志平：中美關係是今日世界最為複雜而又重要的雙邊關係。隨着我們的合作不斷擴展和深化，我們的分歧也愈來愈明顯，我們的關係愈來愈緊密並互相依賴，但同時也有不少人憂慮雙方會發生摩擦和衝突。究竟影響兩國關係的主要分歧是什麼？是領土爭議？是文化差異？還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美國能否與其不同政治體制的國家，建立大國伙伴關係？
伍爾西：崛起中的大國引發現存大國的對立情緒，這是十分正常的。但在歷史上，因為新的大國崛起，而導致與現存大國發生戰爭，卻並非不能避免。毫無疑問，美國會作出調適，並學習如何與一個更為積極有為的中國共處。但同時，她也會對其傳統盟友，特別是亞洲那些對中國疑慮正在加深的盟友，作出戰略保證：他們並不孤單。亞洲的穩定與繁榮符合美國的利益，畢竟這是全球經濟增長主要的發動機。美國視自己為亞洲地區勢力平衡的支撐，並會繼續堅定地保護其盟友以抵禦中國的過度擴張。上世紀的經驗告誡我們，不加約束的擴張主義和挑釁，只會引發更多的負面行為。我們不會重複這些錯誤。中國應該認識到，我們在亞洲的反應，並非由領土爭議而引發的。這些反應，是基於我們曾經為此奮戰的國家的歷史和責任而來的。我們佔領過菲律賓，焚燒過日本，將柬埔寨、韓國和越南轟成廢墟。最後，我們與他們的社會修復了關係，並對他們持有強烈的道德責任感。
正是這份責任感，排除了我們尋求你所說的「大國伙伴」，或一些其他專家所倡議的「G2」構想。這種關係會在我們的盟友之間，製造困惑和被遺棄的感覺，並驅使他們採取對地區安全沒有益處的防衛措施，包括進行海洋軍備競賽，以及研製核武。
何志平：你提到美國對其亞太盟友的責任。事實上正如一些中國官員所重申，我們尊重美國在亞太區的傳統存在和合法利益。中國所做的，不過是維護和捍衛自身的合法權益。但是，華盛頓部分中國觀察家在選舉年就開始指摘中國，聲稱中國對南海具侵略性，並試圖將美國趕出西太平洋。他們甚至促請白宮方面採取更公開、更高調、更具體和具有針對性的措施，以「反擊」所謂的「中國改變現狀的行為」。我們都知道，中國在美國的大選年難免會成為代罪羔羊，但我們也希望，當新的領導人入主白宮之後，能夠採取更為務實的對華政策，那應當是建基於雙方共同利益的考量，而非民粹式的情緒。
中國追求和平獨立的外交政策，支持國際事務應由全球所有國家共同決定，而非由一兩個國家決定。不過，即使我們並沒有認同「G2」的構想，但目前國際上也有一個廣泛的共識：一個良好而穩定的中美關係，對兩國以至全球都是有利的。問題是，我們應當如何處理兩國之間的戰略互疑？
正如一些學者所言，中方關注如何防止美國挑戰中國的主權，以及現有執政黨的認受性；而美方更為關注的則是中國試圖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構成的挑戰。美國是否願意接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並看成與其共存的體系？兩國需要作出怎樣的實質承諾才能戰略互保、取信對方？
「一種大妥協大共識的可能」
伍爾西：我們需要更好地管控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美國在推動自由方面的承諾是不可動搖的。然而，我們在中東的艱辛經歷，以及我們逐漸了解到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複雜性，顯而易見，挑戰現有制度，風險很高。我們或許不喜歡，但我們不一定要做什麼。
我因而看到一種大妥協或大共識（a grand bargain）的可能，那就是美國接受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並承諾不會擾亂她的發展，以換取中國保證，不會挑戰亞洲的現狀。這或許不是口頭承諾，但卻能夠作為兩國將來發展關係時心照不宣的指引。
最後，中國需要認識到美國在海洋航行自由上的歷史以及其重要性。我們的首兩場戰爭，包括1812年戰爭，以及巴巴里海岸戰爭，均是關於海洋航行自由的戰爭。沒有任何事情令美國如此關注，並願意與中國一起努力，以維護南海的秩序，以及相關的國際法原則。
（四之三；11月2日周三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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