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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在中國權傾朝野，先後發動無數政治運動，把黃土地染紅。
這段時期，被史家稱為「毛時代（Mao's Era）」。
而在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筆下，二十多年的毛時代火紅史，卻成為「人民三部曲（People's Trilogy）」，「顯而易見，（這些事件）是毛澤東定調的，是他發動的，也是他製造了這些中國歷史上的轉捩點，但事情也有另一面。」
另一面，是人民的面容，「你必須嘗試了解這段歷史對形形色色的人有何意義」。
蘇俄作家Vasily Grossman，在其描述蘇德戰爭的長篇小說Life and Fate中寫到：「生命的搏鬥中最真實恆久的意義在於個人，在於他最謙遜的特性，以及他保有那些特性的權利。」
歷史之眼不止會從學術高閣中俯瞰百態興衰，它必定也從底層探索，凝視眾生。
收集史檔 寫下生命重量
閱讀「人民三部曲」，是趟痛苦經驗；不因書的厚度，只因重量——人民的生命，以及生命的無辜摧折；這重量，即便「歷史」本身也難以盛載。馮客十多年來自中國各個省份和縣市的政府機關收集大量史檔，作為書寫歷史的基礎：以官方紀錄，重組在那片紅潮中，人的痕迹，「當我閱讀這些人的故事時，我恍如把他們領回人間，讓他們有幾分鐘的重生；當我闔上筆記本時，這些人再次消失，回歸無有」。
他們的名字 他們的故事
主體性（Agency），一直是他的研究重點；對主體的關注，大抵不止是學術理念，也許當中還藏着關懷，「我希望能把他們一一領回人間，我希望述說他們的故事，每一個！我希望列出他們的名字，他們是何身分、所幹為何、所居何處。」馮客的書不只有響亮的領導名字，還有那些從未被歷史覆手加持的小人物：被好友批鬥的駱姓工人、偷挖薯仔而被削耳朵的王自友、餓得吃皮革的朱二哥、過勞死的懷孕女社員杜金好、沉迷暴力的縣長張東海……數列起來，會是怎樣的圖景？
自馮客的辦公室眺望，遠方有海。日光下的海浮泛着縷縷白氣，白氣使海浪的紋理模糊，映成一片湛藍。海洋中到底有多少水滴，它們自哪形成？流經何處？包懷着哪些微生物？
一艘白船在海中匍匐前進。
終生纏繞的罪疚
到底如何在歷史的汪洋裏掏揀故事？「我的首要責任是讓他們回到人世，理解他們的生命。其次就是要確保這些故事能向讀者傳達，使他們獲得知識。」馮客坦言，挑選史料的過程極為困難；他不得不像挪亞——在方舟中集合最多種類的生物，嚴控數量，「當你在花大量時間閱讀檔案，哪些事情屢見不爽，哪些鮮有發生，你大概心裏有數。你能看出哪些事對讀者有意義，從而維持一種平衝」，「人的反應是多樣繁雜的，當我在揀選故事時，我希望能展示眾生百態。」
就像「打虎」運動下其門如市的棺木店，公園樹上總吊着自殺的人；大饑荒時人們吃所能填肚的東西，甚至以石頭磨「麵粉」；文革時，全國陷入搶購毛澤東徽章的熱潮。
「說到主體性（agency），這不是『國家對決人民』的簡單故事，不幸地，共產黨製造了苦難的條件，人民為勢所迫而幹了可怕的事。」國家是不在場的，人只能互為殘害。馮客曾訪問一位大饑荒的倖存者，男人小時候偷了嬸嬸藏在頸上的錢去買食物，三周後，她餓死了，「他覺得他要為此負責。那時候他只是個八九歲的孩子，現在已垂垂老矣，依然難過。看着一個老人為他六十年前所作的往事而飲泣，叫人非常痛心。」
「那是他的歷史。」
「對，那罪疚感與他相隨。」
文革的重點在於失去
三部曲裏的每段情節，彷彿都藏着暴力、死亡與罪疚的影子。對於文革，馮客認為聚焦死亡是錯誤的，「文革的重點不在於死亡，而在於失去。失去信仰，失去對他人的信任，失去一切可預測性。它關於創傷，由人與人互相鬥爭所施加的創痛」。
一九五八至六二年間，二百五十萬被折騰致死，而大饑荒則死了四千五百萬人，「死亡已經夠多了，共產黨也無法再承受更多死亡，他們自也明白，因此他們改為摧折和打擊數以萬計的人」。創痛一如罪疚，終生纏繞。
歷史敘事需要同理心
馮客以歷史敘事（Narrative History）的方法書寫了人民三部曲，即以文學技巧結合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為讀者重構各種歷史場景。歷史學家就是建築師，史料就是建材，建成的可以是髒臭的紅衛兵宿舍、內戰下的長春死城，或是饑荒中幹部逍遙玩樂的豪華遊輪，「你的注意力應放在如何去構建場景，着重細節，去除學術術語，確保自己對筆下的文字有所反思」。
他重視人的思考與情感。「有兩種相連而又相異的情感，第一種是同情心，另一種是同理心。」作為歷史學家，他要求自己需要對人存有同理心，不論愛惡，「要理解人們的所作所為的緣由，我必須代入毛澤東的心境，或代入一個普通村民的心境：為了熬過大饑荒，我能幹出什麼事？或者我會代入一個紅衛兵的心境，或一個紅衛兵的受害者的心境，一個被學生毆打的老師。你必須不斷觀察不同人在不同情景裏的反應與作為，再盡可能地代入不同人的視覺。」
用詞政治 假裝代表人民
他對細節執著，幾近自虐。為了勾勒文革中首位平民在南京紫金山明孝陵服毒自盡的場景，他花了整個上午查資料以確認樹林長的是青竹與橡樹；為了形容一九六九年導致中蘇衝突的珍寶島，他翻閱自然生物學家的著作，描繪出長着啡厚毛髮的滿洲紅鹿如何在結冰的烏蘇里江漫步。
他對詞語極為敏感，追求用字精煉準確。例如「農民」，西方大多以「peasant」對譯，他卻拒絕使用這個附有封建意味的負面詞語；又如「群眾（mass）」，他質疑這個充滿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詞語，「基本上沒有群眾，只有人！（普通話）」
語言總沾染着政治。近年來，「傷害人民感情（hurt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成為內地官員和民眾的口頭禪，馮客笑言，「傷害人民感情」是納粹在一九三○年代的常用語，用以形容對納粹政權的任何批評。還有一個常用詞，就是「民族恥辱（national humiliation）」。馮客曾搜尋該詞在各個被殖民主義侵害的國家的使用率，發現最常用的，是大陸，「為什麼呢？是因為印度人所受的羞辱比較輕嗎？但中國才是帝國主義時代裏受害最輕的國家，因為她從來不是殖民地，香港才是。顯然，這是一種以政治宣傳為目的的近代語言。誘發『傷害人民感情』的並不是人民，而是黨國，假裝代表人民，自以為能為人民發聲的黨國。」
挑戰主流歷史論述
一些評論者批評馮客對這段歷史的描述過於嚴苛，而所挑選的史實也略嫌偏頗，「你不能做到完全沒有偏頗的，」他答得坦白直率：「寫作需要一個角度，抱持一個角度沒有任何錯誤，然而最危險的是，忽略自己在檔案庫中找到的證據。」一些史料能鞏固已有觀察，一些卻能挑戰既存認知，開拓新的歷史疆界。例如，他本以為六十年代末的農村村民大多被捲入大寨運動，無暇作業，後來卻在檔案中發現，原來在林彪暴死、軍隊被鬥後，不但民心醒覺，而各地村落亦因軍隊撤走而真空，村民的「無聲革命」（The Silence Revolution）開始行進——延安一村落，村民在地方幹部監督下非法養豬賣到黑市，從而在黑市購買穀糧上繳自用，相類似的非法經濟活動遍及各省，直到文革結束，已是行之既久難以回頭，「人們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其實人民才是！」
以史實另闢蹊徑，挑戰主流的歷史論述，是馮客的拿手好戲。他的舊作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和Things Modern: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展現了中史書上那個黑暗的民國時代一種截然不同的樣貌——一個中西文化匯流、思想開放的時代；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則迴溯鴉片在中國的歷史，從用家角度出發，推翻「鴉片荼毒國民」的定論，指出大多用家只為了醫療、交際和悠閒需要；反而禁煙後，卻生出黑市、毒癮、黑社會等各種亂象。
難道說，我們都被歷史學家欺騙？
中國研究歷史種族主義
「在漢學和中國研究的領域裏，貫穿着一種雙重標準。每當說到人權、鴉片、共產主義時，中國就像一個例外。共產主義在蘇聯是災難，但在中國？毛是不同的！波爾布特（赤柬領導人）在柬埔寨是災難，但毛澤東是不同的！反毒戰爭（war on drugs）在美國是災難，但鴉片是不同的！當事情發生在中國，彷彿一切都截然不同。」在歐美以至日本，對民主制度不滿失望的人，總有種烏托邦想像：一個有別於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度——這想像，便投射在幅員廣大、文化綿長的中國。高達的《中國女孩》中，一個個舉着《毛語錄》穿上中山裝的歐洲青年，不無可笑可悲，「一言敞之，我認為這是種族主義」。
「數以千萬的人在中國死亡，何以無人關注？因為種族歧視。當一個金髮碧眼的孩子站在鐵絲網後，普遍的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會覺得這是巨大的悲劇，諷刺地，當白人在海外殺害他人時，歐美人士自身也會感到不妥，但當亞洲人殘害自己的族群時，他們卻無動於中。」
文革後遺 經濟自由 政治不自由
有論者言，檢討文革，需要看正反兩面。馮客直說，文革唯一的益處，完全是無心插柳，「當人們的基本經濟自由被允許時，鄧小平也利用了他們的經濟成果來重建共產黨，但同時不斷打壓普通人最基本的政治訴求，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屢見不鮮。就像一種分裂，經濟自由可以，政治卻萬萬不可，恍如精神分裂，但這正正是文革的後遺。」
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從老舊軍裝換上挺拔西服，不少人認為今日的她與當日的瘋狂專制已一刀兩斷，「這是非常危險的想法，因為國家結構依舊，黨國體制如出一轍，一黨專政的局面持續，而發迹自延安的家族仍在把持朝政。一些人覺得不需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我覺得這樣想是愚昧的」。無知於來龍去脈，又如何理解當下？馮客斷言，文革不會重來。但問題是，再來的會是什麼？「歷史不會重複自身，它不需要，因為各種可怖的行為自會出現。文革不會重來，但別的事情必然發生。」要阻止災難的發展與生成，需要一個開放、問責的社會，「當社會沒有問責制度，不透明不開放，人們便難以說出問題所在，因為他們活在恐懼之中。」
「我們依然活在恐懼中。」
「對，我們是。」
「在中國，和香港？」
「對，不幸地。」
銅鑼灣書店五子被跨境逮捕禁錮、從事人權工作的瑞典人Peter Dahlin被迫在鏡頭前懺悔，無不勾勒着強權的形態。
讀歷史非教人愛惡國家
教育局近月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展開諮詢，因諮詢文件過分強調大一統與民族融合而惹人非議。歷史總在不同時代被不同人不斷詮釋。
作為書寫歷史的學者，馮客認為，不能為歷史教育設訂議程，「你不能叫人學習歷史從而愛他的國家，或憎惡他的國家。人們應該為了發展個人的批判思維而學習歷史，從而了解歷史為何重要」。
或者，閱讀歷史能讓我們習得一顆同理心，「你可以妖魔化毛澤東或希特拉，但你也可以嘗試研讀他們，從而理解他們。當你能理解他們，自能在彼此間劃出一點距離，並從中學習，防止世上再出現另一個希特拉、毛澤東、波爾布特、墨索里尼，或史太林」。
「如果一個地方沒有開放地學習歷史的自由，那裏也沒有什麼民主可言。」
文﹕阿離
圖﹕劉焌陶、網上圖片
編輯﹕蔡曉彤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這段時期，被史家稱為「毛時代（Mao's Era）」。
而在香港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otter）筆下，二十多年的毛時代火紅史，卻成為「人民三部曲（People's Trilogy）」，「顯而易見，（這些事件）是毛澤東定調的，是他發動的，也是他製造了這些中國歷史上的轉捩點，但事情也有另一面。」
另一面，是人民的面容，「你必須嘗試了解這段歷史對形形色色的人有何意義」。
蘇俄作家Vasily Grossman，在其描述蘇德戰爭的長篇小說Life and Fate中寫到：「生命的搏鬥中最真實恆久的意義在於個人，在於他最謙遜的特性，以及他保有那些特性的權利。」
歷史之眼不止會從學術高閣中俯瞰百態興衰，它必定也從底層探索，凝視眾生。
收集史檔 寫下生命重量
閱讀「人民三部曲」，是趟痛苦經驗；不因書的厚度，只因重量——人民的生命，以及生命的無辜摧折；這重量，即便「歷史」本身也難以盛載。馮客十多年來自中國各個省份和縣市的政府機關收集大量史檔，作為書寫歷史的基礎：以官方紀錄，重組在那片紅潮中，人的痕迹，「當我閱讀這些人的故事時，我恍如把他們領回人間，讓他們有幾分鐘的重生；當我闔上筆記本時，這些人再次消失，回歸無有」。
他們的名字 他們的故事
主體性（Agency），一直是他的研究重點；對主體的關注，大抵不止是學術理念，也許當中還藏着關懷，「我希望能把他們一一領回人間，我希望述說他們的故事，每一個！我希望列出他們的名字，他們是何身分、所幹為何、所居何處。」馮客的書不只有響亮的領導名字，還有那些從未被歷史覆手加持的小人物：被好友批鬥的駱姓工人、偷挖薯仔而被削耳朵的王自友、餓得吃皮革的朱二哥、過勞死的懷孕女社員杜金好、沉迷暴力的縣長張東海……數列起來，會是怎樣的圖景？
自馮客的辦公室眺望，遠方有海。日光下的海浮泛着縷縷白氣，白氣使海浪的紋理模糊，映成一片湛藍。海洋中到底有多少水滴，它們自哪形成？流經何處？包懷着哪些微生物？
一艘白船在海中匍匐前進。
終生纏繞的罪疚
到底如何在歷史的汪洋裏掏揀故事？「我的首要責任是讓他們回到人世，理解他們的生命。其次就是要確保這些故事能向讀者傳達，使他們獲得知識。」馮客坦言，挑選史料的過程極為困難；他不得不像挪亞——在方舟中集合最多種類的生物，嚴控數量，「當你在花大量時間閱讀檔案，哪些事情屢見不爽，哪些鮮有發生，你大概心裏有數。你能看出哪些事對讀者有意義，從而維持一種平衝」，「人的反應是多樣繁雜的，當我在揀選故事時，我希望能展示眾生百態。」
就像「打虎」運動下其門如市的棺木店，公園樹上總吊着自殺的人；大饑荒時人們吃所能填肚的東西，甚至以石頭磨「麵粉」；文革時，全國陷入搶購毛澤東徽章的熱潮。
「說到主體性（agency），這不是『國家對決人民』的簡單故事，不幸地，共產黨製造了苦難的條件，人民為勢所迫而幹了可怕的事。」國家是不在場的，人只能互為殘害。馮客曾訪問一位大饑荒的倖存者，男人小時候偷了嬸嬸藏在頸上的錢去買食物，三周後，她餓死了，「他覺得他要為此負責。那時候他只是個八九歲的孩子，現在已垂垂老矣，依然難過。看着一個老人為他六十年前所作的往事而飲泣，叫人非常痛心。」
「那是他的歷史。」
「對，那罪疚感與他相隨。」
文革的重點在於失去
三部曲裏的每段情節，彷彿都藏着暴力、死亡與罪疚的影子。對於文革，馮客認為聚焦死亡是錯誤的，「文革的重點不在於死亡，而在於失去。失去信仰，失去對他人的信任，失去一切可預測性。它關於創傷，由人與人互相鬥爭所施加的創痛」。
一九五八至六二年間，二百五十萬被折騰致死，而大饑荒則死了四千五百萬人，「死亡已經夠多了，共產黨也無法再承受更多死亡，他們自也明白，因此他們改為摧折和打擊數以萬計的人」。創痛一如罪疚，終生纏繞。
歷史敘事需要同理心
馮客以歷史敘事（Narrative History）的方法書寫了人民三部曲，即以文學技巧結合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為讀者重構各種歷史場景。歷史學家就是建築師，史料就是建材，建成的可以是髒臭的紅衛兵宿舍、內戰下的長春死城，或是饑荒中幹部逍遙玩樂的豪華遊輪，「你的注意力應放在如何去構建場景，着重細節，去除學術術語，確保自己對筆下的文字有所反思」。
他重視人的思考與情感。「有兩種相連而又相異的情感，第一種是同情心，另一種是同理心。」作為歷史學家，他要求自己需要對人存有同理心，不論愛惡，「要理解人們的所作所為的緣由，我必須代入毛澤東的心境，或代入一個普通村民的心境：為了熬過大饑荒，我能幹出什麼事？或者我會代入一個紅衛兵的心境，或一個紅衛兵的受害者的心境，一個被學生毆打的老師。你必須不斷觀察不同人在不同情景裏的反應與作為，再盡可能地代入不同人的視覺。」
用詞政治 假裝代表人民
他對細節執著，幾近自虐。為了勾勒文革中首位平民在南京紫金山明孝陵服毒自盡的場景，他花了整個上午查資料以確認樹林長的是青竹與橡樹；為了形容一九六九年導致中蘇衝突的珍寶島，他翻閱自然生物學家的著作，描繪出長着啡厚毛髮的滿洲紅鹿如何在結冰的烏蘇里江漫步。
他對詞語極為敏感，追求用字精煉準確。例如「農民」，西方大多以「peasant」對譯，他卻拒絕使用這個附有封建意味的負面詞語；又如「群眾（mass）」，他質疑這個充滿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詞語，「基本上沒有群眾，只有人！（普通話）」
語言總沾染着政治。近年來，「傷害人民感情（hurt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成為內地官員和民眾的口頭禪，馮客笑言，「傷害人民感情」是納粹在一九三○年代的常用語，用以形容對納粹政權的任何批評。還有一個常用詞，就是「民族恥辱（national humiliation）」。馮客曾搜尋該詞在各個被殖民主義侵害的國家的使用率，發現最常用的，是大陸，「為什麼呢？是因為印度人所受的羞辱比較輕嗎？但中國才是帝國主義時代裏受害最輕的國家，因為她從來不是殖民地，香港才是。顯然，這是一種以政治宣傳為目的的近代語言。誘發『傷害人民感情』的並不是人民，而是黨國，假裝代表人民，自以為能為人民發聲的黨國。」
挑戰主流歷史論述
一些評論者批評馮客對這段歷史的描述過於嚴苛，而所挑選的史實也略嫌偏頗，「你不能做到完全沒有偏頗的，」他答得坦白直率：「寫作需要一個角度，抱持一個角度沒有任何錯誤，然而最危險的是，忽略自己在檔案庫中找到的證據。」一些史料能鞏固已有觀察，一些卻能挑戰既存認知，開拓新的歷史疆界。例如，他本以為六十年代末的農村村民大多被捲入大寨運動，無暇作業，後來卻在檔案中發現，原來在林彪暴死、軍隊被鬥後，不但民心醒覺，而各地村落亦因軍隊撤走而真空，村民的「無聲革命」（The Silence Revolution）開始行進——延安一村落，村民在地方幹部監督下非法養豬賣到黑市，從而在黑市購買穀糧上繳自用，相類似的非法經濟活動遍及各省，直到文革結束，已是行之既久難以回頭，「人們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其實人民才是！」
以史實另闢蹊徑，挑戰主流的歷史論述，是馮客的拿手好戲。他的舊作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和Things Modern: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展現了中史書上那個黑暗的民國時代一種截然不同的樣貌——一個中西文化匯流、思想開放的時代；Narcotic Culture: A History of Drugs in China則迴溯鴉片在中國的歷史，從用家角度出發，推翻「鴉片荼毒國民」的定論，指出大多用家只為了醫療、交際和悠閒需要；反而禁煙後，卻生出黑市、毒癮、黑社會等各種亂象。
難道說，我們都被歷史學家欺騙？
中國研究歷史種族主義
「在漢學和中國研究的領域裏，貫穿着一種雙重標準。每當說到人權、鴉片、共產主義時，中國就像一個例外。共產主義在蘇聯是災難，但在中國？毛是不同的！波爾布特（赤柬領導人）在柬埔寨是災難，但毛澤東是不同的！反毒戰爭（war on drugs）在美國是災難，但鴉片是不同的！當事情發生在中國，彷彿一切都截然不同。」在歐美以至日本，對民主制度不滿失望的人，總有種烏托邦想像：一個有別於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度——這想像，便投射在幅員廣大、文化綿長的中國。高達的《中國女孩》中，一個個舉着《毛語錄》穿上中山裝的歐洲青年，不無可笑可悲，「一言敞之，我認為這是種族主義」。
「數以千萬的人在中國死亡，何以無人關注？因為種族歧視。當一個金髮碧眼的孩子站在鐵絲網後，普遍的歐洲人和美國人都會覺得這是巨大的悲劇，諷刺地，當白人在海外殺害他人時，歐美人士自身也會感到不妥，但當亞洲人殘害自己的族群時，他們卻無動於中。」
文革後遺 經濟自由 政治不自由
有論者言，檢討文革，需要看正反兩面。馮客直說，文革唯一的益處，完全是無心插柳，「當人們的基本經濟自由被允許時，鄧小平也利用了他們的經濟成果來重建共產黨，但同時不斷打壓普通人最基本的政治訴求，在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屢見不鮮。就像一種分裂，經濟自由可以，政治卻萬萬不可，恍如精神分裂，但這正正是文革的後遺。」
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從老舊軍裝換上挺拔西服，不少人認為今日的她與當日的瘋狂專制已一刀兩斷，「這是非常危險的想法，因為國家結構依舊，黨國體制如出一轍，一黨專政的局面持續，而發迹自延安的家族仍在把持朝政。一些人覺得不需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我覺得這樣想是愚昧的」。無知於來龍去脈，又如何理解當下？馮客斷言，文革不會重來。但問題是，再來的會是什麼？「歷史不會重複自身，它不需要，因為各種可怖的行為自會出現。文革不會重來，但別的事情必然發生。」要阻止災難的發展與生成，需要一個開放、問責的社會，「當社會沒有問責制度，不透明不開放，人們便難以說出問題所在，因為他們活在恐懼之中。」
「我們依然活在恐懼中。」
「對，我們是。」
「在中國，和香港？」
「對，不幸地。」
銅鑼灣書店五子被跨境逮捕禁錮、從事人權工作的瑞典人Peter Dahlin被迫在鏡頭前懺悔，無不勾勒着強權的形態。
讀歷史非教人愛惡國家
教育局近月就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展開諮詢，因諮詢文件過分強調大一統與民族融合而惹人非議。歷史總在不同時代被不同人不斷詮釋。
作為書寫歷史的學者，馮客認為，不能為歷史教育設訂議程，「你不能叫人學習歷史從而愛他的國家，或憎惡他的國家。人們應該為了發展個人的批判思維而學習歷史，從而了解歷史為何重要」。
或者，閱讀歷史能讓我們習得一顆同理心，「你可以妖魔化毛澤東或希特拉，但你也可以嘗試研讀他們，從而理解他們。當你能理解他們，自能在彼此間劃出一點距離，並從中學習，防止世上再出現另一個希特拉、毛澤東、波爾布特、墨索里尼，或史太林」。
「如果一個地方沒有開放地學習歷史的自由，那裏也沒有什麼民主可言。」
文﹕阿離
圖﹕劉焌陶、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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