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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前幾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等城市陸續出台了「網約車」（互聯網叫車Apps）管理實施細則，對參與「網約車」經營的司機、車輛、平台提出了具體要求。
其中一條細則廣受詬病，即對司機提出戶籍要求：北京市交通委發布的細則中規定，在北京開「網約車」的司機需為北京戶籍；上海的細則徵求意見稿中也提及，「網約車」司機需有上海市戶籍，並在上海取得駕照。
如何監管「網約車」 確是大難題
外界對此口誅筆伐時的罪名便是「地域歧視」。最大「網約車」平台「滴滴」則專門發布「檄文」聲明，其中稱：上海已激活帳號的41萬餘司機中，僅有不足1萬人具有上海戶籍，若對司機進行戶籍限制，將使「網約車」供給減少，導致響應時間拉長；若再疊加對車輛的要求，會讓供給雪上加霜，最終使「網約車」價格上升。
如果筆者說支持京滬兩地政府，恐怕會被口水淹死，因為「政治不正確」；如果要筆者站在「滴滴」一邊，又實在於良心過不去。倘若放下對京滬兩地「歧視外地人」的偏見，應該可以看到，政府又是好心辦了蠢事，而「滴滴」則是狡猾地坐等名利雙收。
作為政府部門，監管「網約車」平台責無旁貸。但如何監管，的確是個大難題。抽查很可能遺漏風險點，「每車必查」又成本過高；事後監管或淪為「馬後炮」，事前監管又需可行的標準。大概就是為了找到所謂「可行的標準」，便以「外地戶籍司機違規比例高」統計為依據，提出簡單粗暴的戶籍條款。
「供應減少引發漲價」說法站不住腳
反觀「滴滴」的回應，抓住了老百姓對車費的敏感，煽動輿情造勢，希望政府迫於輿論壓力收回成命，以爭取更大經營空間。然而不久前有記者以假身分和車牌信息在「滴滴」平台上登記成功，證明其對司機和車輛的驗證系統無效。對此，「滴滴」卻沒有回應。至於「供應減少引發漲價」的說法，更站不住腳：國內「網約車」的低價並非源於「共享經濟」對閒置資源的有效利用，而是來源於風險投資的一擲千金，背後的邏輯就是看中平台的客戶資源。倘若平台簽約車輛萎縮、乘客減少，風投料也不會大方，乘客能享受的優惠必縮水。這才是漲價的真正根源。
所以，作為普通市民，筆者不希望政府懷有狹隘的地域心、不希望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解決問題，或者套用馬化騰10月12日的說法──「對『網約車』不要一棒打死」。但作為乘客，也不希望搭上一輛披着合法運營外衣的黑車、不希望「網約車」平台用低價脅迫筆者接受劣質服務，畢竟李克強總理那天回答馬化騰的說法是「基本原則是明確的」。
作者是內地資深傳媒人
其中一條細則廣受詬病，即對司機提出戶籍要求：北京市交通委發布的細則中規定，在北京開「網約車」的司機需為北京戶籍；上海的細則徵求意見稿中也提及，「網約車」司機需有上海市戶籍，並在上海取得駕照。
如何監管「網約車」 確是大難題
外界對此口誅筆伐時的罪名便是「地域歧視」。最大「網約車」平台「滴滴」則專門發布「檄文」聲明，其中稱：上海已激活帳號的41萬餘司機中，僅有不足1萬人具有上海戶籍，若對司機進行戶籍限制，將使「網約車」供給減少，導致響應時間拉長；若再疊加對車輛的要求，會讓供給雪上加霜，最終使「網約車」價格上升。
如果筆者說支持京滬兩地政府，恐怕會被口水淹死，因為「政治不正確」；如果要筆者站在「滴滴」一邊，又實在於良心過不去。倘若放下對京滬兩地「歧視外地人」的偏見，應該可以看到，政府又是好心辦了蠢事，而「滴滴」則是狡猾地坐等名利雙收。
作為政府部門，監管「網約車」平台責無旁貸。但如何監管，的確是個大難題。抽查很可能遺漏風險點，「每車必查」又成本過高；事後監管或淪為「馬後炮」，事前監管又需可行的標準。大概就是為了找到所謂「可行的標準」，便以「外地戶籍司機違規比例高」統計為依據，提出簡單粗暴的戶籍條款。
「供應減少引發漲價」說法站不住腳
反觀「滴滴」的回應，抓住了老百姓對車費的敏感，煽動輿情造勢，希望政府迫於輿論壓力收回成命，以爭取更大經營空間。然而不久前有記者以假身分和車牌信息在「滴滴」平台上登記成功，證明其對司機和車輛的驗證系統無效。對此，「滴滴」卻沒有回應。至於「供應減少引發漲價」的說法，更站不住腳：國內「網約車」的低價並非源於「共享經濟」對閒置資源的有效利用，而是來源於風險投資的一擲千金，背後的邏輯就是看中平台的客戶資源。倘若平台簽約車輛萎縮、乘客減少，風投料也不會大方，乘客能享受的優惠必縮水。這才是漲價的真正根源。
所以，作為普通市民，筆者不希望政府懷有狹隘的地域心、不希望用簡單粗暴的方式解決問題，或者套用馬化騰10月12日的說法──「對『網約車』不要一棒打死」。但作為乘客，也不希望搭上一輛披着合法運營外衣的黑車、不希望「網約車」平台用低價脅迫筆者接受劣質服務，畢竟李克強總理那天回答馬化騰的說法是「基本原則是明確的」。
作者是內地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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