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有時，我希望人們活在一種慣性中。」內地作家畢飛宇的名字，今年頻頻出現在各大文學獎中，他一部部關懷小人物、描述特定年代的作品，終獲讀者口碑與權威獎項的雙料肯定。有人問，你為什麼總在寫過去的事？回過頭來想想，他說若是這一生沒能寫成《玉米》、《平原》……會無法原諒自己，「我寫文革題材，最根本的目的不是寫文革，而是關注當下，關心當今的中國，而許多時候，歷史是可以重演的。」
被視最了解女性的男作家
以文革時代為背景，畢飛宇在《玉米》中描繪了玉米、玉秀、玉秧三姊妹與時代息息相關的命運故事，而在此書寫就10載後的2011年，畢飛宇獲得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緊接着，《推拿》繼續發力，上月摘得「茅盾文學獎」。畢飛宇被視作中國最了解女性的男作家，他卻覺得這是一頂「大帽子」：自己分明是以男性視角觀察女性、保持強有力克制的「零度寫作」（盡量不帶主觀情感的寫作方法），以使作品呈現更強的客觀性。
回顧寫作《玉米》初衷，畢飛宇說，他特別渴望為年輕一代留下一個當年的個人史，「我非常不希望中國有一天再回到那樣一個情景中去，我要告訴年輕人那樣的生活多麼可怕。」但讓畢飛宇無奈的是，文學之外，真正關心玉米、玉秀命運的人並不多，「你說當今社會能找到她們的影子嗎？當然，壓力是無所不在的。有時人面臨的壓力可能是意識形態，今天我們承受的或是意識形態加金錢。而無論如何，人在壓力下不能麻木。」
「人在壓力下不能麻木」
如何不麻木？畢飛宇眼中的當下中國，特殊而微妙，遠非官方所定義的「多元」，反而是個無價值社會：一套道德體系崩塌，另一套卻尚未建立。「比如最簡單的例子，我幾乎不敢教育我的孩子，要是把我的這一套價值觀告訴他，我明顯感覺孩子要吃虧，我很矛盾。」
當下中國是個無價值社會
於是，畢飛宇在做一件頗為挑戰的事，他在嘗試寫一部現在進行時的作品，全面考察當下中國，至於敘事角度，仍延續此前作品的風格，以「屋簷」、「屋頂」——家庭為載體，「對我來講，家庭是最大最大的一個東西，沒有什麼能逃脫得了它，那裏面，往往有人性的平均值。」作品何時與讀者見面？畢飛宇皺了皺眉，坦言道，「寫了兩三年了，有史以來最糾結最吃力的作品，就像一樁持續了20、30年的婚姻，那過不下去了怎麼辦啊？我會盡力，呵呵，但也許哪天就放棄了。」
明報記者 王艷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