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2011年首季的經濟數據可以看到，宏觀政策上，開始面臨明顯的兩難：因為物價壓力居高不下，不保持緊縮，很難推動物價從高位回落，物價壓力實際上可能會保持更長的時間；而在企業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信貸和融資成本上升、2009年以來新開工項目陸續進行建設完工時期等壓力擠壓下，如果繼續大幅緊縮，必然會對一部分企業形成明顯的衝擊，並可能導致部分投融資平台專案的建設遇到流動性的挑戰等。
在這樣的所謂兩難格局下，加快結構調整，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和方向，這主要包括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培育服務業並積極放鬆管制、促進不同區域的均衡發展、理順資源價格體系以形成清晰的價格信號等。
打破GDP崇拜 處起步階段
值得關注的是，雖然首季的數據部分表明GDP增速在一系列政策的調控下，出現一定幅度的回落，結構調整的效果也有所釋放，但是在現在經濟增長模式、稅收體制等運行機制下，地方政府以GDP為導向的激勵模式未有實質性改變的情况下，在打破GDP崇拜、推進結構調整的方向上，可能還僅僅處於起步階段。
中國現有經濟模式中的資源要素非市場化定價、高儲蓄下的低利率、信貸與投資周期的正向反饋效應，一定程度上內含了投資與增長慣性，這使得結構調整往往出現階段性反覆。首季兩次加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重工業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融資成本，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通過對冲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抑制了企業可獲得的信貸，特別是銀行監管部門對地方融資平台的嚴格管理，以及貸款償付方式的改變明顯壓縮了地方的貸款規模與貸款能力，加之首季已經有所啟動的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如加成品油價），總體上，使得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金融條件有所糾正，這是首季經濟增速回落和結構調整效果有所體現的主要原因。
短期來看，下一階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打破地方政府的所謂「GDP崇拜」的迴圈。
引導銀行向中小企放貸
展望第2季，為保持目前的結構調整成果，貨幣政策預計還會繼續提高存款準備率、加息、視窗指導等手段，控制社會流動性的合理規模，避免信貸與投資的正向擴大效應，同時也可以提高資源消耗型企業和地方融資平台的貸款成本。
另外視窗指導政策，則可以通過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資金支援力度，嚴格控制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特別是引導商業銀行加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援，合理調節中長期貸款和短期貸款的比例，防止短貸長用、擠佔流動資金，造成企業營運資金緊張，服務於經濟結構調整的大局。
處兩大拐點 須提升配置效率
中長期來看，結構調整的中長期內必然取決於資源要素約束的臨界點，和高儲蓄率回落趨勢的逐步形成，以及經濟運行機制如稅收體制的調整改革。所謂結構調整，本質上指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發生結構性改變，如果說中國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得益於勞動成本低、資源價格低、資金成本低「三低條件」，那麼目前來看，中國經濟正在迎來「劉易斯拐點」（由勞動力過剩轉向勞動力短缺）和「人口老齡化」的時間視窗，這「兩大拐點」的來臨意味着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趨勢將逐步形成，也意味着儲蓄率的下降和實際利率的上升趨勢難以避免，加之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的穩步推進，因此，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賴資源的集約化使用、技術的進步及配置效率的提高來實現，這也正是結構調整的應有之義。
從當前情况看，經濟增長速度適度放緩是宏觀緊縮政策累加逐步產生的效果，有利於通脹水平的控制，由於經濟增長的一系列有利因素和政策空間的存在，對2011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下行風險不必過於擔心，也不會出現硬着陸的風險，實體面的增長依然較為強勁。
從投資看，首季新開工專案計劃投資按年下滑，應該是季節因素和宏觀調控政策累加的結果。如果2011年新建1000萬套保障房的計劃順利推進，可以部分抵消房地產市場調控所帶來的房地產開發投資的下行及其負面影響。考慮到2011年是「十二五規劃」的啟動之年，各地經濟發展的衝動依然強烈，因此不宜低估這種潛在的投資衝動在適當的條件下釋放的可能。
從消費方面看，雖然稅收優惠和補貼政策取消造成當前汽車銷售的下滑，但居民的服務消費呈現旺盛態勢。中國居民正在進行由實物消費到服務消費的轉換，例如首季國內旅遊總收入增長19%，較之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間國內旅遊收入年均13.7%的增速大幅攀升。
日本地震事件雖然短期內會造成中國出口的回落，但下半年日本一旦進入重建進程，預計會帶動中國的工程機械、原材料等產品出口。
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金融研究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