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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丁權司法覆核頒下判詞的那天早上，「覆核王」郭卓堅步出法院，電視直播中，他站在中央，支持者包圍着；他的戰友，早已白髮蒼蒼。斑白中的一點黑，來自站在他身旁的一位男子，這人身穿純白色汗衣，揹着索帶背包，右手一直輕搭在郭卓堅肩膀上，男子的眼神游移於記者鏡頭之間，眼皮半掩，臉龐因疲憊而繃緊，沒有出過一聲，亦不曾有過一絲微笑，拉長着臉，默默地站着。
他是呂智恆。
他曾經四度絕食，共420小時，堪稱近代「絕食界KOL」。他說自己是「死諫」，卻換來當權者的無動於衷，人們的隔岸觀火，花生友當他「做show」。但他沒有罷休，依然穿着那件白色的戰衣，拉起布條，坐在地上，開展一次又一次屬於他的絕食。
傾盡全力，幹一件看不見曙光的事情，到底是偏執，抑或是愛？
撰文：梁嘉麗
攝影：梁志永
摸黑前進，是近年所有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之共同狀態。五年以來，呂智恆仍然在黑暗中前行。「如果因為有效才去做，很多事情都不用做了。做，只為堅守理想。」他如是說。
原來，他不是新聞片段中的不苟言笑，說到有趣之處，還會像小孩般天真地掩面大笑。三十多歲，早已過了可以天真的年紀了，但他以絕食這種早已沒有叫座力的方法，嘗試喚起人們對社會不公義的關注，卻是天真得令人心痛。
「有人叫我死心，連公民抗命也感動不了當權者，更何況是一個人的絕食？」
2017年，呂智恆就一地兩檢入稟申請司法覆核，9月到高院申請覆核許可時，他拖着無力的身軀，緩緩走上高院的階梯，每一步都是沉重的，剛於那天早上，他完成142小時絕食。回想這次歷時差不多六日的絕食，他說自己希望以「絕食者」的姿態步入法院，「上庭時，很累、很冷，說完申請的理據後，差不多虛脫」。
一周後，他飛到台灣去，走到台北立法院前架起帳棚，進行第二次絕食，而這次的原因，卻是因為當時李明哲在大陸「被消失」。對他來說，港、台兩地都面臨相當嚴峻的境地，「台灣對李明哲這事比較冷淡，而香港當時亦開始有人被政治檢控，我覺得需要行動」。那年是回歸20周年，第一次踏足台灣國土的他，很想大聲跟台灣人說：一國兩制是謊言！
台灣人對於一個在立法院門前絕食150小時的香港人，抱着好奇心，得到不少媒體關注，「比香港起碼多十倍以上！有朋友出錢買帳幕給我，又會彈結他來支持我。台灣警員問我為何絕食，他竟不知誰是李明哲」。最感動的，還是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晚上坐在帳幕前守候着他，怕他被人騷擾。絕食之時，適逢中秋節，他笑言自己不夠膽再次在中秋節到台灣絕食了，因為台灣的中秋習俗是吃烤肉，「在我面前燒啊！簡直就是意志力的考驗！」
以為他談到絕食的經歷會慷慨激昂，怎料只是輕描淡寫，像是說着別人的故事。
第三次絕食，是2018年1月，梁天琦案開審時，90多個小時留守高等法院門外一個角落。絕食這種行動，似乎早已失去魅力，失去了應有的關注，翻查資料，亦根本沒有太多傳媒報道。「有人叫我死心，說沒有用，連公民抗命也感動不了當權者，更何況是一個人的絕食？」說到此處，他的眼睛突然閃爍着光芒，自信地說着，一切行動，不為感動政權，只為感召人民，坦言自己對香港人是有信心的，「只要你愛你的城市，就會去做」。
呂智恆愛這個城市，這個城市又是否愛他？絕食時，曾經有位老伯拿了碗粥放在他面前，告訴他這是沒有用的，勸他離開。他打趣指絕食死掉也未必得到報道，絕食期間食東西就必然上報。一件小插曲，道盡這個城市的悲哀。
「我錯了，中國是沒有言論自由，我不會違反良知做人。」
被建制派報章攻訐，他不感意外，絕食被說成「做show」，亦是意料中事，「但我沒有太大感覺，只會一笑置之，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還有少許空間做對的事」。他說絕食是「死諫」，年輕的身體還能支持着，卻一次比一次離過，不是因為飢餓，而是寒冷。萬般辛苦，卻得不到應有的關注，有曾經覺得失望嗎？他抿着嘴，沉思了一會，輕輕的說，從沒擔心過行動的效果，只擔心自己會中途捱不住放棄。
與死亡擦身而過那次，非關絕食，而是在羅湖橋的一次朗讀事件。
在一個炎夏的晚上，他獨自一人跑到羅湖橋去，宣讀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和《零八憲章》，那天正是劉曉波的「頭七」。出發前，他已跟親友說好，準備了「一去不回」，羅湖橋上被香港警方警告不准逗留，他便繼續往前走，橋的另一邊，等待着他的當然就是公安。當晚他被拘留在深圳公安局，坐在椅上手腳被扣上，還要寫悔過書。
呂智恆在悔過書上，寫了「我錯了，中國是沒有言論自由，我不會違反良知做人」，寫了四次，還是不合格，公安最終決定放了他，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拘押他往皇崗的車上，竟播放着《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隱然透露着自己的心聲，他說自己曾天真的想過，若有香港人因宣讀劉曉波的文章而被大陸政府拘捕，或許會泛起一點漣漪。捨身，未必能成仁，社會對一切抗爭的手段，感到疲勞甚至無力，絕食、衝擊政權的底線，也許早已無法牽起一絲情緒。
這一切是否值得，沒有人比他自己更了解。
絕食不是他的本業，他是一個社工，處理青少年問題，跟年輕人相處的過程中，他感到自己「被需要」，幫助邊緣青少年，跟他的成長經歷不無關係。
他在單親家庭長大，中學時有幾年因為父親沒法照顧他，所以要住進兒童之家。訪問開始，他已說起自己的身世，毫不忌諱，家舍內他認識了很要好的朋友，對當時只有十幾歲的他來說，那是一個讓他生活穩定下來的避難所，「那幾年好開心，跟不同的人住在一起，可以學習如何溝通」。亦是因為這段經歷，讓他立志要當社工。
「所謂本土自決，就是用公投解決前途問題，人民甚至可以投一國一制。」
呂智恆的名字，從2015年開始在傳媒出現，那年他辭去工作，空降牛頭角上邨參選區議會選舉，傘後一年，當時33歲的他滿腔熱情，最終以900票輸給當時已三屆自動當選的民建聯議員陳國華。他笑說當時完全沒有勝算，老邨鐵票多，贏了反而不合理，得到1,500票，已是喜出望外。
選舉工程不只磨人體魄，更磨人意志。2015年的落敗沒有讓他遠離政治，反而把他越推越前。2016年，他參選立法會，以「蒞地基督徒」身份出戰新界西，「我想推動基督徒運動，令更多基督徒關心社會」，可惜他被夾在中間，泛民說他是鬼，建制罵他是港獨派，網民罵他是左膠，三面不是人。
在日益廣闊的政治光譜中，他把自己界定為「本土自決派」，不支持港獨，但支持港人自決，去年回歸前發表《香港一八憲章》，主張還權於民、制訂公投法，認為香港與中央政府是平等關係，「所謂本土自決，就是用公投解決前途問題，人民甚至可以投一國一制。現時香港與中央只是從屬關係，應該在體制上爭取平等」。
夕陽的餘暉映照在呂智恆的臉上，37歲，是他的光輝歲月。訪問時，他偶爾開懷大笑，眼尾的細紋像葉脈般散開，就如人生的軌迹，在毫無防避下每天寸進。過去幾年，他不斷衝，應該真的是累了，去年重返校園，修讀神學，讓自己停下來。
我們經過教堂，走在小橋上，黃昏時分的神學院，百鳥歸巢，鳥兒在我們頭上飛過，隱沒於樹叢中。他說自己曾接過一些冒充記者的電話，第一句就問家人住在哪兒，「只有公安才會問這個問題」。從前他小心翼翼，現在卻已無負擔了，因為住在內地的老父已於去年過身，抗爭再無後顧之憂。
那個家，早已回不去了。鳥倦知返，呂智恆倦了，但這個早已變得千瘡百孔的地方，還算是一個容讓人安心立命的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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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呂智恆。
他曾經四度絕食，共420小時，堪稱近代「絕食界KOL」。他說自己是「死諫」，卻換來當權者的無動於衷，人們的隔岸觀火，花生友當他「做show」。但他沒有罷休，依然穿着那件白色的戰衣，拉起布條，坐在地上，開展一次又一次屬於他的絕食。
傾盡全力，幹一件看不見曙光的事情，到底是偏執，抑或是愛？
撰文：梁嘉麗
攝影：梁志永
摸黑前進，是近年所有投身社會運動的人之共同狀態。五年以來，呂智恆仍然在黑暗中前行。「如果因為有效才去做，很多事情都不用做了。做，只為堅守理想。」他如是說。
原來，他不是新聞片段中的不苟言笑，說到有趣之處，還會像小孩般天真地掩面大笑。三十多歲，早已過了可以天真的年紀了，但他以絕食這種早已沒有叫座力的方法，嘗試喚起人們對社會不公義的關注，卻是天真得令人心痛。
「有人叫我死心，連公民抗命也感動不了當權者，更何況是一個人的絕食？」
2017年，呂智恆就一地兩檢入稟申請司法覆核，9月到高院申請覆核許可時，他拖着無力的身軀，緩緩走上高院的階梯，每一步都是沉重的，剛於那天早上，他完成142小時絕食。回想這次歷時差不多六日的絕食，他說自己希望以「絕食者」的姿態步入法院，「上庭時，很累、很冷，說完申請的理據後，差不多虛脫」。
一周後，他飛到台灣去，走到台北立法院前架起帳棚，進行第二次絕食，而這次的原因，卻是因為當時李明哲在大陸「被消失」。對他來說，港、台兩地都面臨相當嚴峻的境地，「台灣對李明哲這事比較冷淡，而香港當時亦開始有人被政治檢控，我覺得需要行動」。那年是回歸20周年，第一次踏足台灣國土的他，很想大聲跟台灣人說：一國兩制是謊言！
台灣人對於一個在立法院門前絕食150小時的香港人，抱着好奇心，得到不少媒體關注，「比香港起碼多十倍以上！有朋友出錢買帳幕給我，又會彈結他來支持我。台灣警員問我為何絕食，他竟不知誰是李明哲」。最感動的，還是一位萍水相逢的朋友，晚上坐在帳幕前守候着他，怕他被人騷擾。絕食之時，適逢中秋節，他笑言自己不夠膽再次在中秋節到台灣絕食了，因為台灣的中秋習俗是吃烤肉，「在我面前燒啊！簡直就是意志力的考驗！」
以為他談到絕食的經歷會慷慨激昂，怎料只是輕描淡寫，像是說着別人的故事。
第三次絕食，是2018年1月，梁天琦案開審時，90多個小時留守高等法院門外一個角落。絕食這種行動，似乎早已失去魅力，失去了應有的關注，翻查資料，亦根本沒有太多傳媒報道。「有人叫我死心，說沒有用，連公民抗命也感動不了當權者，更何況是一個人的絕食？」說到此處，他的眼睛突然閃爍着光芒，自信地說着，一切行動，不為感動政權，只為感召人民，坦言自己對香港人是有信心的，「只要你愛你的城市，就會去做」。
呂智恆愛這個城市，這個城市又是否愛他？絕食時，曾經有位老伯拿了碗粥放在他面前，告訴他這是沒有用的，勸他離開。他打趣指絕食死掉也未必得到報道，絕食期間食東西就必然上報。一件小插曲，道盡這個城市的悲哀。
「我錯了，中國是沒有言論自由，我不會違反良知做人。」
被建制派報章攻訐，他不感意外，絕食被說成「做show」，亦是意料中事，「但我沒有太大感覺，只會一笑置之，我覺得自己很幸運，還有少許空間做對的事」。他說絕食是「死諫」，年輕的身體還能支持着，卻一次比一次離過，不是因為飢餓，而是寒冷。萬般辛苦，卻得不到應有的關注，有曾經覺得失望嗎？他抿着嘴，沉思了一會，輕輕的說，從沒擔心過行動的效果，只擔心自己會中途捱不住放棄。
與死亡擦身而過那次，非關絕食，而是在羅湖橋的一次朗讀事件。
在一個炎夏的晚上，他獨自一人跑到羅湖橋去，宣讀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和《零八憲章》，那天正是劉曉波的「頭七」。出發前，他已跟親友說好，準備了「一去不回」，羅湖橋上被香港警方警告不准逗留，他便繼續往前走，橋的另一邊，等待着他的當然就是公安。當晚他被拘留在深圳公安局，坐在椅上手腳被扣上，還要寫悔過書。
呂智恆在悔過書上，寫了「我錯了，中國是沒有言論自由，我不會違反良知做人」，寫了四次，還是不合格，公安最終決定放了他，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而在拘押他往皇崗的車上，竟播放着《光輝歲月》，風雨中抱緊自由，隱然透露着自己的心聲，他說自己曾天真的想過，若有香港人因宣讀劉曉波的文章而被大陸政府拘捕，或許會泛起一點漣漪。捨身，未必能成仁，社會對一切抗爭的手段，感到疲勞甚至無力，絕食、衝擊政權的底線，也許早已無法牽起一絲情緒。
這一切是否值得，沒有人比他自己更了解。
絕食不是他的本業，他是一個社工，處理青少年問題，跟年輕人相處的過程中，他感到自己「被需要」，幫助邊緣青少年，跟他的成長經歷不無關係。
他在單親家庭長大，中學時有幾年因為父親沒法照顧他，所以要住進兒童之家。訪問開始，他已說起自己的身世，毫不忌諱，家舍內他認識了很要好的朋友，對當時只有十幾歲的他來說，那是一個讓他生活穩定下來的避難所，「那幾年好開心，跟不同的人住在一起，可以學習如何溝通」。亦是因為這段經歷，讓他立志要當社工。
「所謂本土自決，就是用公投解決前途問題，人民甚至可以投一國一制。」
呂智恆的名字，從2015年開始在傳媒出現，那年他辭去工作，空降牛頭角上邨參選區議會選舉，傘後一年，當時33歲的他滿腔熱情，最終以900票輸給當時已三屆自動當選的民建聯議員陳國華。他笑說當時完全沒有勝算，老邨鐵票多，贏了反而不合理，得到1,500票，已是喜出望外。
選舉工程不只磨人體魄，更磨人意志。2015年的落敗沒有讓他遠離政治，反而把他越推越前。2016年，他參選立法會，以「蒞地基督徒」身份出戰新界西，「我想推動基督徒運動，令更多基督徒關心社會」，可惜他被夾在中間，泛民說他是鬼，建制罵他是港獨派，網民罵他是左膠，三面不是人。
在日益廣闊的政治光譜中，他把自己界定為「本土自決派」，不支持港獨，但支持港人自決，去年回歸前發表《香港一八憲章》，主張還權於民、制訂公投法，認為香港與中央政府是平等關係，「所謂本土自決，就是用公投解決前途問題，人民甚至可以投一國一制。現時香港與中央只是從屬關係，應該在體制上爭取平等」。
夕陽的餘暉映照在呂智恆的臉上，37歲，是他的光輝歲月。訪問時，他偶爾開懷大笑，眼尾的細紋像葉脈般散開，就如人生的軌迹，在毫無防避下每天寸進。過去幾年，他不斷衝，應該真的是累了，去年重返校園，修讀神學，讓自己停下來。
我們經過教堂，走在小橋上，黃昏時分的神學院，百鳥歸巢，鳥兒在我們頭上飛過，隱沒於樹叢中。他說自己曾接過一些冒充記者的電話，第一句就問家人住在哪兒，「只有公安才會問這個問題」。從前他小心翼翼，現在卻已無負擔了，因為住在內地的老父已於去年過身，抗爭再無後顧之憂。
那個家，早已回不去了。鳥倦知返，呂智恆倦了，但這個早已變得千瘡百孔的地方，還算是一個容讓人安心立命的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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