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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
身為「#MeToo」運動其中一名主角，黎明近月不時被人提醒：「要顧及別人感受啊、唔好逼得太『行』啊、講嘢要好小心啊、要知所進退啊……」這樣才可得到大眾支持，那些人說。
黎明，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前年11月，她在網上不點名公開遭男教友性騷擾長達數年的經歷。及後因投訴不獲涉事機構正面回應，加上發現有其他受害人，黎明最終與同為受害人的香港公開大學助理教授容暉，一同向傳媒公開涉事機構名稱——基督教組織「突破匯動青年」。二人其後搞聯署、論壇、聖誕節甚至踩上門「報佳音」請願，只為引起社會關注性騷擾問題。
「但過程中我發現，怎樣做都不會得到支持。」
過去一年，呂麗瑤案被告脫罪、藍潔瑛溘逝、突破醜聞引不起迴響。香港#MeToo運動就像向湖投石——泛起漣漪，卻瞬即散去。比起公眾為何冷漠，支持者或更逼切要問：為何#MeToo會惹來網上，尤以男性為主的批評？#MeToo和男人必然對立？#MeToo和反#MeToo之間，有否對話與理解的空間？
鍾一諾是黎明的丈夫。既是受害人的伴侶，鍾一諾身為男性，對#MeToo亦有自己的思考。
「好多人擔心#MeToo被濫用。濫用固然不妥，但當社會有這麼多性騷擾事件發生，（性騷擾）是一個嚴重問題，以這個行為來discredit整場#MeToo運動又說得過嗎？我們要譴責的是濫用或屈人的行為，而不是#MeToo本身。」
黎明與鍾一諾在婚姻第一年共同面對的一切，以後尚有漫漫長路。關於#MeToo，關於性別，關於理解，他們有話要說。
撰文：梁凱澄
攝影：黃奕聰
黎明在大學教社會學。社會學入門第一課會教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道理很簡單：大部份「個人問題」都有其社會根源。偏偏不少人日常思考習慣，以至公共政策，均經常將社會現象還原為個人問題——你窮？因為不夠努力；被性騷擾？是你的不幸，請君自行解決。
受傷害的 也是被譴責的
正因如此，黎明與容暉一直拒絕公開騷擾者全名，直至突破機構前出版總監吳思源撰文將二人口中的性騷擾淡化為「見獵心喜、求偶心切」，加上網民排山倒海指控呂麗瑤誣告，黎明遂在facebook解釋不開名的原因：「因為單單針對一個人，人們就會因一個衰人得到報應而安心散去」。#MeToo追求的，不只是個人層面的公義，亦是文化上、制度上的公義。
近年，譴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的言論在網上很常見，黎明形容，社會似乎期望每個高呼#MeToo的人，都是「專業受害者」，從解答為何被騷擾當刻沒有反抗、為何未報警，到出庭作證、接受盤問，憶述再憶述事發每個細節而不情緒崩潰……甚至會被反問：「咁你覺得政策該怎改？」只要有任何問題，給不出完美答案，眾人就會一哄而散，你連做受害者的資格，都無。
黎明不解，為何很多人未追究騷擾者行為不當，卻已苛求受害人替整個社會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個遭遇不單與我有關，大家都是社會的成員，是否都有責任去思考？不止受害者才有義務解答問題？」
看似虛無的公共責任以外，更重要是，受害人可能是你身邊的朋友、同事、家人、伴侶。甚至是你。男人一定冇事？也不一定。
知道黎明的經歷後，鍾一諾第一個念頭是：幸好自己未遇過這種事。但二人詳談過後，他卻驚覺，小時候也有被性騷擾的經歷。
眼前的男教授開始憶述他的#MeToo：讀小學一年級時，他和另一男同學被一個小六的師兄搶走書包，他生怕第二天交不出功課，央求對方歸還。師兄說，「好，但你們要付我五塊錢」。他們沒錢，師兄想了想，再說：也行，你們脫掉褲子，讓我看看。
二人無計可施，妥協，並說好別告訴大人們。但事件還是被發現，結果鍾一諾被罰了一頓，理由是：他沒有保護好自己。
「社會要告訴你，你要懂得保護自己，要醒目啲，否則就執輸。但是，問題其實不應該在我身上，整件事的問題，是那人為何搶我書包？除我條褲？」
儘管他是受傷害的，但他亦是受譴責的。「原來大家對一個五六歲的(o靚)仔，都有這樣的expectation。」
一個人既在社會生活，一生無可避免被各種制度、權力、意識形態等形塑、牽制。黎明強調，一個人就算再叻、再醒目，一生總會遇上「不幸」。身處同樣的制度與文化下，我們與受害人的經驗，可能遠比想像中相通。
婚禮前爭吵 「你的#MeToo才重要？」
「除非你是一個位高權重的人，不用擔心被人蝦，甚至可能蝦返人轉頭……」黎明說，「但如果我們將希望寄託於自己叻啲，越來越叻，而所有遇到不幸的人，就是因為他不夠叻——這是叢林法則，得權勢者可以為所欲為，我們是否想要一個這樣的社會呢？當我們說要真普選，不正是由於我們希望社會不再是這樣一個叢林嗎？」
「喂，結完婚先#MeToo啦，得唔得啊？」2017年底，黎明、鍾一諾吵了一場架。
當時距離他們婚禮只有一個月，黎明在教一門名為Sexualities and Society（性與社會）的科目，準備性騷擾課題時，她檢視自身經歷，無法遏止情緒爆發。「有好多嘢，你唔去面對，佢係唔會離開你。」黎明憶述。
二人當時正為婚禮各項瑣碎事忙得焦頭爛額，黎明在facebook寫了三篇文章，講述自己被性騷擾的往事。記憶襲來，幾天內她消瘦了一圈。面對未婚妻的突然崩潰，鍾一諾既委屈，又不解：你的#MeToo才重要？我們結婚就不重要？
看似無傷大雅的埋怨，對黎明卻是傷害，「為何過去咁多經歷當中，每次都只是我的問題？每次都是我要負最大責任，每次都只是我要做好啲？一個女性犯錯，哪怕真誠道歉了也難免長久背負污名，但那些傷害我的人，只要講一句，『我唔係有意㗎』，就無啦！甚至有時連一句道歉都可以省略，你介意就係你唔夠寬容。」
「得我一個有責任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鍾一諾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多年來他的研究雖然關注不同邊緣群體處境，但身為男性，他承認以往對性別議題並不敏感。最初認識黎明，甚至打趣問對方：「女性主義者是否都不剃腋毛？」
但為了更理解這個關注性別議題的女生，鍾一諾讀了不少性別理論的書籍，眼界大開。他發現，性別視角能解通不少日常處境—例如「十四巴女友」因何煉成？已婚男人為何經常被問「你老婆聽不聽話？」種種被內化的性別不平等、刻板印象，不僅對女性，對男性也是壓迫。
然而，就算他不再是女性主義的門外漢，黎明婚前的#MeToo，亦曾經令他大惑不解。
「男性在社會上的資源、權力，始終高一點，我真的沒有身為一個女性的經驗。」
吵架之後，兩口子坐下平心靜氣地傾談。黎明大讚丈夫的優點，即便無法完全明白對方觀點，亦會盡力理解，而非視你為難題、麻煩。這也是#MeToo最基本的願望——被看見，而非被取消；被聆聽，而非以種種迷思與偏見，一言以蔽之。
對於男人來說，要直面妻子曾被性騷擾的事實，已不容易，更遑論站出來、以行動支持對方將事件公諸於世，對鍾一諾亦然。黎明卻看到丈夫的轉變。她公開經歷後，不少人、甚至相識多年的朋友，都質疑她另有企圖，或堅信事件不過是簡單的「男追女」，曾令她情緒幾近崩潰。幸得鍾一諾安慰：我真係好嬲，他們怎麼可以咁對你？我可以做甚麼幫你？
「那次是你第一次問我這個問題。」她感動。
同行不止於言語。近月黎明忙於就突破事件組織聯署、行動，鍾一諾分擔不少聯絡工作。聖誕前的報佳音請願行動中，本身是「鍾氏兄弟」成員之一的他，甚至手持咪高峯，帶領眾人唱改詞聖詩。
由婚前的埋怨、吵架，到如今的共同行動，鍾一諾在黎明#MeToo事件上的角色，慢慢從旁觀者變成同行者。
亦因此，黎明深信，其實人人都能理解#MeToo的受害者，但當雙眼被性別身份、偏見冷漠所蒙蔽。無視這些看似是個人不幸的經歷，其實是眾多女性共同承受的「命運」，結果只會是改革力量無法匯聚，人類繼續孤立無援。
「這是好好的例子。任何人想結束蒙蔽的狀態，其實需要擺低好多偏見，去聆聽、試理解別人的感受，嘗試將別人的遭遇，跟自己的生命做一個connection。」
「需要花力量的，不太容易。」鍾一諾插話。
「當然要睇對象……我們可能沒能力關心整條街的人，但最起碼對身邊親近的人，可不可以做好啲呢？」黎明問。
生命本毋須如此堅強
既然一早預期得不到支持，而#MeToo不單未必換來公義，甚至會招來謾罵，那為何要走出來？
「但我們覺得，我同容暉其實都是博士嘛。」黎明失笑，「我們有能力可以為自己寫文、發聲、拍片。過去很多受害者唔出聲，或者不被看見，好多時候就在過程中卡住，你講完自己的經歷，被人質疑，然後dismiss。」
「我希望，如果有可能，有條件代他們出聲的人，可以為他們多說幾句。」
她還想告訴其他受害人：他們遭遇的「不幸」，並非他們自身的錯。一切無論源於性教育的缺位、司法制度的苛刻，又或一般人對別人自主意願的貶抑……都與這個我們有份構築的社會有關。
「尊嚴，不應該是一件遙不可及、要成為超人才可以得到的東西。」黎明說，「我覺得，沒任何生命需要咁勇敢、咁堅強、咁醒目，才可以得到最基本的尊嚴。」
「直面經歷，不放棄堅持自己的尊嚴，其實你已empower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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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MeToo」運動其中一名主角，黎明近月不時被人提醒：「要顧及別人感受啊、唔好逼得太『行』啊、講嘢要好小心啊、要知所進退啊……」這樣才可得到大眾支持，那些人說。
黎明，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前年11月，她在網上不點名公開遭男教友性騷擾長達數年的經歷。及後因投訴不獲涉事機構正面回應，加上發現有其他受害人，黎明最終與同為受害人的香港公開大學助理教授容暉，一同向傳媒公開涉事機構名稱——基督教組織「突破匯動青年」。二人其後搞聯署、論壇、聖誕節甚至踩上門「報佳音」請願，只為引起社會關注性騷擾問題。
「但過程中我發現，怎樣做都不會得到支持。」
過去一年，呂麗瑤案被告脫罪、藍潔瑛溘逝、突破醜聞引不起迴響。香港#MeToo運動就像向湖投石——泛起漣漪，卻瞬即散去。比起公眾為何冷漠，支持者或更逼切要問：為何#MeToo會惹來網上，尤以男性為主的批評？#MeToo和男人必然對立？#MeToo和反#MeToo之間，有否對話與理解的空間？
鍾一諾是黎明的丈夫。既是受害人的伴侶，鍾一諾身為男性，對#MeToo亦有自己的思考。
「好多人擔心#MeToo被濫用。濫用固然不妥，但當社會有這麼多性騷擾事件發生，（性騷擾）是一個嚴重問題，以這個行為來discredit整場#MeToo運動又說得過嗎？我們要譴責的是濫用或屈人的行為，而不是#MeToo本身。」
黎明與鍾一諾在婚姻第一年共同面對的一切，以後尚有漫漫長路。關於#MeToo，關於性別，關於理解，他們有話要說。
撰文：梁凱澄
攝影：黃奕聰
黎明在大學教社會學。社會學入門第一課會教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道理很簡單：大部份「個人問題」都有其社會根源。偏偏不少人日常思考習慣，以至公共政策，均經常將社會現象還原為個人問題——你窮？因為不夠努力；被性騷擾？是你的不幸，請君自行解決。
受傷害的 也是被譴責的
正因如此，黎明與容暉一直拒絕公開騷擾者全名，直至突破機構前出版總監吳思源撰文將二人口中的性騷擾淡化為「見獵心喜、求偶心切」，加上網民排山倒海指控呂麗瑤誣告，黎明遂在facebook解釋不開名的原因：「因為單單針對一個人，人們就會因一個衰人得到報應而安心散去」。#MeToo追求的，不只是個人層面的公義，亦是文化上、制度上的公義。
近年，譴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的言論在網上很常見，黎明形容，社會似乎期望每個高呼#MeToo的人，都是「專業受害者」，從解答為何被騷擾當刻沒有反抗、為何未報警，到出庭作證、接受盤問，憶述再憶述事發每個細節而不情緒崩潰……甚至會被反問：「咁你覺得政策該怎改？」只要有任何問題，給不出完美答案，眾人就會一哄而散，你連做受害者的資格，都無。
黎明不解，為何很多人未追究騷擾者行為不當，卻已苛求受害人替整個社會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這個遭遇不單與我有關，大家都是社會的成員，是否都有責任去思考？不止受害者才有義務解答問題？」
看似虛無的公共責任以外，更重要是，受害人可能是你身邊的朋友、同事、家人、伴侶。甚至是你。男人一定冇事？也不一定。
知道黎明的經歷後，鍾一諾第一個念頭是：幸好自己未遇過這種事。但二人詳談過後，他卻驚覺，小時候也有被性騷擾的經歷。
眼前的男教授開始憶述他的#MeToo：讀小學一年級時，他和另一男同學被一個小六的師兄搶走書包，他生怕第二天交不出功課，央求對方歸還。師兄說，「好，但你們要付我五塊錢」。他們沒錢，師兄想了想，再說：也行，你們脫掉褲子，讓我看看。
二人無計可施，妥協，並說好別告訴大人們。但事件還是被發現，結果鍾一諾被罰了一頓，理由是：他沒有保護好自己。
「社會要告訴你，你要懂得保護自己，要醒目啲，否則就執輸。但是，問題其實不應該在我身上，整件事的問題，是那人為何搶我書包？除我條褲？」
儘管他是受傷害的，但他亦是受譴責的。「原來大家對一個五六歲的(o靚)仔，都有這樣的expectation。」
一個人既在社會生活，一生無可避免被各種制度、權力、意識形態等形塑、牽制。黎明強調，一個人就算再叻、再醒目，一生總會遇上「不幸」。身處同樣的制度與文化下，我們與受害人的經驗，可能遠比想像中相通。
婚禮前爭吵 「你的#MeToo才重要？」
「除非你是一個位高權重的人，不用擔心被人蝦，甚至可能蝦返人轉頭……」黎明說，「但如果我們將希望寄託於自己叻啲，越來越叻，而所有遇到不幸的人，就是因為他不夠叻——這是叢林法則，得權勢者可以為所欲為，我們是否想要一個這樣的社會呢？當我們說要真普選，不正是由於我們希望社會不再是這樣一個叢林嗎？」
「喂，結完婚先#MeToo啦，得唔得啊？」2017年底，黎明、鍾一諾吵了一場架。
當時距離他們婚禮只有一個月，黎明在教一門名為Sexualities and Society（性與社會）的科目，準備性騷擾課題時，她檢視自身經歷，無法遏止情緒爆發。「有好多嘢，你唔去面對，佢係唔會離開你。」黎明憶述。
二人當時正為婚禮各項瑣碎事忙得焦頭爛額，黎明在facebook寫了三篇文章，講述自己被性騷擾的往事。記憶襲來，幾天內她消瘦了一圈。面對未婚妻的突然崩潰，鍾一諾既委屈，又不解：你的#MeToo才重要？我們結婚就不重要？
看似無傷大雅的埋怨，對黎明卻是傷害，「為何過去咁多經歷當中，每次都只是我的問題？每次都是我要負最大責任，每次都只是我要做好啲？一個女性犯錯，哪怕真誠道歉了也難免長久背負污名，但那些傷害我的人，只要講一句，『我唔係有意㗎』，就無啦！甚至有時連一句道歉都可以省略，你介意就係你唔夠寬容。」
「得我一個有責任要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鍾一諾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多年來他的研究雖然關注不同邊緣群體處境，但身為男性，他承認以往對性別議題並不敏感。最初認識黎明，甚至打趣問對方：「女性主義者是否都不剃腋毛？」
但為了更理解這個關注性別議題的女生，鍾一諾讀了不少性別理論的書籍，眼界大開。他發現，性別視角能解通不少日常處境—例如「十四巴女友」因何煉成？已婚男人為何經常被問「你老婆聽不聽話？」種種被內化的性別不平等、刻板印象，不僅對女性，對男性也是壓迫。
然而，就算他不再是女性主義的門外漢，黎明婚前的#MeToo，亦曾經令他大惑不解。
「男性在社會上的資源、權力，始終高一點，我真的沒有身為一個女性的經驗。」
吵架之後，兩口子坐下平心靜氣地傾談。黎明大讚丈夫的優點，即便無法完全明白對方觀點，亦會盡力理解，而非視你為難題、麻煩。這也是#MeToo最基本的願望——被看見，而非被取消；被聆聽，而非以種種迷思與偏見，一言以蔽之。
對於男人來說，要直面妻子曾被性騷擾的事實，已不容易，更遑論站出來、以行動支持對方將事件公諸於世，對鍾一諾亦然。黎明卻看到丈夫的轉變。她公開經歷後，不少人、甚至相識多年的朋友，都質疑她另有企圖，或堅信事件不過是簡單的「男追女」，曾令她情緒幾近崩潰。幸得鍾一諾安慰：我真係好嬲，他們怎麼可以咁對你？我可以做甚麼幫你？
「那次是你第一次問我這個問題。」她感動。
同行不止於言語。近月黎明忙於就突破事件組織聯署、行動，鍾一諾分擔不少聯絡工作。聖誕前的報佳音請願行動中，本身是「鍾氏兄弟」成員之一的他，甚至手持咪高峯，帶領眾人唱改詞聖詩。
由婚前的埋怨、吵架，到如今的共同行動，鍾一諾在黎明#MeToo事件上的角色，慢慢從旁觀者變成同行者。
亦因此，黎明深信，其實人人都能理解#MeToo的受害者，但當雙眼被性別身份、偏見冷漠所蒙蔽。無視這些看似是個人不幸的經歷，其實是眾多女性共同承受的「命運」，結果只會是改革力量無法匯聚，人類繼續孤立無援。
「這是好好的例子。任何人想結束蒙蔽的狀態，其實需要擺低好多偏見，去聆聽、試理解別人的感受，嘗試將別人的遭遇，跟自己的生命做一個connection。」
「需要花力量的，不太容易。」鍾一諾插話。
「當然要睇對象……我們可能沒能力關心整條街的人，但最起碼對身邊親近的人，可不可以做好啲呢？」黎明問。
生命本毋須如此堅強
既然一早預期得不到支持，而#MeToo不單未必換來公義，甚至會招來謾罵，那為何要走出來？
「但我們覺得，我同容暉其實都是博士嘛。」黎明失笑，「我們有能力可以為自己寫文、發聲、拍片。過去很多受害者唔出聲，或者不被看見，好多時候就在過程中卡住，你講完自己的經歷，被人質疑，然後dismiss。」
「我希望，如果有可能，有條件代他們出聲的人，可以為他們多說幾句。」
她還想告訴其他受害人：他們遭遇的「不幸」，並非他們自身的錯。一切無論源於性教育的缺位、司法制度的苛刻，又或一般人對別人自主意願的貶抑……都與這個我們有份構築的社會有關。
「尊嚴，不應該是一件遙不可及、要成為超人才可以得到的東西。」黎明說，「我覺得，沒任何生命需要咁勇敢、咁堅強、咁醒目，才可以得到最基本的尊嚴。」
「直面經歷，不放棄堅持自己的尊嚴，其實你已empower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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