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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2013年，考到保安牌的程展緯去見工。遲到45分鐘的主管見履歷表上赫然寫着「藝術碩士」，便說：「咁我明了！」不用多言。
之後一星期內，程展緯守過工廠和火車鐵路博物館，本來還要去他期待的香港藝術館，但主管突然說要把他調到郵件中心。他拒絕，下一章便是收解僱信。
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一星期的保安員》，刊登在報刊。「這些制度對基層員工造成多大的剝削？」「我們現在的外判招標制度是否欠缺想像力？」他問。
文章廣傳。之後香港人便越來越常在傳媒看見「程展緯」：他似乎專門搞笑，擘大口影身份證相，登廣告勸前《明報》總編輯鍾天祥回家，用拉鏈縫上被鎅破的泛民橫額。於是程展緯的形象便定下來——勇於發聲、爭取公義、關懷弱勢，但有點搞笑……
當然香港人也知他是藝術家，但說到底藝術和他的所作所為有何關係，很少人能說清。平日新聞報道更加唔會care。他寫信畀劉德華，叫他再拍一次「服務態度」廣告關懷打工仔，明。但藝術？最好莫提。
到底從藝術角度了解程展緯做緊乜，係咪真係咁難？
試一試。
撰文：楊天帥
攝影：黃奕聰
一如大多數學生，小時候的程展緯對藝術沒想那麼遠，就是畫畫和雕圖章。
「因為有成功感。我讀書差，成績最好就是美術，所以你會覺得那是可以掌握的東西。」
他自言那時在社交上「有些缺陷」。直到上大學，母親向別人介紹他時，都是說他「怕事」。朋友不多，也少外出，最大娛樂就是對着一張紙、一個圖章，20個小時。
「喜歡獨處，喜歡專注一件事。」
順理成章，1991年考入中文大學讀藝術。那是六四屠城後不久、大批港人眼望九七大限「拿拿臨」走佬的年代。整個社會政治熱情急降，藝術與政治距離三萬八千里遠。程展緯創作考慮的只有前者。
那年中大藝術系有個新科目，是由陳育強任教的「混合媒介」。陳育強是許多本地活躍藝術家的啟蒙老師，今日已退休，但當時他才任教中大第二年。那年，一年級的程展緯就跟二、三、四年級的學生一起塞在一個班房內，聽甚麼叫「混合媒介」。
繪畫科的功課是繪畫，雕塑科的功課是雕塑，「混合媒介」的功課呢？程展緯說是逛街。見到安全島又諗一餐，見到水龍頭又諗一餐。做乜諗嘢？程展緯說，因為「混合媒介」的關鍵其實是一種思維方法：大凡人間萬物，「藝術」至「水龍頭」，都有其「定義」。有定義就有「框架」。這「框架」是怎樣來的？可不可以打破？打破會怎樣？拆框後如何接合？這就是「混合媒介」思考的問題。
「我們就是這樣學習去想事情。」
這套方法最終塑造了程展緯的整個藝術生涯，以至政治觀。
比如1997年，他曾經要做「紀念碑」。程展緯會想：「紀念碑」是甚麼？通常它很大，會佔據重要空間。那麼「紀念碑」可否小而不佔空間？他發現石屎路上會有未乾時被狗踩過的腳印，於是想到用低珉金屬將它填滿。
這便是他的第一件公共空間作品「狗腳印」。程展緯想要問的只是：「將腳印填平算不算佔空間？」
「紀念碑」的思考又觸發他策劃另一件作品「多多獎．小小賞」。那是2009年油麻地社區藝術組織「活化廳」的頭炮，玩法是將「被殺」小學的廢棄獎杯改造，再送給區內24間大小店舖。
積極考慮參選藝發局委員
「多多獎．小小賞」比「狗腳印」更多一些「人情味」，但程展緯關心的始終是紀念碑的框架問題。他想問的是：「公眾紀念碑總是自上而下的，它可不可以由下而上？紀念碑說的故事，可不可以是小故事，比如一間舖頭的故事？」
早前他換了身份證。身份證上的程展緯照片很怪，皺着眉頭的。換證前那張照片仲勁，擘大個口。當然你可以解讀為公民發聲之類，程展緯本人也有這樣的意思，但如果講出發點，那是：「證件相是甚麼？它和生活照有甚麼分別？生活照關於生活，但證件相不是，它只是證明你未死。它很冷漠。可不可以讓它不那麼冷漠？」
他深信，有效的「拆框」能解決困在框架內無法處理的問題。他堪稱最著名的藝術行動——為保安、收銀、售貨員爭取返工有凳坐的「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運動」，就是一例。
「只是想要張凳的話，我不會搞咁多花巧，而會投訴和寫信；但當投訴和寫信都沒用，我就要用到花巧的方法。」
這就是程展緯。他注重的其實是藝術框架的思考。
「你不理解我，就會覺得我只是在玩，只是在搞笑囉。」
理所當然地，這個拆框工程師終於也拆掉了「藝術」本身的框。
「如果還去問，媒介是甚麼？甚麼是繪畫？拆解了框架後還是不是繪畫？這些問題其實很離地。」
程展緯會自稱為藝術家，但又不太願意人們把他做的事看成「藝術品」。原因其實很簡單：藝術家是拆框的人，但不只有藝術需要拆框，社會其他範疇也需要，莫如說，更需要。
他更願意人們將其創作看成「社會創新」。
「藝術已經太多這種想像，滿瀉了。」他說：「但將這種想法放回去生活，就會很不同。」
對程展緯來說，太多的社會問題就是因為框架設得太死，誰都無法跳出去想，才會變得無法解決。
比如說，中港矛盾。
「你說大陸奶粉有問題，人們來搶奶粉，所以我們應該要劃清界線，香港同中國要盡量分開。『你唔好搞我啦。』香港人想的就是這樣一種區隔方法。」
「但其實你也可以想，為何我們不可以搞返上去？香港應該拿大陸的奶粉來化驗！」
程展緯建議香港成為全國奶粉化驗中心。他連化驗成本都已調查過：約三萬元一次。貴，但未必不可行。因為香港有品牌。他假設，如果香港的大學願意做，他們有能力、有權威，「驗證到大陸奶粉沒問題，所有人都會買，長遠而言大陸奶粉商都會畀錢你」。
「更何況，現在來香港買奶粉的其實只限中產，那其他人的食物安全就不要緊了嗎？」
同樣的邏輯亦可用來諗上訪。
「應該叫大陸人來香港上訪。找董建華、梁振英。國家領導人嘛，香港又安全，最低限度冇人打到你走，為何要上北京俾人拉？」
程展緯不大相信今時今日在香港，硬橋硬馬的抗議能有大用。就算2012年國民教育抗爭，你以為政府撤回就是成功？「其實一早入晒落我個女的教科書。中文書、英文書，科科都講國歌」。香港人可以做甚麼？「應該幫國歌做music video，一千首upload上去嘛！」
都是框架。程展緯認為，香港的問題在於一味希望分開，只想人家不搞你。這樣的思考框架把人的想像框死，因為你只會被動，永遠無法主動。而被動回應的結果，只有反覆的失敗和捱打：遇事便遊行，然後看對手無視你的遊行，大石砸死蟹。
「其實是你讓框架套住自己，其實是你令自己只剩一條路，而對手也知道你只得這一條路。
「你就是這樣死的。」
空想救不了國。就算是藝術家，有橋也得做才行。實踐解決港中矛盾或許有點大過頭，但藝術界的政治，他可以下海：程展緯打算明年參選藝發局委員（後來他補充說是「積極考慮」）。
「我要同大家講，我來是談政治的。」
他要組織遊行示威，但不是向藝發局示威，而是藝發局向民政事務局示威。事因藝發局是資助中小型藝團的主要官方機構，其預算來自民政事務局，以今年為例，總數為1.6億元。作為比較，民政事務局總預算是20.6億元，當中用來推「推動青年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推廣校外公民教育（包括國民教育）和社會企業」的預算，佔5.3億元。
社交缺陷 群體交流有距離
「人人都在討論ADC（藝發局）分配不公，這事不能團結大家的，為團結大家應該一齊爭取更多資源，所以ADC應該搞遊行示威。第二，ADC是唯一有民選議席的公營機構。這應該推行到其他地方，才是『民主化』。第三，當然要講文化。我都說了，要用文化面向的專業回應社會議題。人們（參選的人）都說完就算，何時有見過？都沒有。誰選了進去都沒有。所以我不喜歡現在那些人。」
即是你可以想像，佔中九子上庭、孟晚舟被捕，香港竟然有個叫藝發局的公營機構發聲明說：「文化界認為……」然後藝發局還可踩入市建局、城規會，要求他們普選委員。正唔正？梗係正，美國的小太空人計劃都正，but is it possible？
應該將程展緯的話當做塘邊鶴的瘋言瘋語？抑或其實是你未敢讓自己想得更開更闊？這問題交畀你去諗。
其實程展緯也不是說自己講的一定可行。連政治都唔會包生仔，藝術更唔會包，但政治不可以下巴輕輕，藝術可以。程展緯形容自己的創作像掟飛鏢，怒射梗有一支中，唔中咪算，因為藝術是「衰咗咪衰咗」，所以它才更可以提出「估你唔到」的想法。
「藝術家與其他人做的事不同，就是因為多了這樣一種東西」，以程展緯的話來講，這叫做「藝術家特有的激進」。
不是社工的激進，也不是社運家的激進。這可能要打破許多人對程展緯的想像。你以為他搞那麼多社區藝術，一定是個同社區好friend的人，而其實兒時那種社交「缺陷」（他本人是這樣說的），從來揮之不去。
「其實我每次同群體交流都會……怎講呢，有些距離。覺得好尷尬。社會動員不是我擅長，教班其實也不是我擅長。」
「有些人性格可以好social，我未必是那種人。做到的話都開心㗎，但就是做不到。facebook上我就有辦法，但你要我real time做……其實現在好些，但都是……嗯……」
程展緯始終是個藝術家。
蘋果日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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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一星期內，程展緯守過工廠和火車鐵路博物館，本來還要去他期待的香港藝術館，但主管突然說要把他調到郵件中心。他拒絕，下一章便是收解僱信。
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一星期的保安員》，刊登在報刊。「這些制度對基層員工造成多大的剝削？」「我們現在的外判招標制度是否欠缺想像力？」他問。
文章廣傳。之後香港人便越來越常在傳媒看見「程展緯」：他似乎專門搞笑，擘大口影身份證相，登廣告勸前《明報》總編輯鍾天祥回家，用拉鏈縫上被鎅破的泛民橫額。於是程展緯的形象便定下來——勇於發聲、爭取公義、關懷弱勢，但有點搞笑……
當然香港人也知他是藝術家，但說到底藝術和他的所作所為有何關係，很少人能說清。平日新聞報道更加唔會care。他寫信畀劉德華，叫他再拍一次「服務態度」廣告關懷打工仔，明。但藝術？最好莫提。
到底從藝術角度了解程展緯做緊乜，係咪真係咁難？
試一試。
撰文：楊天帥
攝影：黃奕聰
一如大多數學生，小時候的程展緯對藝術沒想那麼遠，就是畫畫和雕圖章。
「因為有成功感。我讀書差，成績最好就是美術，所以你會覺得那是可以掌握的東西。」
他自言那時在社交上「有些缺陷」。直到上大學，母親向別人介紹他時，都是說他「怕事」。朋友不多，也少外出，最大娛樂就是對着一張紙、一個圖章，20個小時。
「喜歡獨處，喜歡專注一件事。」
順理成章，1991年考入中文大學讀藝術。那是六四屠城後不久、大批港人眼望九七大限「拿拿臨」走佬的年代。整個社會政治熱情急降，藝術與政治距離三萬八千里遠。程展緯創作考慮的只有前者。
那年中大藝術系有個新科目，是由陳育強任教的「混合媒介」。陳育強是許多本地活躍藝術家的啟蒙老師，今日已退休，但當時他才任教中大第二年。那年，一年級的程展緯就跟二、三、四年級的學生一起塞在一個班房內，聽甚麼叫「混合媒介」。
繪畫科的功課是繪畫，雕塑科的功課是雕塑，「混合媒介」的功課呢？程展緯說是逛街。見到安全島又諗一餐，見到水龍頭又諗一餐。做乜諗嘢？程展緯說，因為「混合媒介」的關鍵其實是一種思維方法：大凡人間萬物，「藝術」至「水龍頭」，都有其「定義」。有定義就有「框架」。這「框架」是怎樣來的？可不可以打破？打破會怎樣？拆框後如何接合？這就是「混合媒介」思考的問題。
「我們就是這樣學習去想事情。」
這套方法最終塑造了程展緯的整個藝術生涯，以至政治觀。
比如1997年，他曾經要做「紀念碑」。程展緯會想：「紀念碑」是甚麼？通常它很大，會佔據重要空間。那麼「紀念碑」可否小而不佔空間？他發現石屎路上會有未乾時被狗踩過的腳印，於是想到用低珉金屬將它填滿。
這便是他的第一件公共空間作品「狗腳印」。程展緯想要問的只是：「將腳印填平算不算佔空間？」
「紀念碑」的思考又觸發他策劃另一件作品「多多獎．小小賞」。那是2009年油麻地社區藝術組織「活化廳」的頭炮，玩法是將「被殺」小學的廢棄獎杯改造，再送給區內24間大小店舖。
積極考慮參選藝發局委員
「多多獎．小小賞」比「狗腳印」更多一些「人情味」，但程展緯關心的始終是紀念碑的框架問題。他想問的是：「公眾紀念碑總是自上而下的，它可不可以由下而上？紀念碑說的故事，可不可以是小故事，比如一間舖頭的故事？」
早前他換了身份證。身份證上的程展緯照片很怪，皺着眉頭的。換證前那張照片仲勁，擘大個口。當然你可以解讀為公民發聲之類，程展緯本人也有這樣的意思，但如果講出發點，那是：「證件相是甚麼？它和生活照有甚麼分別？生活照關於生活，但證件相不是，它只是證明你未死。它很冷漠。可不可以讓它不那麼冷漠？」
他深信，有效的「拆框」能解決困在框架內無法處理的問題。他堪稱最著名的藝術行動——為保安、收銀、售貨員爭取返工有凳坐的「放工後打工仔撐未放工打工仔運動」，就是一例。
「只是想要張凳的話，我不會搞咁多花巧，而會投訴和寫信；但當投訴和寫信都沒用，我就要用到花巧的方法。」
這就是程展緯。他注重的其實是藝術框架的思考。
「你不理解我，就會覺得我只是在玩，只是在搞笑囉。」
理所當然地，這個拆框工程師終於也拆掉了「藝術」本身的框。
「如果還去問，媒介是甚麼？甚麼是繪畫？拆解了框架後還是不是繪畫？這些問題其實很離地。」
程展緯會自稱為藝術家，但又不太願意人們把他做的事看成「藝術品」。原因其實很簡單：藝術家是拆框的人，但不只有藝術需要拆框，社會其他範疇也需要，莫如說，更需要。
他更願意人們將其創作看成「社會創新」。
「藝術已經太多這種想像，滿瀉了。」他說：「但將這種想法放回去生活，就會很不同。」
對程展緯來說，太多的社會問題就是因為框架設得太死，誰都無法跳出去想，才會變得無法解決。
比如說，中港矛盾。
「你說大陸奶粉有問題，人們來搶奶粉，所以我們應該要劃清界線，香港同中國要盡量分開。『你唔好搞我啦。』香港人想的就是這樣一種區隔方法。」
「但其實你也可以想，為何我們不可以搞返上去？香港應該拿大陸的奶粉來化驗！」
程展緯建議香港成為全國奶粉化驗中心。他連化驗成本都已調查過：約三萬元一次。貴，但未必不可行。因為香港有品牌。他假設，如果香港的大學願意做，他們有能力、有權威，「驗證到大陸奶粉沒問題，所有人都會買，長遠而言大陸奶粉商都會畀錢你」。
「更何況，現在來香港買奶粉的其實只限中產，那其他人的食物安全就不要緊了嗎？」
同樣的邏輯亦可用來諗上訪。
「應該叫大陸人來香港上訪。找董建華、梁振英。國家領導人嘛，香港又安全，最低限度冇人打到你走，為何要上北京俾人拉？」
程展緯不大相信今時今日在香港，硬橋硬馬的抗議能有大用。就算2012年國民教育抗爭，你以為政府撤回就是成功？「其實一早入晒落我個女的教科書。中文書、英文書，科科都講國歌」。香港人可以做甚麼？「應該幫國歌做music video，一千首upload上去嘛！」
都是框架。程展緯認為，香港的問題在於一味希望分開，只想人家不搞你。這樣的思考框架把人的想像框死，因為你只會被動，永遠無法主動。而被動回應的結果，只有反覆的失敗和捱打：遇事便遊行，然後看對手無視你的遊行，大石砸死蟹。
「其實是你讓框架套住自己，其實是你令自己只剩一條路，而對手也知道你只得這一條路。
「你就是這樣死的。」
空想救不了國。就算是藝術家，有橋也得做才行。實踐解決港中矛盾或許有點大過頭，但藝術界的政治，他可以下海：程展緯打算明年參選藝發局委員（後來他補充說是「積極考慮」）。
「我要同大家講，我來是談政治的。」
他要組織遊行示威，但不是向藝發局示威，而是藝發局向民政事務局示威。事因藝發局是資助中小型藝團的主要官方機構，其預算來自民政事務局，以今年為例，總數為1.6億元。作為比較，民政事務局總預算是20.6億元，當中用來推「推動青年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推廣校外公民教育（包括國民教育）和社會企業」的預算，佔5.3億元。
社交缺陷 群體交流有距離
「人人都在討論ADC（藝發局）分配不公，這事不能團結大家的，為團結大家應該一齊爭取更多資源，所以ADC應該搞遊行示威。第二，ADC是唯一有民選議席的公營機構。這應該推行到其他地方，才是『民主化』。第三，當然要講文化。我都說了，要用文化面向的專業回應社會議題。人們（參選的人）都說完就算，何時有見過？都沒有。誰選了進去都沒有。所以我不喜歡現在那些人。」
即是你可以想像，佔中九子上庭、孟晚舟被捕，香港竟然有個叫藝發局的公營機構發聲明說：「文化界認為……」然後藝發局還可踩入市建局、城規會，要求他們普選委員。正唔正？梗係正，美國的小太空人計劃都正，but is it possible？
應該將程展緯的話當做塘邊鶴的瘋言瘋語？抑或其實是你未敢讓自己想得更開更闊？這問題交畀你去諗。
其實程展緯也不是說自己講的一定可行。連政治都唔會包生仔，藝術更唔會包，但政治不可以下巴輕輕，藝術可以。程展緯形容自己的創作像掟飛鏢，怒射梗有一支中，唔中咪算，因為藝術是「衰咗咪衰咗」，所以它才更可以提出「估你唔到」的想法。
「藝術家與其他人做的事不同，就是因為多了這樣一種東西」，以程展緯的話來講，這叫做「藝術家特有的激進」。
不是社工的激進，也不是社運家的激進。這可能要打破許多人對程展緯的想像。你以為他搞那麼多社區藝術，一定是個同社區好friend的人，而其實兒時那種社交「缺陷」（他本人是這樣說的），從來揮之不去。
「其實我每次同群體交流都會……怎講呢，有些距離。覺得好尷尬。社會動員不是我擅長，教班其實也不是我擅長。」
「有些人性格可以好social，我未必是那種人。做到的話都開心㗎，但就是做不到。facebook上我就有辦法，但你要我real time做……其實現在好些，但都是……嗯……」
程展緯始終是個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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