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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為甚麼我們要陳耀成的兩部紀錄片《撐傘》與《我們有雨靴》，為佔中，傘運的成敗與得失去反思，而不是……」
－－梁國雄（長毛）前立法會議員
黃昏灣仔，紀錄片《撐傘》導演陳耀成，在富德樓藝鵠書店為晚上試播的新紀錄片《我們有雨靴》做準備。問身水身汗的陳導演要否吃些甚麼，導演說，可以的話，買個漢堡包之類的東西。
跟旺角開始相似的銅鑼灣，霎時間找不到麥當勞，想話買件蛋治頂檔，傳統茶餐廳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好光顧變了種的「冰室」，居然買到豬扒包。等外賣的時候，望了一下「身光頸靚」、開通街的新派香港茶餐廳，想起四年前旺角茶餐廳的一幕：黎明時分，在街頭與警察對峙了一整晚的年輕人，走入就近的街坊茶餐廳「祭肚」，而與「滋事分子」對峙了一整晚的警隊「師兄」、「師姐」，也走入同一間茶餐廳「祭肚」。各據幾張大枱，若無其事，彼此享受着我們熟識的茶餐廳早餐。然後，各自回到大街的對峙現場。
陳耀成的《撐傘》是紀錄四年前的雨傘運動。新作《我們有雨靴》，是續集，紀錄了以「佔中三子」為主的一眾傘運參與者，面臨審訊的處境和思路。
撰文：黎加路
攝影：許頌明、王心義
四年，很多事情都變得陌生。灣仔富德樓藝鵠書店，也不是陳耀成首選的新片試播場地。兩年前，《撐傘》的播映是在中環外國記者會FCC舉行。今次再向該會申請試映場地，未知是否受之前發生的「馬凱事件」的影響，審批顯得相當審慎。繁複的交代與等待，令試映趕不上在藝術中心的正式播映日期。陳耀成於是移師藝鵠書店舉行試播。
「很多事情都是無法解釋，可能是一種緣份。」
這種感覺，陳耀成不會陌生。在紐約生活及創作的他，2016年安排《撐傘》在香港亞洲協會播映。播前一刻，有人覺得相關的電影座談會出席講者，未夠政治平衡，因為在片中受訪的曾鈺成，原先應允出席座談，但臨時表示有約不能出席。就這樣，連帶影片也取消播放。幸好當時的香港外國記者會為《撐傘》的播映及座談提供場地。那時候，出席座談的有黃之鋒、戴耀廷、李柱銘，何韻詩及劉慧卿，留下了一番樂觀的說話：「時間在我們這邊」，「運動並非失敗，只是一個漫長民主路的里程碑」，「陳耀成，準備多幾部攝影機，在未來更大規模的抗爭紀錄中使用……」
陳耀成至今仍自覺是一名記者，歷史的紀錄者，理應中立。他拒絕攝影師叫他拿着雨傘拍一張專訪照片的要求。對於一些記者問他對傘運有甚麼立場，他會反問：「那你是甚麼立場？」攝影師拍攝陳耀成在西九龍法院佔中九子上庭的現場，事後也擔心，與當事人作西式擁抱的影像，有違自己中立的形象。
上世紀80年代初，陳耀成在浸會學院英文傳理系畢業後，到《英文虎報》任職記者。「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句出自《華盛頓郵報》發行人Katharine Meyer Graham的名言，一直是他的座右銘。數年後，獲獎學金赴美國New School修讀哲學，並且在美國西北大學研究中國電影歷史，獲博士學位。其後以美國作為生活及電影製作基地。
「很多事情都是無法解釋，可能是一種緣份。」陳耀成說，最初拍劇情片《浮世戀曲》，黃耀明是劇中主角。想不到事隔多年，黃耀明竟成為其雨傘運動紀錄片《撐傘》的拍攝對像。
陳耀成回憶稱，雨傘運動發生的時候，他在美國參加前《紐約時報》編輯Harvey Shapiro的喪禮。訃聞頌揚88歲的Shapiro一生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擔任編輯的時候，向在獄中的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約稿，讓這位領袖為世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記錄，那便是著名的《伯明翰獄中書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當我就雨傘運動訪問戴耀廷的時候，無獨有偶，他說對他有很大啟發及影響的，正是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獄中書簡》。」陳耀成說。
「我也不可以將受訪者的樂觀消除。」
Shapiro的繼子William Cole，也恰巧是陳耀成兩套傘運紀錄片《撐傘》及《我們有雨靴》的監製。
陳耀成坦言，《我們有雨靴》是講傘運的秋後算賬，反映參與者目前的命運，為公民抗命付出的代價。這些都是香港的前景。他說：「18號晚在藝術中心播映，是一年前申請的，也沒想到，他們剛好在翌日19號上庭。」
陳耀成覺得今次回港，氣氛比以往緊張。令他感到有些困惑的是，以記者的態度，保持平衡的獨立製作紀錄片，也遇上播映困難。他也發覺社會上近日連串禁制的事件，令大家關心藝術、新聞，尤其是言論自由的未來。
富德樓藝鵠書店窗外黃昏的灣仔大街，燈火依舊璀璨。來看《我們有雨靴》試片的，有滿頭白髮的政論家李怡，及程翔。
放映完畢，李怡簡單直接的說：「我不同意結尾樂觀的論調，現實不是這樣，恐怕給年輕人一個誤導。」陳耀成解釋：「我也不可以將受訪者的樂觀消除。」李怡補充說：「我覺得年輕人感到絕望。」程翔同意李怡的感覺，他希望陳耀成下一套紀錄片，可以探索及剖析絕望的源頭。
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在《撐傘》講述回歸時說：「香港人被欺騙了30年。」陳耀成感慨謂，從羅孚認同的回歸，到程翔這句話，中間的差別實在很大。
老報人羅孚是在紀錄片《北征》中接受訪問。那是一齣在香港回歸時拍攝的紀錄片，是陳耀成由劇情片轉向紀錄片的重要作品。當時香港支援內地地方教育的「苗圃行動」，藉着回歸之際，舉行由香港行路上北京的活動，以喻意香港回歸中國。陳耀成帶領攝製隊，紀錄了那次北上的征途。他回憶稱，其實香港一直朝北京走過去。1997年，當時大家都相信可以幫助中國發展。直至近年，內地有錢後，聲大夾惡，藉消費給面色香港看。加上很多文化水平低的遊客湧到，令香港人難以接受。
羅孚及程翔，都是上世紀愛國報人。解放後來港工作的羅孚，跟70年代在香港大學畢業的程翔，遇到同一命運，為莫須有的罪名，先後在中國被拘禁及入獄。陳耀成對二人在他的訪問中，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覺得意味深長。也許，這就是從1997年的《北征》，到2016年的《撐傘》這段光陰的異變。
2007年，陳耀成對在東涌置業還有些猶豫。至2015年，他邀請在《撐傘》製作中協力的年輕人，到東涌家中作客時，始感到他們在地產狂升的現實中，對前途的絕望。
《我們有雨靴》裏面，因旺角騷亂被起訴的黃台仰，笑說戴耀廷是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受眾神的懲罰，要不斷將大石推上山，而大石在抵達山頂的一刻，就會自動滾回山下。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重複這個搬石的懲罰，並且以樂觀的心態，克服當中的痛苦，讓懲罰變得毫無作用。片中的字幕顯示，黃台仰最終選擇離開香港，不做西西弗斯的角色，接受法庭的審訊及懲罰。
「困難是這類電影發表的空間越來越少。」
陳耀成表示，理解黃台仰的決定，因為他不像其他學者，接受懲罰後的出路會有較多的選擇。
對於長毛梁國雄質疑為何不是「佔中及傘運的發起及領導階層直接面向群眾地反思？」陳耀成無奈的說：「透過我的鏡頭作反思，也算是對公眾交代的反思。困難是這類電影發表的空間越來越少。」
從紐約回港準備《我們有雨靴》播映，及應嶺南大學的講座邀請，陳耀成回到東涌的家時，剛好遇上港珠澳大橋開通。混雜的情景，讓人覺得這片熟識的地方，變得陌生。陳耀成嘗試將這一幕最新的劇變，放進紀錄片中。
像日本神話中的漁夫浦島太郎，在報恩的海龜帶引下，暢遊了海底龍宮數天。回到岸上，走進村子的時候，發覺四周人面已全非。原來龍宮一天，已是人間百年。太郎跟離開時一樣年輕，只是當他忘記龍宮中人的忠告，誤開獲贈的一個箱子時，也就變成一個滄桑的老人。
－－梁國雄（長毛）前立法會議員
黃昏灣仔，紀錄片《撐傘》導演陳耀成，在富德樓藝鵠書店為晚上試播的新紀錄片《我們有雨靴》做準備。問身水身汗的陳導演要否吃些甚麼，導演說，可以的話，買個漢堡包之類的東西。
跟旺角開始相似的銅鑼灣，霎時間找不到麥當勞，想話買件蛋治頂檔，傳統茶餐廳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只好光顧變了種的「冰室」，居然買到豬扒包。等外賣的時候，望了一下「身光頸靚」、開通街的新派香港茶餐廳，想起四年前旺角茶餐廳的一幕：黎明時分，在街頭與警察對峙了一整晚的年輕人，走入就近的街坊茶餐廳「祭肚」，而與「滋事分子」對峙了一整晚的警隊「師兄」、「師姐」，也走入同一間茶餐廳「祭肚」。各據幾張大枱，若無其事，彼此享受着我們熟識的茶餐廳早餐。然後，各自回到大街的對峙現場。
陳耀成的《撐傘》是紀錄四年前的雨傘運動。新作《我們有雨靴》，是續集，紀錄了以「佔中三子」為主的一眾傘運參與者，面臨審訊的處境和思路。
撰文：黎加路
攝影：許頌明、王心義
四年，很多事情都變得陌生。灣仔富德樓藝鵠書店，也不是陳耀成首選的新片試播場地。兩年前，《撐傘》的播映是在中環外國記者會FCC舉行。今次再向該會申請試映場地，未知是否受之前發生的「馬凱事件」的影響，審批顯得相當審慎。繁複的交代與等待，令試映趕不上在藝術中心的正式播映日期。陳耀成於是移師藝鵠書店舉行試播。
「很多事情都是無法解釋，可能是一種緣份。」
這種感覺，陳耀成不會陌生。在紐約生活及創作的他，2016年安排《撐傘》在香港亞洲協會播映。播前一刻，有人覺得相關的電影座談會出席講者，未夠政治平衡，因為在片中受訪的曾鈺成，原先應允出席座談，但臨時表示有約不能出席。就這樣，連帶影片也取消播放。幸好當時的香港外國記者會為《撐傘》的播映及座談提供場地。那時候，出席座談的有黃之鋒、戴耀廷、李柱銘，何韻詩及劉慧卿，留下了一番樂觀的說話：「時間在我們這邊」，「運動並非失敗，只是一個漫長民主路的里程碑」，「陳耀成，準備多幾部攝影機，在未來更大規模的抗爭紀錄中使用……」
陳耀成至今仍自覺是一名記者，歷史的紀錄者，理應中立。他拒絕攝影師叫他拿着雨傘拍一張專訪照片的要求。對於一些記者問他對傘運有甚麼立場，他會反問：「那你是甚麼立場？」攝影師拍攝陳耀成在西九龍法院佔中九子上庭的現場，事後也擔心，與當事人作西式擁抱的影像，有違自己中立的形象。
上世紀80年代初，陳耀成在浸會學院英文傳理系畢業後，到《英文虎報》任職記者。「新聞是歷史的初稿」，這句出自《華盛頓郵報》發行人Katharine Meyer Graham的名言，一直是他的座右銘。數年後，獲獎學金赴美國New School修讀哲學，並且在美國西北大學研究中國電影歷史，獲博士學位。其後以美國作為生活及電影製作基地。
「很多事情都是無法解釋，可能是一種緣份。」陳耀成說，最初拍劇情片《浮世戀曲》，黃耀明是劇中主角。想不到事隔多年，黃耀明竟成為其雨傘運動紀錄片《撐傘》的拍攝對像。
陳耀成回憶稱，雨傘運動發生的時候，他在美國參加前《紐約時報》編輯Harvey Shapiro的喪禮。訃聞頌揚88歲的Shapiro一生最重要的貢獻，莫過於擔任編輯的時候，向在獄中的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約稿，讓這位領袖為世人留下了一份珍貴的記錄，那便是著名的《伯明翰獄中書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當我就雨傘運動訪問戴耀廷的時候，無獨有偶，他說對他有很大啟發及影響的，正是馬丁路德金的《伯明翰獄中書簡》。」陳耀成說。
「我也不可以將受訪者的樂觀消除。」
Shapiro的繼子William Cole，也恰巧是陳耀成兩套傘運紀錄片《撐傘》及《我們有雨靴》的監製。
陳耀成坦言，《我們有雨靴》是講傘運的秋後算賬，反映參與者目前的命運，為公民抗命付出的代價。這些都是香港的前景。他說：「18號晚在藝術中心播映，是一年前申請的，也沒想到，他們剛好在翌日19號上庭。」
陳耀成覺得今次回港，氣氛比以往緊張。令他感到有些困惑的是，以記者的態度，保持平衡的獨立製作紀錄片，也遇上播映困難。他也發覺社會上近日連串禁制的事件，令大家關心藝術、新聞，尤其是言論自由的未來。
富德樓藝鵠書店窗外黃昏的灣仔大街，燈火依舊璀璨。來看《我們有雨靴》試片的，有滿頭白髮的政論家李怡，及程翔。
放映完畢，李怡簡單直接的說：「我不同意結尾樂觀的論調，現實不是這樣，恐怕給年輕人一個誤導。」陳耀成解釋：「我也不可以將受訪者的樂觀消除。」李怡補充說：「我覺得年輕人感到絕望。」程翔同意李怡的感覺，他希望陳耀成下一套紀錄片，可以探索及剖析絕望的源頭。
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在《撐傘》講述回歸時說：「香港人被欺騙了30年。」陳耀成感慨謂，從羅孚認同的回歸，到程翔這句話，中間的差別實在很大。
老報人羅孚是在紀錄片《北征》中接受訪問。那是一齣在香港回歸時拍攝的紀錄片，是陳耀成由劇情片轉向紀錄片的重要作品。當時香港支援內地地方教育的「苗圃行動」，藉着回歸之際，舉行由香港行路上北京的活動，以喻意香港回歸中國。陳耀成帶領攝製隊，紀錄了那次北上的征途。他回憶稱，其實香港一直朝北京走過去。1997年，當時大家都相信可以幫助中國發展。直至近年，內地有錢後，聲大夾惡，藉消費給面色香港看。加上很多文化水平低的遊客湧到，令香港人難以接受。
羅孚及程翔，都是上世紀愛國報人。解放後來港工作的羅孚，跟70年代在香港大學畢業的程翔，遇到同一命運，為莫須有的罪名，先後在中國被拘禁及入獄。陳耀成對二人在他的訪問中，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覺得意味深長。也許，這就是從1997年的《北征》，到2016年的《撐傘》這段光陰的異變。
2007年，陳耀成對在東涌置業還有些猶豫。至2015年，他邀請在《撐傘》製作中協力的年輕人，到東涌家中作客時，始感到他們在地產狂升的現實中，對前途的絕望。
《我們有雨靴》裏面，因旺角騷亂被起訴的黃台仰，笑說戴耀廷是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受眾神的懲罰，要不斷將大石推上山，而大石在抵達山頂的一刻，就會自動滾回山下。西西弗斯一次又一次重複這個搬石的懲罰，並且以樂觀的心態，克服當中的痛苦，讓懲罰變得毫無作用。片中的字幕顯示，黃台仰最終選擇離開香港，不做西西弗斯的角色，接受法庭的審訊及懲罰。
「困難是這類電影發表的空間越來越少。」
陳耀成表示，理解黃台仰的決定，因為他不像其他學者，接受懲罰後的出路會有較多的選擇。
對於長毛梁國雄質疑為何不是「佔中及傘運的發起及領導階層直接面向群眾地反思？」陳耀成無奈的說：「透過我的鏡頭作反思，也算是對公眾交代的反思。困難是這類電影發表的空間越來越少。」
從紐約回港準備《我們有雨靴》播映，及應嶺南大學的講座邀請，陳耀成回到東涌的家時，剛好遇上港珠澳大橋開通。混雜的情景，讓人覺得這片熟識的地方，變得陌生。陳耀成嘗試將這一幕最新的劇變，放進紀錄片中。
像日本神話中的漁夫浦島太郎，在報恩的海龜帶引下，暢遊了海底龍宮數天。回到岸上，走進村子的時候，發覺四周人面已全非。原來龍宮一天，已是人間百年。太郎跟離開時一樣年輕，只是當他忘記龍宮中人的忠告，誤開獲贈的一個箱子時，也就變成一個滄桑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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