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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金庸逝世】
「寫詩係我嘅事業，做編輯同校對《金庸作品集》，係我嘅職業」。《明報》前副刊編輯蔡炎培，既是香港文壇重要詩人，也是查良鏞的御用校對和編輯。在《明報》28年，他形容前老闆「一生謹慎」，喜怒不形於色，唯一見過他流淚，是最痛惜的兒子在美國自殺離世，那滴奪眶而出的眼淚，半世紀過去仍忘不了。對於這個倪匡形容為「一流朋友九流老闆」的大作家，他笑謂大俠崇尚多勞多得，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老闆知道他半生兩袖清風，當年曾主動出錢讓他醫眼。在困乏多情的那些年，蔡炎培見證這個老闆原來不太冷。
記者：呂麗嬋
身形高大，頭戴米白色帽子，不說話時溫文爾雅，一說話口沫橫飛，83歲蔡炎培，多屆青年文學獎評審、香港中央圖書館備存他的詩作全集，年輕文青尊稱他一句蔡爺、已故女作家林燕妮口中的蔡詩人，是罕有真性情的人。記者邀請他接受訪問談故人，這個老詩人帶來題為《望穿蒼穹》的小詩，嚷着要送給查大俠：「金庸登仙羽化悶葫蘆……」詩內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情態，帶點戲謔卻又妙趣橫生，這個戰前老人，在創作路上到今日還是跳脫前衞又反叛。
「查生擅長無招勝有招，我就以怪招送佢最後一程」。記者未及反應，眼前的老頑童已自顧自哈哈大笑。這便是蔡炎培，放浪任性，中文根底厚卻又能俗能雅，83歲仍熱衷創作，不拘一格。31歲走進《明報》，由助理編輯做起，一做28年，1994年查良鏞賣盤後引退，三個月後他亦離開工作近30年的第二個家。這個家孕育他出版人生第一本詩集，多年來仍心存感激。只是《明報》出名人工低，入職時月薪280元，離職時萬四，近30年的青春，只及當時一個高級文員的收入。
曾靠寫四毫子小說維生
「離開《明報》後，去《新報》辦副刊，做4年先正式退休，喺《新報》嗰4年，人工等於喺《明報》8年」，但說罷蔡炎培不忘補充：「錢唔使好多，夠生活基本就得。」半生風流卻又安貧樂道，晚年獨居於藍田公屋，手機也懶得用，他說有支筆有張紙讓他寫詩，已很滿足。廣州出生，香港成長，1965年台灣中興大學畢業回港，自少已愛文學愛寫詩的蔡炎培，一度以寫當時流行的「四毫子小說」維生。
「頭尾寫咗8本，兩本原創，另外6本就改編世界名著」。5、60年代，沒太多娛樂，追看小說是生活日常。那些年，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共租小單位權充寫作間談文說藝。他與作家亦舒及西西是文友，與亦舒的前夫蔡浩泉更是沙煲兄弟：「阿泉喺《明報》美術部工作，佢話副刊請助理編輯，就去見工。」生活得再波希米亞都好，仍有成本，找一份穩定工作不容易，何況更是他喜歡的文字工作？入職後第一份差事，是主理專欄「包教曉信箱」，為讀者解答疑難雜症。
「《明報》1959年創刊，我1966年入職，嗰時辦公室仲喺灣仔謝斐道，地方好細，全間報館唔夠10個人，朱玫成日袋住個收音機，一路聽一路抄稿」。蔡炎培口中的朱玫，正是為查良鏞生下4名子女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明報》的開荒牛。「入職時人工280元，做滿試用期加50元，但要校對鄉土版五條字」。
睡「迎風閣」 修訂歷時10年
客串《自由談》一篇10元，寫笑話一則稿費1元，當然還有校對《金庸作品集》，每月加200元。半世紀前的數字，他倒背如流，只因筆耕為業，一分一毫，掙來都不容易。「太太懷第二胎，我對查生說薪金不夠家用……查生說他會想想辦法，不久即把正在籌備的《金庸作品集》給我校對」。金庸武俠小說1955年問世，當時主要於報刊連載，並定期印成單行本，70年代封筆後，金庸就着手把作品修訂出版結集。整個修訂過程，歷時達10年。
「嗰時做編輯要長期返夜班，凌晨兩點先收工，消夜後再開工，校到天光」。以報館為家，兒子拉着爸爸說「好想你多啲返嚟」，不再是肥皂劇的煽情對白，而是真實人生。「嗰時天台走廊放咗張床，其實係塊門板，上面放張竹蓆就喺度瞓，醒咗又開工」。生活儘管逼人，這個窮風流的詩人，卻為僭建床位改了個雅號，叫「迎風閣」。「以前有所謂卡式錄音帶，個仔會錄定畀我，等我可以喺度聽」。
金庸講究 「汗毛」改「寒毛」
重新修訂工程浩大，金庸又要求高，他在《書劍恩仇錄》初版的後記，就特別點名對負責校對的蔡炎培、排字領班陳棟及各位工友致謝，他這樣寫：「幾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過，甚至第三次校樣還是給改得一塌糊塗」，常有「既感且愧之念」。擅長作詩用詞精煉的蔡炎培回憶，金庸仔細刪修內容，每個字詞都很考究。他舉例如在《書劍恩仇錄》中，查大俠就將「汗毛」改成「寒毛」，將「劍拔弩張」改為「箭拔弩張」，一絲不苟。
《明報》時代的金庸一手辦報紙，一手寫小說，蔡說查先生既是老闆又是一代健筆，從無人敢改動他的文章，但當時的字房就流傳了一個「以下犯上」的故事，而「犯上者」正是他。「嗰時查先生每日撰寫嘅社論，亦指定由我做校對，通常健筆都有文氣，我唔會特別對照原文，有一回，社論見報後查生走嚟問，話點解有人改咗佢個題，原來稿子插喺稿插上，剛好把『世界性的大憂鬱』的『大』字『插走』咗，我想了一想反問查先生：『世界性』還不夠大嗎？」老闆聞言，不怒反笑走回辦公室，事後還私底下稱讚他「文字根底不錯」。
由作品集到社論，金庸均指定蔡炎培最後校對，確保無錯字，「御用」之名不脛而走。對於這個倪匡口中的「一流朋友九流老闆」，蔡笑謂金庸其實也有人情味的一面。「有次新年，佢招待班同事上佢山頂間屋玩，席間大家玩啤牌，我輸咗1,200元。查良鏞看了看我就說：『炎培的數入我的好了。』」
另又有次他右眼眼角膜脫落，私家醫院索價4萬元做手術，保險只夠付一半，結果是「查先生出手包底畀埋另一半」，時為1985年，他正為《金庸作品集》校訂，因眼疾放了幾個月病假，金庸亦從無責難。在《明報》28年，直率的蔡炎培形容前老闆「一生謹慎」，喜怒不形於色，唯一見過他流淚，是最痛惜的大兒子在美國自殺離世。「嗰時我啱啱出完差返去，甫開口想慰問，佢已經衝咗去廁所……」
《明報》上下都不敢提，但翻開金庸在《倚天屠龍記》初版修訂本的後記，他曾這樣寫：「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也太膚淺了，真實的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寫下此後記時年為1977年3月，其後再版修訂，交給蔡炎培校訂時，已悉數刪走。憂傷情感不露半絲痕迹，也鮮見公開發怒。蔡炎培說，28年來唯一見過他發怒，已要數回到1966年他入職《明報》的第一年。
「有個邵氏明星自殺，查生問有冇寫番一段，席間有人怯怯咁答：好似寫咗，不過波叔（《明報周刊》前總編輯雷煒坡，其時以筆名兼寫明星專欄）好似寫咗畀《快報》出，只見佢不發一言回到自己嘅功夫枱，但一對手就嬲到握緊張枱……」回首那些年，蔡笑說半世紀的故人記憶猶新，但很多事卻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就像他筆下詩歌：只可意會，不便言傳，「其實朦朦朧朧也很美……」
「寫詩係我嘅事業，做編輯同校對《金庸作品集》，係我嘅職業」。《明報》前副刊編輯蔡炎培，既是香港文壇重要詩人，也是查良鏞的御用校對和編輯。在《明報》28年，他形容前老闆「一生謹慎」，喜怒不形於色，唯一見過他流淚，是最痛惜的兒子在美國自殺離世，那滴奪眶而出的眼淚，半世紀過去仍忘不了。對於這個倪匡形容為「一流朋友九流老闆」的大作家，他笑謂大俠崇尚多勞多得，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老闆知道他半生兩袖清風，當年曾主動出錢讓他醫眼。在困乏多情的那些年，蔡炎培見證這個老闆原來不太冷。
記者：呂麗嬋
身形高大，頭戴米白色帽子，不說話時溫文爾雅，一說話口沫橫飛，83歲蔡炎培，多屆青年文學獎評審、香港中央圖書館備存他的詩作全集，年輕文青尊稱他一句蔡爺、已故女作家林燕妮口中的蔡詩人，是罕有真性情的人。記者邀請他接受訪問談故人，這個老詩人帶來題為《望穿蒼穹》的小詩，嚷着要送給查大俠：「金庸登仙羽化悶葫蘆……」詩內一犬吠影百犬吠聲的情態，帶點戲謔卻又妙趣橫生，這個戰前老人，在創作路上到今日還是跳脫前衞又反叛。
「查生擅長無招勝有招，我就以怪招送佢最後一程」。記者未及反應，眼前的老頑童已自顧自哈哈大笑。這便是蔡炎培，放浪任性，中文根底厚卻又能俗能雅，83歲仍熱衷創作，不拘一格。31歲走進《明報》，由助理編輯做起，一做28年，1994年查良鏞賣盤後引退，三個月後他亦離開工作近30年的第二個家。這個家孕育他出版人生第一本詩集，多年來仍心存感激。只是《明報》出名人工低，入職時月薪280元，離職時萬四，近30年的青春，只及當時一個高級文員的收入。
曾靠寫四毫子小說維生
「離開《明報》後，去《新報》辦副刊，做4年先正式退休，喺《新報》嗰4年，人工等於喺《明報》8年」，但說罷蔡炎培不忘補充：「錢唔使好多，夠生活基本就得。」半生風流卻又安貧樂道，晚年獨居於藍田公屋，手機也懶得用，他說有支筆有張紙讓他寫詩，已很滿足。廣州出生，香港成長，1965年台灣中興大學畢業回港，自少已愛文學愛寫詩的蔡炎培，一度以寫當時流行的「四毫子小說」維生。
「頭尾寫咗8本，兩本原創，另外6本就改編世界名著」。5、60年代，沒太多娛樂，追看小說是生活日常。那些年，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共租小單位權充寫作間談文說藝。他與作家亦舒及西西是文友，與亦舒的前夫蔡浩泉更是沙煲兄弟：「阿泉喺《明報》美術部工作，佢話副刊請助理編輯，就去見工。」生活得再波希米亞都好，仍有成本，找一份穩定工作不容易，何況更是他喜歡的文字工作？入職後第一份差事，是主理專欄「包教曉信箱」，為讀者解答疑難雜症。
「《明報》1959年創刊，我1966年入職，嗰時辦公室仲喺灣仔謝斐道，地方好細，全間報館唔夠10個人，朱玫成日袋住個收音機，一路聽一路抄稿」。蔡炎培口中的朱玫，正是為查良鏞生下4名子女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明報》的開荒牛。「入職時人工280元，做滿試用期加50元，但要校對鄉土版五條字」。
睡「迎風閣」 修訂歷時10年
客串《自由談》一篇10元，寫笑話一則稿費1元，當然還有校對《金庸作品集》，每月加200元。半世紀前的數字，他倒背如流，只因筆耕為業，一分一毫，掙來都不容易。「太太懷第二胎，我對查生說薪金不夠家用……查生說他會想想辦法，不久即把正在籌備的《金庸作品集》給我校對」。金庸武俠小說1955年問世，當時主要於報刊連載，並定期印成單行本，70年代封筆後，金庸就着手把作品修訂出版結集。整個修訂過程，歷時達10年。
「嗰時做編輯要長期返夜班，凌晨兩點先收工，消夜後再開工，校到天光」。以報館為家，兒子拉着爸爸說「好想你多啲返嚟」，不再是肥皂劇的煽情對白，而是真實人生。「嗰時天台走廊放咗張床，其實係塊門板，上面放張竹蓆就喺度瞓，醒咗又開工」。生活儘管逼人，這個窮風流的詩人，卻為僭建床位改了個雅號，叫「迎風閣」。「以前有所謂卡式錄音帶，個仔會錄定畀我，等我可以喺度聽」。
金庸講究 「汗毛」改「寒毛」
重新修訂工程浩大，金庸又要求高，他在《書劍恩仇錄》初版的後記，就特別點名對負責校對的蔡炎培、排字領班陳棟及各位工友致謝，他這樣寫：「幾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過，甚至第三次校樣還是給改得一塌糊塗」，常有「既感且愧之念」。擅長作詩用詞精煉的蔡炎培回憶，金庸仔細刪修內容，每個字詞都很考究。他舉例如在《書劍恩仇錄》中，查大俠就將「汗毛」改成「寒毛」，將「劍拔弩張」改為「箭拔弩張」，一絲不苟。
《明報》時代的金庸一手辦報紙，一手寫小說，蔡說查先生既是老闆又是一代健筆，從無人敢改動他的文章，但當時的字房就流傳了一個「以下犯上」的故事，而「犯上者」正是他。「嗰時查先生每日撰寫嘅社論，亦指定由我做校對，通常健筆都有文氣，我唔會特別對照原文，有一回，社論見報後查生走嚟問，話點解有人改咗佢個題，原來稿子插喺稿插上，剛好把『世界性的大憂鬱』的『大』字『插走』咗，我想了一想反問查先生：『世界性』還不夠大嗎？」老闆聞言，不怒反笑走回辦公室，事後還私底下稱讚他「文字根底不錯」。
由作品集到社論，金庸均指定蔡炎培最後校對，確保無錯字，「御用」之名不脛而走。對於這個倪匡口中的「一流朋友九流老闆」，蔡笑謂金庸其實也有人情味的一面。「有次新年，佢招待班同事上佢山頂間屋玩，席間大家玩啤牌，我輸咗1,200元。查良鏞看了看我就說：『炎培的數入我的好了。』」
另又有次他右眼眼角膜脫落，私家醫院索價4萬元做手術，保險只夠付一半，結果是「查先生出手包底畀埋另一半」，時為1985年，他正為《金庸作品集》校訂，因眼疾放了幾個月病假，金庸亦從無責難。在《明報》28年，直率的蔡炎培形容前老闆「一生謹慎」，喜怒不形於色，唯一見過他流淚，是最痛惜的大兒子在美國自殺離世。「嗰時我啱啱出完差返去，甫開口想慰問，佢已經衝咗去廁所……」
《明報》上下都不敢提，但翻開金庸在《倚天屠龍記》初版修訂本的後記，他曾這樣寫：「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也太膚淺了，真實的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寫下此後記時年為1977年3月，其後再版修訂，交給蔡炎培校訂時，已悉數刪走。憂傷情感不露半絲痕迹，也鮮見公開發怒。蔡炎培說，28年來唯一見過他發怒，已要數回到1966年他入職《明報》的第一年。
「有個邵氏明星自殺，查生問有冇寫番一段，席間有人怯怯咁答：好似寫咗，不過波叔（《明報周刊》前總編輯雷煒坡，其時以筆名兼寫明星專欄）好似寫咗畀《快報》出，只見佢不發一言回到自己嘅功夫枱，但一對手就嬲到握緊張枱……」回首那些年，蔡笑說半世紀的故人記憶猶新，但很多事卻零零碎碎、點點滴滴，就像他筆下詩歌：只可意會，不便言傳，「其實朦朦朧朧也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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