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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中國攝影師余海波是紀錄片《中國梵高》的導演，過去逾十年他跟女兒用鏡頭記錄了深圳大芬油畫村的一枯一榮、人性掙扎。
梵高（Vincent van Gogh）在世只賣出過一幅畫，但這個長期背負着「中國山寨」包袱的村落卻貨如輪轉，是世界最大的油畫工廠。在西方高端的藝術市場，它滋養着全球化底層中的最低端人口，卻有着獨特的生命色彩。
歲月流年，我知道大芬村有老翻、天天模仿大師的「畫家」、汗水，但不知道虛假背後，還有真實的夢想。「這個世界比梵高悲慘的人很多，但在這裏他跟很多人的生命融合，我見到生命的多樣性和人性的光輝。」56歲的余海波感性地說。
複製兩萬民工的命運
滂沱大雨中，深圳滿街水䙛，我想起梵高在精神病院畫《星夜》的搖曳漩渦。
到達福田余海波的工作室，一進門是宿醉後胃痛難當的他，在用兩張椅子搭建的臨時病床上閉目養神。前一晚，他與一班演奏家和藝術家涮牛肉，喪喝茅台和威士忌。他身旁，就是梵高的《星夜》和《自畫像》，都是行貨畫，牆上貼着他鏡頭下的「大芬村畫工」們。
2011年，《中國大芬油畫村》參加了三藩市當代藝術博物館75年典藏展，這照片令余海波一舉成名。2005年他就追蹤着一班不見天日的畫匠，日復日、年復年的按下快門，素材太多，2007年父女倆決定將大芬油畫村的時代變遷拍成紀錄片。10年後，《中國梵高》面世。
拍完《中國梵高》，有甚麼感覺？我問。
「紀錄片拍完了，感覺卻剛開始，想說的東西還沒有說完。」他依然閉着眼，喃喃自語。
2004年，余海波回憶第一次走進大芬村時，立刻被這個世界知名的「油畫工廠」震撼了。「藝術勞工」在擁擠、潮熱、光線晦暗的流水線工作室內，赤裸上身趕着定單，吃、睡、拉、畫都在狹窄單位內，一個蝸居，就是一個繪畫工廠。一幅幅高端的世界名畫，「毫無尊嚴」地囤積在地，或掛在晾衫竹上待乾，粗魯地被打包，以低廉的批發價出賣遠方。
余海波父女最終選中了兩組人物進行拍攝，揭露這個世界最大的油畫複製工場的畫工群體生活。一個是來自湖南的農民畫工趙小勇，他和妻子、弟弟等全家人成立了一個家庭作坊，廿年來在大芬村複製了10萬幅梵高的作品，再以他去荷蘭完成對於梵高的「朝聖之旅」為主線；副線人物是潮州農村來的周永久、林景濤、小月、林松園、大偉和小偉兄弟等，通過工廠流水線作畫模式畫出了30萬幅梵高的作品。
靠「複製」養家，也「複製」了大部份大芬村民工的命運。
余海波說，這裏都是來自各地的農村孩子、渴望到城市打工、落戶在深圳城中村的出租房、以畫畫來維生。他們不拿畫筆，就要回鄉去拿鋤頭。「工場裏，廿來人有睡在碌架床上的，有的索性在油畫布上席地而睡」。用自己的汗水為下一張作品洗禮，很多人初到貴境時，連畫筆都未拿過，對繪畫的概念就像地上的畫布，雪白無痕。廿年間，他們一筆又一筆地臨摹世界名畫，每年逾10億人民幣總值的出口量，就是由這兩萬個廉價畫工支撐。
畫匠群之中的藝術家
1989年，香港畫商黃江帶着一批畫工來到這個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組建了一個約廿人的油畫工廠臨摹世界名畫。後來，大芬畫家村的聲名鵲起，許多打工者從湖南、福建、江西、廣西等鄰省慕名而來，至2015年，大芬村交易額超過42億元人民幣。黃江了解余海波的拍攝意圖後，帶着他一個畫舖一個畫舖地走訪，而黃江也成為余海波的拍攝對象。
「每次黃江從香港回來大芬村，大家就夾道歡迎他，因為大家知道，見到黃江，就有定單。」余海波說，大芬村卧虎藏龍，有經歷很複雜的人，也有真心追求藝術的人。他至少拍過十來個跟趙小勇一樣專門畫梵高的人，而他並不是畫得最好的一位。
「大芬村有很多畫匠，但也有真正的藝術家。」他正色道。
張真經是其中一位。
他是趙小勇的師傅，也是大芬村第一代畫師。畫了梵高作品近30年，本身也是梵高的「鐵粉」。
「他的命運也跟梵高相似。由十多歲臨摹梵高到五十多歲，最後在那張未完成的《麥田群鴉》上吐血而死，《麥田群鴉》也是梵高的最後遺作之一。」張真經「魂斷麥田」，梵高也是在麥田開槍了斷自己。余海波幽幽地說故事，一個比電影更悲壯的真實故事。
張真經是個帶子洪郎，為了供養兒子，他投入梵高模仿者的行列。但由於崇拜梵高，張真經畫的每張作品都比其他畫匠認真，人家可以一天畫七、八張《向日葵》，他幾天才畫一張，所以收入僅夠他餬口，沒有賺過甚麼錢，每天還要帶兒子上學放學、為孩子做飯，最後積勞成疾。
「我是經常去探望他的，也為他和母親、兒子拍過照。那天颱風雨很大我沒有去，隔天再去看他，才知道他在床上吐血死了，留下兒子和那幅未畫完的《麥田群鴉》。」余海波是真心賞識張真經的，曾向他買過五幅畫，交易不到十天後他便走了，後來余海波曾替這五幅畫辦過一個小型展覽，算是對這位寂寂無聞的人，作最後致敬。
余海波不稱他們為「畫家」，而是「畫工」。對比作品動輒上千萬或過億元的當代藝術家富豪，也開創作工廠顧畫工，但他們的心態不同，地位也不一樣。「大芬村畫工畫畫為了賺錢養家，梵高的畫好模仿他們就畫，複製《蒙娜麗莎》必須有很深繪畫底子，所以大芬村的人一般不會去畫達文西。」他說。
「我對新移民的生活，非常感興趣。」余海波說，農民的孩子為了生活，離鄉別井來到城市生活，他對這班「追夢人」特別好奇，也讓他想到1989年從湖北投奔深圳的自己。
當時27歲、畢業於武漢大學新聞系攝影專業的余海波南下深圳，混在最光怪陸離、生命力最強的城市，見證美國麥當勞進軍中國在深圳開第一家店、大批老屋被拆除、第一代土豪在郊外打獵、黃色事業興衰、港澳老人在深圳護老院度餘生、中英街的一街兩制。他形容「在深圳度過了人生黃金時光，快樂與糾結百感交雜」。過去30多年，這位新移民用相機記錄新移民，見證移民文化生態，串連起來是一部深圳的「心靈歷史」。
當假梵高遇見真梵高
他和劍橋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的女兒余天琦，一起記錄深圳和大芬村的變遷，女兒也是倫敦西敏寺大學電影博士，現在英國教書，也盡力助父親完成心願。為《中國梵高》作曲的，是余海波的兒子、英國北皇家音樂學院鋼琴碩士余偉琦，是兩代人合作的故事。
印象深刻，在片中趙小勇落寞地站在阿姆斯特丹下着小雨的街頭，當他看到一直以為在畫廊銷售的自己作品原來只寄居在旅遊紀念品店，標價卻是他微薄人工逾十倍的價格，讓他深受打擊，但最大的打擊還是他看到梵高的真迹時。
行貨畫，畫得再好也是老翻。
趙小勇去了梵高生前曾經住過的阿爾勒醫院，和死後的安葬地奧維爾墓園，看梵高看過的風景，他潸然流淚。他被梵高真迹震撼了，他發現自己傾廿年之力去模仿梵高的筆觸和用色，結果「還是不一樣」，不及梵高任何一張畫，曾經以為自己可以是個藝術家的他也知道，不能一生臨摹別人的作品。他問自己：「回去讓我怎麼再畫下去呢？」
結果，趙小勇回國後真的開始創作他自己的作品，最後更離開大芬村，在浙江開畫廊和教畫。余海波說，一個大芬村畫工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重要轉變，同時影射了中國「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山寨文化轉變。
「他們在現實、枯燥的生活中，卻呈現着一種樂觀，相信明天會更好。」余海波又聯想到大芬村的人，他說鏡頭拍不到，他們每個人心裏都有一盤調色碟。「生活很艱苦，但他們都很樂觀，可能因為繪畫充實了他們，讓他們快樂。雖是行貨畫，但同時埋藏着各自的理想與命運符號。」我覺得他們沒有生產手機零件或成衣的工人枯燥，繪畫給他們新的人生「內容」。
後記：用生命成就藝術的人
梵高生前在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余海波、趙小勇以至周永久，甚至猝死的張真經一樣，都崇拜梵高、都因梵高而連繫上、都努力希望在自己的崗位找到位置，鑄建新的人生夢想。
「梵高人生透過作品洋溢強烈情感與生命力，是個真正用生命繪畫的人。」余海波呷一口熱茶，說當他看到梵高《吃馬鈴薯的人》的震撼。「農民看到梵高一種密不可分的情感。因為我也走遍全國拍過很多中國農民，我對他們特別有感情。」
《中國梵高》去年度獲得了八個獎項，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中國尚未上映。
但余海波已密鑼緊鼓，準備開拍另一齣有關梵高的劇情片，梵高穿越時空，來到大芬村，不知他看到老翻他作品的大茶飯，有何感想？
一位畫工要成為藝術家，究竟要走多遠？窮困潦倒、懷才不遇會阻礙他追尋藝術嗎？這是《中國梵高》給我的原力覺醒，在流水作業中對自我價值的導化。
記得紀錄片尾段，趙小勇來到梵高墓前，用中國獨特的弔唁方式，點了三根香煙，沉默，徐徐呼出煙圈回望以往的片段……
我想知，站在梵高墓前的若換了是余海波，他又有甚麼話想跟梵高說？
「你的一生是多麼有價值。」他沉思了半晌，緩緩吐出：「梵高用生命告訴世人他對藝術的純真。」
鄭天儀
梵高（Vincent van Gogh）在世只賣出過一幅畫，但這個長期背負着「中國山寨」包袱的村落卻貨如輪轉，是世界最大的油畫工廠。在西方高端的藝術市場，它滋養着全球化底層中的最低端人口，卻有着獨特的生命色彩。
歲月流年，我知道大芬村有老翻、天天模仿大師的「畫家」、汗水，但不知道虛假背後，還有真實的夢想。「這個世界比梵高悲慘的人很多，但在這裏他跟很多人的生命融合，我見到生命的多樣性和人性的光輝。」56歲的余海波感性地說。
複製兩萬民工的命運
滂沱大雨中，深圳滿街水䙛，我想起梵高在精神病院畫《星夜》的搖曳漩渦。
到達福田余海波的工作室，一進門是宿醉後胃痛難當的他，在用兩張椅子搭建的臨時病床上閉目養神。前一晚，他與一班演奏家和藝術家涮牛肉，喪喝茅台和威士忌。他身旁，就是梵高的《星夜》和《自畫像》，都是行貨畫，牆上貼着他鏡頭下的「大芬村畫工」們。
2011年，《中國大芬油畫村》參加了三藩市當代藝術博物館75年典藏展，這照片令余海波一舉成名。2005年他就追蹤着一班不見天日的畫匠，日復日、年復年的按下快門，素材太多，2007年父女倆決定將大芬油畫村的時代變遷拍成紀錄片。10年後，《中國梵高》面世。
拍完《中國梵高》，有甚麼感覺？我問。
「紀錄片拍完了，感覺卻剛開始，想說的東西還沒有說完。」他依然閉着眼，喃喃自語。
2004年，余海波回憶第一次走進大芬村時，立刻被這個世界知名的「油畫工廠」震撼了。「藝術勞工」在擁擠、潮熱、光線晦暗的流水線工作室內，赤裸上身趕着定單，吃、睡、拉、畫都在狹窄單位內，一個蝸居，就是一個繪畫工廠。一幅幅高端的世界名畫，「毫無尊嚴」地囤積在地，或掛在晾衫竹上待乾，粗魯地被打包，以低廉的批發價出賣遠方。
余海波父女最終選中了兩組人物進行拍攝，揭露這個世界最大的油畫複製工場的畫工群體生活。一個是來自湖南的農民畫工趙小勇，他和妻子、弟弟等全家人成立了一個家庭作坊，廿年來在大芬村複製了10萬幅梵高的作品，再以他去荷蘭完成對於梵高的「朝聖之旅」為主線；副線人物是潮州農村來的周永久、林景濤、小月、林松園、大偉和小偉兄弟等，通過工廠流水線作畫模式畫出了30萬幅梵高的作品。
靠「複製」養家，也「複製」了大部份大芬村民工的命運。
余海波說，這裏都是來自各地的農村孩子、渴望到城市打工、落戶在深圳城中村的出租房、以畫畫來維生。他們不拿畫筆，就要回鄉去拿鋤頭。「工場裏，廿來人有睡在碌架床上的，有的索性在油畫布上席地而睡」。用自己的汗水為下一張作品洗禮，很多人初到貴境時，連畫筆都未拿過，對繪畫的概念就像地上的畫布，雪白無痕。廿年間，他們一筆又一筆地臨摹世界名畫，每年逾10億人民幣總值的出口量，就是由這兩萬個廉價畫工支撐。
畫匠群之中的藝術家
1989年，香港畫商黃江帶着一批畫工來到這個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組建了一個約廿人的油畫工廠臨摹世界名畫。後來，大芬畫家村的聲名鵲起，許多打工者從湖南、福建、江西、廣西等鄰省慕名而來，至2015年，大芬村交易額超過42億元人民幣。黃江了解余海波的拍攝意圖後，帶着他一個畫舖一個畫舖地走訪，而黃江也成為余海波的拍攝對象。
「每次黃江從香港回來大芬村，大家就夾道歡迎他，因為大家知道，見到黃江，就有定單。」余海波說，大芬村卧虎藏龍，有經歷很複雜的人，也有真心追求藝術的人。他至少拍過十來個跟趙小勇一樣專門畫梵高的人，而他並不是畫得最好的一位。
「大芬村有很多畫匠，但也有真正的藝術家。」他正色道。
張真經是其中一位。
他是趙小勇的師傅，也是大芬村第一代畫師。畫了梵高作品近30年，本身也是梵高的「鐵粉」。
「他的命運也跟梵高相似。由十多歲臨摹梵高到五十多歲，最後在那張未完成的《麥田群鴉》上吐血而死，《麥田群鴉》也是梵高的最後遺作之一。」張真經「魂斷麥田」，梵高也是在麥田開槍了斷自己。余海波幽幽地說故事，一個比電影更悲壯的真實故事。
張真經是個帶子洪郎，為了供養兒子，他投入梵高模仿者的行列。但由於崇拜梵高，張真經畫的每張作品都比其他畫匠認真，人家可以一天畫七、八張《向日葵》，他幾天才畫一張，所以收入僅夠他餬口，沒有賺過甚麼錢，每天還要帶兒子上學放學、為孩子做飯，最後積勞成疾。
「我是經常去探望他的，也為他和母親、兒子拍過照。那天颱風雨很大我沒有去，隔天再去看他，才知道他在床上吐血死了，留下兒子和那幅未畫完的《麥田群鴉》。」余海波是真心賞識張真經的，曾向他買過五幅畫，交易不到十天後他便走了，後來余海波曾替這五幅畫辦過一個小型展覽，算是對這位寂寂無聞的人，作最後致敬。
余海波不稱他們為「畫家」，而是「畫工」。對比作品動輒上千萬或過億元的當代藝術家富豪，也開創作工廠顧畫工，但他們的心態不同，地位也不一樣。「大芬村畫工畫畫為了賺錢養家，梵高的畫好模仿他們就畫，複製《蒙娜麗莎》必須有很深繪畫底子，所以大芬村的人一般不會去畫達文西。」他說。
「我對新移民的生活，非常感興趣。」余海波說，農民的孩子為了生活，離鄉別井來到城市生活，他對這班「追夢人」特別好奇，也讓他想到1989年從湖北投奔深圳的自己。
當時27歲、畢業於武漢大學新聞系攝影專業的余海波南下深圳，混在最光怪陸離、生命力最強的城市，見證美國麥當勞進軍中國在深圳開第一家店、大批老屋被拆除、第一代土豪在郊外打獵、黃色事業興衰、港澳老人在深圳護老院度餘生、中英街的一街兩制。他形容「在深圳度過了人生黃金時光，快樂與糾結百感交雜」。過去30多年，這位新移民用相機記錄新移民，見證移民文化生態，串連起來是一部深圳的「心靈歷史」。
當假梵高遇見真梵高
他和劍橋大學社會學碩士畢業的女兒余天琦，一起記錄深圳和大芬村的變遷，女兒也是倫敦西敏寺大學電影博士，現在英國教書，也盡力助父親完成心願。為《中國梵高》作曲的，是余海波的兒子、英國北皇家音樂學院鋼琴碩士余偉琦，是兩代人合作的故事。
印象深刻，在片中趙小勇落寞地站在阿姆斯特丹下着小雨的街頭，當他看到一直以為在畫廊銷售的自己作品原來只寄居在旅遊紀念品店，標價卻是他微薄人工逾十倍的價格，讓他深受打擊，但最大的打擊還是他看到梵高的真迹時。
行貨畫，畫得再好也是老翻。
趙小勇去了梵高生前曾經住過的阿爾勒醫院，和死後的安葬地奧維爾墓園，看梵高看過的風景，他潸然流淚。他被梵高真迹震撼了，他發現自己傾廿年之力去模仿梵高的筆觸和用色，結果「還是不一樣」，不及梵高任何一張畫，曾經以為自己可以是個藝術家的他也知道，不能一生臨摹別人的作品。他問自己：「回去讓我怎麼再畫下去呢？」
結果，趙小勇回國後真的開始創作他自己的作品，最後更離開大芬村，在浙江開畫廊和教畫。余海波說，一個大芬村畫工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重要轉變，同時影射了中國「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的山寨文化轉變。
「他們在現實、枯燥的生活中，卻呈現着一種樂觀，相信明天會更好。」余海波又聯想到大芬村的人，他說鏡頭拍不到，他們每個人心裏都有一盤調色碟。「生活很艱苦，但他們都很樂觀，可能因為繪畫充實了他們，讓他們快樂。雖是行貨畫，但同時埋藏着各自的理想與命運符號。」我覺得他們沒有生產手機零件或成衣的工人枯燥，繪畫給他們新的人生「內容」。
後記：用生命成就藝術的人
梵高生前在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余海波、趙小勇以至周永久，甚至猝死的張真經一樣，都崇拜梵高、都因梵高而連繫上、都努力希望在自己的崗位找到位置，鑄建新的人生夢想。
「梵高人生透過作品洋溢強烈情感與生命力，是個真正用生命繪畫的人。」余海波呷一口熱茶，說當他看到梵高《吃馬鈴薯的人》的震撼。「農民看到梵高一種密不可分的情感。因為我也走遍全國拍過很多中國農民，我對他們特別有感情。」
《中國梵高》去年度獲得了八個獎項，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在中國尚未上映。
但余海波已密鑼緊鼓，準備開拍另一齣有關梵高的劇情片，梵高穿越時空，來到大芬村，不知他看到老翻他作品的大茶飯，有何感想？
一位畫工要成為藝術家，究竟要走多遠？窮困潦倒、懷才不遇會阻礙他追尋藝術嗎？這是《中國梵高》給我的原力覺醒，在流水作業中對自我價值的導化。
記得紀錄片尾段，趙小勇來到梵高墓前，用中國獨特的弔唁方式，點了三根香煙，沉默，徐徐呼出煙圈回望以往的片段……
我想知，站在梵高墓前的若換了是余海波，他又有甚麼話想跟梵高說？
「你的一生是多麼有價值。」他沉思了半晌，緩緩吐出：「梵高用生命告訴世人他對藝術的純真。」
鄭天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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