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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書展賣書，最具星味的，應該是一眾寫真集。今屆，以楊思琦為首。跟天皇巨星的級數畢竟有着很遙遠的距離。
如果，你行書展，真會揭一揭書，或者，會留意到有本叫《遂心如爾》的散文集，作者叫梁爾紋，封面是劉德華、古天樂、鄭伊健、鄭秀文跟作者的合照，內頁更多。梁爾紋是寰亞傳媒集團的高層，跟明星打交道是職責需要。不用拿來示威吧。
「出動到天皇巨星，只不過希望借助他們的名氣，勸一勸大家放下。」梁爾紋曾患腦癌，於鬼門關前徘徊過，醒覺香港人不用有病，本身已經是一種病。看她的書，其實未必學懂如何跟天皇巨星打交道，除非，你眼中的天皇巨星，是你自己。
撰文：方俊傑
攝影：林德雄
關係大於一切
未加入林建岳的娛樂公司，梁爾紋是個娛樂記者。那個時代，入行做娛樂記者的，很多是基於迷戀偶像，粉絲心態。梁爾紋不是。「屋企窮，要被迫放棄學業，搵工做。我寄過好幾份求職信給不同行業的公司，就只有報社回覆。見完工第二日，已經通知我返工。薪水不算高，我記得是四千元一個月，已經很高興。到做了一段時間，上司才告訴我，聘請我的原因是人人也用白信封寄求職信，只有我的一封是紫色。」用紫色信封，因為之前用來寄歌迷信給Beyond，有剩。彷彿冥冥中自有主宰，是明星給她開了一條通往明星的路。梁爾紋一向相信緣份。
入行初期，未流行狗仔隊，記者與明星互惠互利。「真可以做朋友，互相支持，互相信任，甚麼說話也可以照直講，甚麼可以寫出來，甚麼不可以，清清楚楚，好開心。」開心時光過得特別快，轉眼便出現狗仔隊文化，還有寫臭文化。「狗仔隊都係為搵食，我自己接受不到，但明白。甚至做過。試過要等鄭伊健，我便索性打給他，約定出門時間給我們任影。」這還算跟蹤偷拍？「所以無法生存囉。」
不肯隨波逐流者，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梁爾紋舉個例子：溫碧霞在泰國出嫁，公司派她前往採訪，泰國地方大，如果沒有事前溝通，想影到一張溫碧霞結婚的照片，難度不可謂不高。「我跟她一早夾好時間位置，大家合作，符合我們的需要，順利完成任務。那批相片，你刊登不刊登？」在梁爾紋眼中，跟明星關係夠良好的話，何須辛辛苦苦等足幾日幾夜才有收成？問題是報喜的，沒有讀者再愛看，人人只愛爆炸性，特別是負面消息。「以前也有爆炸性的新聞，都是夾出來的，沒記者會挖人瘡疤，刻意寫衰一個明星。」到後期，在文字上整色整水加鹽加醋也不再足夠，直頭去到創作的程度，梁爾紋開始疲倦。「我也是受害者。有人寫過黎明溝中女，個中女就係我。」反正無法適應，一份工作連續做了14年，也悶，毅然辭職。那時，梁爾紋的職級已去到電影組組長，紙媒還未式微，相當冒險。
批判容易欣賞難
做報紙的娛樂記者，每晚凌晨12時後才收到工，大時大節永遠不可能請假，離職後，才發現自己失去了很多。「開心原來好簡單：看到黃昏時的天色，已經好開心；聖誕節能夠跟媽媽在香港周圍去，已經好開心。以前，日日在公司困死自己，根本沒有機會看看周圍。」有幾多個香港人不是這樣？
正打算休養生息之際，正在娛樂圈大展拳腳的林建岳，託人找梁爾紋，請她加入公司的宣傳部。「我即推。我都唔識，好驚，又不知道間公司的底蘊。」最終還是去了面試，甚麼也沒問，只問工作要不要擦鞋。要擦鞋的話，不用考慮。「我不是純真，我只是希望盡量講出真心話。」
可能是記者的通病。記者操控文章的生殺大權，大概只需討好自己的上司；宣傳人員則要請求他人幫手報道幫手推銷，原則上，態度應該要客客氣氣。「做記者係好威，最緊要學懂批判；調轉，做宣傳的，就要學懂欣賞。」或者因為太多記者太愛批判，才讓梁爾紋成功轉型。「林建岳問過我：『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況？』我當然忘記了。原來是《無間道》一次私人慶功宴。導演劉偉強叫我去的，全香港沒有其他記者被邀請，只有我一個。林建岳很奇怪，印象深刻。」
說到底，就是勝在關係良好。《無間道》上畫的頭三個星期，梁爾紋天天在報章報道。「點解日日都寫《無間道》？大片，無論是朋友立場，報章立場，唔寫《無間道》，電影版還可以寫甚麼？」
快樂不快樂
係人都知人際關係重要，但不是人人也搞得好人際關係。跟一般人交朋結友尚且不容易，何況跟天皇巨星？「做人，最緊要真心。」
梁爾紋說，刻意奉承沒有用，誠實才是待人接物之道。要誠實到怎樣的地步？話說，劉偉強當年見到梁爾紋連寫《無間道》三星期，也奇怪，隨便問了一句：「你看了電影沒有？」正常來說，如果你想存心討好大導演，明明沒看，大概也會答句：「很喜歡齣電影啊。」梁爾紋偏偏實話實說，坦坦白白沒有看過，連寫三星期，純粹倚賴導演畀料。對待其他明星也一樣。「當他們是普通人，他們也要食飯，會開心，會不開心。其實，他們也希望被當成普通人，不用其他人一日刻意打十個電話去噓寒問暖。做朋友好，做甚麼也好，總要有界線，太熟絡的話，有甚麼秘密流出去，你很難洗脫嫌疑。」
所以，崗位轉換，角色不同，梁爾紋反而跟明星們保持了更多的距離。關係越來越親密的，是老闆。
香港的娛樂事業漸漸北上，梁爾紋本來也打算舉手申請返大陸發展。突然發現腦有腫瘤，確診是癌。她的散文集，大部份篇幅是有關復康後的心路歷程，其中一篇，講到林建岳二話不說承擔所有醫療費用，感激萬分。「是骨科醫生要求我去照腦，語氣很嚴重，我反而平靜，叫個醫生別太緊張。
「有病，總要接受，喊苦喊忽沒有幫助。我入手術室前，仍然無想過會死，是身邊人擔心，媽媽哭得要死。我很想跟她說：『別哭了，我會醒返的，我不會死。』只是已經被麻痹，說不出口。」
比較感觸的，是手術前夕出席女兒的小學畢業禮。「我很想還可以看到她的中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前個世界好細，日做夜做，再沒有其他事，很少找朋友聚頭。懶理自己快樂不快樂，反正不快樂也是一樣的過。突然之間得了重病，快死了，才開始想人生究竟應該怎樣過？發病之後，中學同學、舊朋友紛紛找我食飯。他們沒有病，健健康康，卻個個也活得不快樂，愁眉苦臉，覺得世界沒有希望。我便想，自己是否可以為他們做一點點事？
「不用等到有病才重生的。」
大陸固然不能上去，未嘗不是好事。在香港出現的工作當然較少，才可以抽到空閒時間去行行沙灘踩踩單車行行山。「以前，放假也累到情願留在家，不肯外出啦。做人，是要記得愛惜自己。」
女兒的那些年
梁爾紋已離婚，跟女兒相依為命。單親媽媽很容易變虎媽，梁爾紋相反，相當佛系。
「能夠放眼世界，學到如何跟人溝通，已經很足夠。其他事情，由她自由發揮吧，逼也逼不來。」
梁爾紋相信上天自有安排。她記得女兒報考中學，其他前往面試的學生，人人手持一大叠資料，又學過法文又學過德文又有玩劍擊，她的女兒連一張證書也沒有。「間學校有很多學生爭相入讀，我個女問我：『得唔得呀？我們甚麼也沒有。』我答她：『咪博一博囉。』結果，居然可以得到第二次面試的機會。
「到第二次面試，我也要去見校長。我已經半邊身麻痹，不斷提醒自己一定要開到聲說到話。校長問我：『為甚麼要來這間學校面試呢？你個女可以直升的學校，也不差。』我只是反問了校長一句：『校長，你有看過《那些年》嗎？』我只想女兒在成長過程可以擁有像《那些年》的回憶。」可以直升的學校，是間女校；前往面試的學校，是間男女校。
結果，面試成功，女兒開開心心的正在營造將來的《那些年》。「有甚麼好擔憂呢？自自然然便會行出一條路。」未經歷過生死的一般家長，大概永遠不會明白這樣道理。
方俊傑
如果，你行書展，真會揭一揭書，或者，會留意到有本叫《遂心如爾》的散文集，作者叫梁爾紋，封面是劉德華、古天樂、鄭伊健、鄭秀文跟作者的合照，內頁更多。梁爾紋是寰亞傳媒集團的高層，跟明星打交道是職責需要。不用拿來示威吧。
「出動到天皇巨星，只不過希望借助他們的名氣，勸一勸大家放下。」梁爾紋曾患腦癌，於鬼門關前徘徊過，醒覺香港人不用有病，本身已經是一種病。看她的書，其實未必學懂如何跟天皇巨星打交道，除非，你眼中的天皇巨星，是你自己。
撰文：方俊傑
攝影：林德雄
關係大於一切
未加入林建岳的娛樂公司，梁爾紋是個娛樂記者。那個時代，入行做娛樂記者的，很多是基於迷戀偶像，粉絲心態。梁爾紋不是。「屋企窮，要被迫放棄學業，搵工做。我寄過好幾份求職信給不同行業的公司，就只有報社回覆。見完工第二日，已經通知我返工。薪水不算高，我記得是四千元一個月，已經很高興。到做了一段時間，上司才告訴我，聘請我的原因是人人也用白信封寄求職信，只有我的一封是紫色。」用紫色信封，因為之前用來寄歌迷信給Beyond，有剩。彷彿冥冥中自有主宰，是明星給她開了一條通往明星的路。梁爾紋一向相信緣份。
入行初期，未流行狗仔隊，記者與明星互惠互利。「真可以做朋友，互相支持，互相信任，甚麼說話也可以照直講，甚麼可以寫出來，甚麼不可以，清清楚楚，好開心。」開心時光過得特別快，轉眼便出現狗仔隊文化，還有寫臭文化。「狗仔隊都係為搵食，我自己接受不到，但明白。甚至做過。試過要等鄭伊健，我便索性打給他，約定出門時間給我們任影。」這還算跟蹤偷拍？「所以無法生存囉。」
不肯隨波逐流者，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梁爾紋舉個例子：溫碧霞在泰國出嫁，公司派她前往採訪，泰國地方大，如果沒有事前溝通，想影到一張溫碧霞結婚的照片，難度不可謂不高。「我跟她一早夾好時間位置，大家合作，符合我們的需要，順利完成任務。那批相片，你刊登不刊登？」在梁爾紋眼中，跟明星關係夠良好的話，何須辛辛苦苦等足幾日幾夜才有收成？問題是報喜的，沒有讀者再愛看，人人只愛爆炸性，特別是負面消息。「以前也有爆炸性的新聞，都是夾出來的，沒記者會挖人瘡疤，刻意寫衰一個明星。」到後期，在文字上整色整水加鹽加醋也不再足夠，直頭去到創作的程度，梁爾紋開始疲倦。「我也是受害者。有人寫過黎明溝中女，個中女就係我。」反正無法適應，一份工作連續做了14年，也悶，毅然辭職。那時，梁爾紋的職級已去到電影組組長，紙媒還未式微，相當冒險。
批判容易欣賞難
做報紙的娛樂記者，每晚凌晨12時後才收到工，大時大節永遠不可能請假，離職後，才發現自己失去了很多。「開心原來好簡單：看到黃昏時的天色，已經好開心；聖誕節能夠跟媽媽在香港周圍去，已經好開心。以前，日日在公司困死自己，根本沒有機會看看周圍。」有幾多個香港人不是這樣？
正打算休養生息之際，正在娛樂圈大展拳腳的林建岳，託人找梁爾紋，請她加入公司的宣傳部。「我即推。我都唔識，好驚，又不知道間公司的底蘊。」最終還是去了面試，甚麼也沒問，只問工作要不要擦鞋。要擦鞋的話，不用考慮。「我不是純真，我只是希望盡量講出真心話。」
可能是記者的通病。記者操控文章的生殺大權，大概只需討好自己的上司；宣傳人員則要請求他人幫手報道幫手推銷，原則上，態度應該要客客氣氣。「做記者係好威，最緊要學懂批判；調轉，做宣傳的，就要學懂欣賞。」或者因為太多記者太愛批判，才讓梁爾紋成功轉型。「林建岳問過我：『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況？』我當然忘記了。原來是《無間道》一次私人慶功宴。導演劉偉強叫我去的，全香港沒有其他記者被邀請，只有我一個。林建岳很奇怪，印象深刻。」
說到底，就是勝在關係良好。《無間道》上畫的頭三個星期，梁爾紋天天在報章報道。「點解日日都寫《無間道》？大片，無論是朋友立場，報章立場，唔寫《無間道》，電影版還可以寫甚麼？」
快樂不快樂
係人都知人際關係重要，但不是人人也搞得好人際關係。跟一般人交朋結友尚且不容易，何況跟天皇巨星？「做人，最緊要真心。」
梁爾紋說，刻意奉承沒有用，誠實才是待人接物之道。要誠實到怎樣的地步？話說，劉偉強當年見到梁爾紋連寫《無間道》三星期，也奇怪，隨便問了一句：「你看了電影沒有？」正常來說，如果你想存心討好大導演，明明沒看，大概也會答句：「很喜歡齣電影啊。」梁爾紋偏偏實話實說，坦坦白白沒有看過，連寫三星期，純粹倚賴導演畀料。對待其他明星也一樣。「當他們是普通人，他們也要食飯，會開心，會不開心。其實，他們也希望被當成普通人，不用其他人一日刻意打十個電話去噓寒問暖。做朋友好，做甚麼也好，總要有界線，太熟絡的話，有甚麼秘密流出去，你很難洗脫嫌疑。」
所以，崗位轉換，角色不同，梁爾紋反而跟明星們保持了更多的距離。關係越來越親密的，是老闆。
香港的娛樂事業漸漸北上，梁爾紋本來也打算舉手申請返大陸發展。突然發現腦有腫瘤，確診是癌。她的散文集，大部份篇幅是有關復康後的心路歷程，其中一篇，講到林建岳二話不說承擔所有醫療費用，感激萬分。「是骨科醫生要求我去照腦，語氣很嚴重，我反而平靜，叫個醫生別太緊張。
「有病，總要接受，喊苦喊忽沒有幫助。我入手術室前，仍然無想過會死，是身邊人擔心，媽媽哭得要死。我很想跟她說：『別哭了，我會醒返的，我不會死。』只是已經被麻痹，說不出口。」
比較感觸的，是手術前夕出席女兒的小學畢業禮。「我很想還可以看到她的中學畢業、大學畢業。以前個世界好細，日做夜做，再沒有其他事，很少找朋友聚頭。懶理自己快樂不快樂，反正不快樂也是一樣的過。突然之間得了重病，快死了，才開始想人生究竟應該怎樣過？發病之後，中學同學、舊朋友紛紛找我食飯。他們沒有病，健健康康，卻個個也活得不快樂，愁眉苦臉，覺得世界沒有希望。我便想，自己是否可以為他們做一點點事？
「不用等到有病才重生的。」
大陸固然不能上去，未嘗不是好事。在香港出現的工作當然較少，才可以抽到空閒時間去行行沙灘踩踩單車行行山。「以前，放假也累到情願留在家，不肯外出啦。做人，是要記得愛惜自己。」
女兒的那些年
梁爾紋已離婚，跟女兒相依為命。單親媽媽很容易變虎媽，梁爾紋相反，相當佛系。
「能夠放眼世界，學到如何跟人溝通，已經很足夠。其他事情，由她自由發揮吧，逼也逼不來。」
梁爾紋相信上天自有安排。她記得女兒報考中學，其他前往面試的學生，人人手持一大叠資料，又學過法文又學過德文又有玩劍擊，她的女兒連一張證書也沒有。「間學校有很多學生爭相入讀，我個女問我：『得唔得呀？我們甚麼也沒有。』我答她：『咪博一博囉。』結果，居然可以得到第二次面試的機會。
「到第二次面試，我也要去見校長。我已經半邊身麻痹，不斷提醒自己一定要開到聲說到話。校長問我：『為甚麼要來這間學校面試呢？你個女可以直升的學校，也不差。』我只是反問了校長一句：『校長，你有看過《那些年》嗎？』我只想女兒在成長過程可以擁有像《那些年》的回憶。」可以直升的學校，是間女校；前往面試的學校，是間男女校。
結果，面試成功，女兒開開心心的正在營造將來的《那些年》。「有甚麼好擔憂呢？自自然然便會行出一條路。」未經歷過生死的一般家長，大概永遠不會明白這樣道理。
方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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