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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人物專訪】在醫院拿着手術刀的他總努力救人，當他背着百寶袋出診，便化身「死亡使者」，上門為病人作最後一次檢查、確定死因、簽發死亡醫學證明。這樣病人不用在醫院等死，可與摯親在熟悉的家好好告別。「有尊嚴質素嘅死亡，係意願得到尊重，取回自主權利。」自言怕死卻總「講死」的外科醫生范寧說。
記者：呂麗嬋
長了大鬍子的仁濟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范寧，是矛盾又誠實的人。明明畏高，他卻爬上尼泊爾8,000米雪山；都說醫生的責任是救人，他卻說「醫生不是神」。
由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創辦殯儀社企，到以醫護身份積極推廣生死教育，行醫20年，每天面對生死，這個外形似冒險家多過醫生的鐵漢，直言仍會為陌生的死亡流淚，難以釋懷。「好多唔公平，除非你接受，如果不，就要設法去改變。」以行動打破死亡的迷思，救命之餘，助藥石無靈的病人好死，范寧的矛盾與誠實，原來環環緊扣。
家中有充裕時間說再見
「在家離世喺香港未成氣候，但我希望多啲討論，有呢個願望嘅人，可以有選擇。」都說龍床不及狗竇，但講到死，逾9成半香港人，已將死外判，讓死亡與家居切割，但近年開始有人提出，若病人願意，也可選死在家中。
身體力行，為瀕死病人上門應診的，就包括范寧。「home death（在家死）一直有需求，唔係天方夜譚，更唔係達官貴人的專利，你睇粵語長片就知，以前無咁多醫院，好多在家死，只係近年，香港人都將死外判咗畀醫院同殯儀館處理」。
最近，他透過社會機構，轉介重症病人接受醫學評估及上門義診，由2歲患罕見病的孩子，到90歲器官衰竭的老人。就如「死亡使者」，每次出診，都要有告別的準備。這天，接到家屬電話，要上門為病人作檢查，他就帶了他的醫療「百寶袋」，內裏附有迷你心電圖機、血壓計、指式脈搏血氧儀、用以照瞳孔的電筒，還包括就算醫生都必須預先申請的死亡醫學證明表格「Form18」。
「唔會好似做戲咁，要好急咁趕去，唔需要再急救，屋企唔似醫院，無醫療儀器響個不停，安靜的環境，讓病人有充裕時間，同家人說再見。」
在香港要死在家中，需要一定手續，包括西醫上門簽發死因醫學證明（Form18），家人也需預先聯絡安排仵工由家移走及領取正式死亡證。在家喘過最後一口氣，家人圍在病床一一告別，這種「好死」的想像，一般升斗市民如你或我，大抵只能透過肥皂劇實現，要不就咬牙切齒，認定是有私家醫療團隊駐大宅的富豪專利……香港人，真的有得揀？
努力行出第一步的范寧沉默一陣，這樣回應：「單單一個人做不了，政府是否重視、家人嘅參與，亦必須整合社區嘅資源協助……」香港每年平均有4萬人死亡，95%人死於公立醫院，但現時公營紓緩病床只有300幾張，且集中提供予末期癌症病人，連同私營共600張，對比死亡人口，杯水車薪。
家人一杯水勝過止痛針
事實上，曾歷家人離世的香港人，大都有臨終折騰送院的經驗，急症醫院前線醫護也總會遇過入醫院入到怕，或明明已留醫但自行簽紙堅持出院的末期病人。范直言，回家的好，其實明明白白：「無探病時間限制，屋企人畀杯水你飲，很多時更勝醫院的止痛針。」
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一項調查發現，有三分一的受訪者表示希望在家善終，但是現實上，連同突然死亡個案，香港只有不足3%的人做得到，對比有政策支持在家離世的新加坡，甚至台灣的雙位數字，少得可憐。
當中巨大的落差，原因何在？「其一係病人有恐懼，如病重誰照顧？今日香港主要係核心家庭，只有兩老，要不就獨居；其二係照顧者要返工，社區的支援配套不足；仲有醫護人員本身無呢種意識，往往負面地指出院實死無生，但其實對於末期病人嚟講，就算從醫學角度睇，返唔返屋企，結果可能一樣。」在戰場似的急症病房離世，環境並不理想，但在家是否一定美好？范寧承認有現實條件限制。
「屋企係咪有寧靜的環境？照顧者是否願意付出時間、有能力自行解決如簡單傷口處理等問題？」健康的死亡，他謂永遠不能外判。「並非簡單化，在家死就一定好，在醫院死就好慘。如果社區無支援，家人唔參與，只係從醫院搬番屋企，根本無意思。」范寧直言「在家離世」在港未成氣候，但值得行出第一步，讓社會更多討論。「死，唔係簽一張dead cert（死亡證）咁簡單。」人人都難逃一死，范寧說前半部的預備工作，其實較醫生「簽個大名」更重要。
親歷病人失救手足無措
「香港人，最唔鍾意話唔到事，但有冇為自己的死規劃？5、60後，即係我呢個年紀，有冇預備好？」像問人也像問自己。
上月，他獲邀到不同政府部門包括天文台，主持生死教育講座，「天氣同死亡其實幾似」。天有不測之風雲，他笑說就算天文台的預測百發百中，亦預測不了九巴翻車、土瓜灣冧樓。「大把錢都有機會死得好慘，行過條街，樓上跌花盆落嚟。」仲未計簽紙接受手術遇併發症，變植物人或持續昏迷，若未及訂下預設醫療指示，注定有口難言。
只是，生死無常，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面對，滿口「唔好講埋呢啲衰嘢」、「你一定會好番」，曾幾何時，慣對生死的他，直言也曾手足無措，「做實習醫生時搶救病人，頭兩個都係老人家，不斷搓，救得番，到第3個，係個40幾歲嘅男人，好後生，搓咗半個鐘、一個鐘，call埋大佬，仍救不了，太太帶住小朋友趕嚟，護士教我同家人講話你已經盡咗力，我講完仍係好自責，平復不了。」悲傷但無言的畫面深印腦海，事後流下的眼淚，讓他反思：「醫學發展幾好都好，死亡總難避免。」
醫護可貴在將痛苦減少
都說醫生是最不能接受死亡的人，習慣救人的他直認不諱，「學院無呢方面訓練，其實醫護係最需要接受生死教育嘅人。」1994年港大醫學院畢業，做過無國界醫生、國際紅十字會和香港飛行服務隊的義務醫生，花了十年時間參與人道救援，近年創立多個社會機構，參與生死教育工作。在他眼中，制度也許不公，但生與死，不論貧富，一樣要面對。「前線好忙，工作壓力好大，但我會話畀自己聽，一定要保持赤子心和同理心，跳出自己嘅專業框框。」貼地，大抵是這個意思吧？
不喜歡公式、不喜歡「造神」，他認為醫學專業需與死亡接軌，以人為本。「醫護專業可貴之處，並非拯救而是將痛苦減到最少，不是追求長生不老，否則就係秦始皇。」這天，范寧又利用公餘時間，應邀到沙田大會堂主持名為「生命後樂園」的講座，題目由他自訂，叫「死可以點測？」席間坐滿人，不少人舉手發問，包括被折騰至身心疲乏，渴望在家安詳離世的重症病人。
他笑說死亡可測但未必準，唯一可做的，是努力保持身體健康，並預早為自己的死亡規劃：「掌握喺自己手上，總心甘命抵一點吧？」
記者：呂麗嬋
長了大鬍子的仁濟醫院外科副顧問醫生范寧，是矛盾又誠實的人。明明畏高，他卻爬上尼泊爾8,000米雪山；都說醫生的責任是救人，他卻說「醫生不是神」。
由參與國際人道救援、創辦殯儀社企，到以醫護身份積極推廣生死教育，行醫20年，每天面對生死，這個外形似冒險家多過醫生的鐵漢，直言仍會為陌生的死亡流淚，難以釋懷。「好多唔公平，除非你接受，如果不，就要設法去改變。」以行動打破死亡的迷思，救命之餘，助藥石無靈的病人好死，范寧的矛盾與誠實，原來環環緊扣。
家中有充裕時間說再見
「在家離世喺香港未成氣候，但我希望多啲討論，有呢個願望嘅人，可以有選擇。」都說龍床不及狗竇，但講到死，逾9成半香港人，已將死外判，讓死亡與家居切割，但近年開始有人提出，若病人願意，也可選死在家中。
身體力行，為瀕死病人上門應診的，就包括范寧。「home death（在家死）一直有需求，唔係天方夜譚，更唔係達官貴人的專利，你睇粵語長片就知，以前無咁多醫院，好多在家死，只係近年，香港人都將死外判咗畀醫院同殯儀館處理」。
最近，他透過社會機構，轉介重症病人接受醫學評估及上門義診，由2歲患罕見病的孩子，到90歲器官衰竭的老人。就如「死亡使者」，每次出診，都要有告別的準備。這天，接到家屬電話，要上門為病人作檢查，他就帶了他的醫療「百寶袋」，內裏附有迷你心電圖機、血壓計、指式脈搏血氧儀、用以照瞳孔的電筒，還包括就算醫生都必須預先申請的死亡醫學證明表格「Form18」。
「唔會好似做戲咁，要好急咁趕去，唔需要再急救，屋企唔似醫院，無醫療儀器響個不停，安靜的環境，讓病人有充裕時間，同家人說再見。」
在香港要死在家中，需要一定手續，包括西醫上門簽發死因醫學證明（Form18），家人也需預先聯絡安排仵工由家移走及領取正式死亡證。在家喘過最後一口氣，家人圍在病床一一告別，這種「好死」的想像，一般升斗市民如你或我，大抵只能透過肥皂劇實現，要不就咬牙切齒，認定是有私家醫療團隊駐大宅的富豪專利……香港人，真的有得揀？
努力行出第一步的范寧沉默一陣，這樣回應：「單單一個人做不了，政府是否重視、家人嘅參與，亦必須整合社區嘅資源協助……」香港每年平均有4萬人死亡，95%人死於公立醫院，但現時公營紓緩病床只有300幾張，且集中提供予末期癌症病人，連同私營共600張，對比死亡人口，杯水車薪。
家人一杯水勝過止痛針
事實上，曾歷家人離世的香港人，大都有臨終折騰送院的經驗，急症醫院前線醫護也總會遇過入醫院入到怕，或明明已留醫但自行簽紙堅持出院的末期病人。范直言，回家的好，其實明明白白：「無探病時間限制，屋企人畀杯水你飲，很多時更勝醫院的止痛針。」
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一項調查發現，有三分一的受訪者表示希望在家善終，但是現實上，連同突然死亡個案，香港只有不足3%的人做得到，對比有政策支持在家離世的新加坡，甚至台灣的雙位數字，少得可憐。
當中巨大的落差，原因何在？「其一係病人有恐懼，如病重誰照顧？今日香港主要係核心家庭，只有兩老，要不就獨居；其二係照顧者要返工，社區的支援配套不足；仲有醫護人員本身無呢種意識，往往負面地指出院實死無生，但其實對於末期病人嚟講，就算從醫學角度睇，返唔返屋企，結果可能一樣。」在戰場似的急症病房離世，環境並不理想，但在家是否一定美好？范寧承認有現實條件限制。
「屋企係咪有寧靜的環境？照顧者是否願意付出時間、有能力自行解決如簡單傷口處理等問題？」健康的死亡，他謂永遠不能外判。「並非簡單化，在家死就一定好，在醫院死就好慘。如果社區無支援，家人唔參與，只係從醫院搬番屋企，根本無意思。」范寧直言「在家離世」在港未成氣候，但值得行出第一步，讓社會更多討論。「死，唔係簽一張dead cert（死亡證）咁簡單。」人人都難逃一死，范寧說前半部的預備工作，其實較醫生「簽個大名」更重要。
親歷病人失救手足無措
「香港人，最唔鍾意話唔到事，但有冇為自己的死規劃？5、60後，即係我呢個年紀，有冇預備好？」像問人也像問自己。
上月，他獲邀到不同政府部門包括天文台，主持生死教育講座，「天氣同死亡其實幾似」。天有不測之風雲，他笑說就算天文台的預測百發百中，亦預測不了九巴翻車、土瓜灣冧樓。「大把錢都有機會死得好慘，行過條街，樓上跌花盆落嚟。」仲未計簽紙接受手術遇併發症，變植物人或持續昏迷，若未及訂下預設醫療指示，注定有口難言。
只是，生死無常，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面對，滿口「唔好講埋呢啲衰嘢」、「你一定會好番」，曾幾何時，慣對生死的他，直言也曾手足無措，「做實習醫生時搶救病人，頭兩個都係老人家，不斷搓，救得番，到第3個，係個40幾歲嘅男人，好後生，搓咗半個鐘、一個鐘，call埋大佬，仍救不了，太太帶住小朋友趕嚟，護士教我同家人講話你已經盡咗力，我講完仍係好自責，平復不了。」悲傷但無言的畫面深印腦海，事後流下的眼淚，讓他反思：「醫學發展幾好都好，死亡總難避免。」
醫護可貴在將痛苦減少
都說醫生是最不能接受死亡的人，習慣救人的他直認不諱，「學院無呢方面訓練，其實醫護係最需要接受生死教育嘅人。」1994年港大醫學院畢業，做過無國界醫生、國際紅十字會和香港飛行服務隊的義務醫生，花了十年時間參與人道救援，近年創立多個社會機構，參與生死教育工作。在他眼中，制度也許不公，但生與死，不論貧富，一樣要面對。「前線好忙，工作壓力好大，但我會話畀自己聽，一定要保持赤子心和同理心，跳出自己嘅專業框框。」貼地，大抵是這個意思吧？
不喜歡公式、不喜歡「造神」，他認為醫學專業需與死亡接軌，以人為本。「醫護專業可貴之處，並非拯救而是將痛苦減到最少，不是追求長生不老，否則就係秦始皇。」這天，范寧又利用公餘時間，應邀到沙田大會堂主持名為「生命後樂園」的講座，題目由他自訂，叫「死可以點測？」席間坐滿人，不少人舉手發問，包括被折騰至身心疲乏，渴望在家安詳離世的重症病人。
他笑說死亡可測但未必準，唯一可做的，是努力保持身體健康，並預早為自己的死亡規劃：「掌握喺自己手上，總心甘命抵一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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