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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醫生的每個決定，包含著專業知識與精確計算，彷彿理性得捉摸不到白袍下的真實情感與人性。25歲的穆琳上年7月正式成為內科醫生，面對奇難雜症、血肉模糊、生關死劫，每日重覆演練，凝聚成經驗的同時，卻不知不覺衝擊固有的生死觀。她決定寫下「病房筆記」，於網上投稿，重新審視生命意義。當病人生命正在倒數，「我們讓他（長者）生存多一段時間，但他是否真的可以和家人說話？我覺得這並非有品質的生活方式。」醫生除了救人，也許更應該協助病人尊嚴自主地走過終程。
記者：陳麗賢 攝影：陳海威 剪接：魏利民
穆琳喜歡看《House M.D.》，劇內的醫生將病人看似毫無關連的病徵抽絲剝繭，偵查奇症既刺激又具挑戰性。回歸現實，她接觸的內科病人多數年齡偏高，大部分已達80、90歲，不少病情更到末期，或是陷入失智情況。她初出茅廬，便已被捉著做急救：「第一次，有位病人突然心臟停頓，我立即到達現場，一時間不知道應該做甚麼。」醫護講求團隊合作，穆琳未適應作為新醫生應該站的位置，「之後現場指揮的醫生，給我一個位置去幫助護士，就好了許多。」平靜下來，她吸收寶貴經驗，再複習急救程序，慢慢就上手。
「每次我們做心肺復甦法，都會請家屬留在簾外，始終這是比較創傷性的行為，過程中會壓斷肋骨。另外插喉方面也會有許多血，可能有口出血、鼻出血。」由病床簾外的新人，變成簾內的指揮者，她了解到更多急救的殘酷現實：有次病人情況很不理想，醫生不建議做心肺復甦術，可是家人因不捨得堅持急救。結果病人雖然挽回心跳，「她有些口鼻出血，亦見到有些抽筋，我當時就對護士說，還好家人不在現場，否則一定會很傷心。」
「很多插喉的病人，都需要縛手。為甚麼？因為他們很喜歡自己拔喉，我猜應該頗不舒服。」不同的病情有不同需要，「急救」未必是對病人最好的選擇，「內科裡面有很多長者，身體功能已隨年紀和疾病侵蝕變差，可能已經躺在病床，甚至插著胃喉。因為我們讓他生存多一段時間，但他是否真的可以和家人說話？又並不是。我覺得並非真正有品質生活方式。」
「我的內心早就為神智模糊的末期病人劃出一個園地，他們在那裏斷絕與現世的聯繫，安靜地等待離去，他們的身體則是供人憑弔的活記念碑。」——《生死觀：女兒婚禮的那一天，在強心針下停頓的心臟》
當面對死亡之不可逆轉，醫生能做的有限，又可如何幫助病人善終？讀醫學院前，她曾經支持安樂死。直到真正成為醫生，她不欲違反醫德，「因為如果你叫我親手打一劑藥，讓一個末期病人安祥地安樂死，可能我自己也未必做得到。」她相信，醫生有更多事情該做，正如促進末期病人選擇醫療的自主權，「因為如果病人自己選擇的時候，即使多辛苦，起碼不是我們強迫他做某件事，我希望他的感覺會較好受。」
「我仍舊慶幸，我們有機會讓他們擁有選擇權；個人選擇令苦難有所意義，意義在於，在自己的人生行將終結時，仍舊能選擇終結方式。」——《生死觀：第三次的出人意料》
身為醫生，應要行多一步，為病人利益發言，「以前上司教我，他說如果你認為病人不適合做心肺復甦法，你就不要將決定權交給家屬，將責任推交給家屬，某程度上你不是真正幫他（病人）。你應先講出自己看法，你說：『其實我們都不鼓勵，或覺得病人不適合做。』接著你才問家屬同不同意。」這位準內科醫生的使命，願在醫術以外，亦能協助病人自主尊嚴地「好走」。
鳴謝：華永會
場地：將軍澳紀念花園
記者：陳麗賢 攝影：陳海威 剪接：魏利民
穆琳喜歡看《House M.D.》，劇內的醫生將病人看似毫無關連的病徵抽絲剝繭，偵查奇症既刺激又具挑戰性。回歸現實，她接觸的內科病人多數年齡偏高，大部分已達80、90歲，不少病情更到末期，或是陷入失智情況。她初出茅廬，便已被捉著做急救：「第一次，有位病人突然心臟停頓，我立即到達現場，一時間不知道應該做甚麼。」醫護講求團隊合作，穆琳未適應作為新醫生應該站的位置，「之後現場指揮的醫生，給我一個位置去幫助護士，就好了許多。」平靜下來，她吸收寶貴經驗，再複習急救程序，慢慢就上手。
「每次我們做心肺復甦法，都會請家屬留在簾外，始終這是比較創傷性的行為，過程中會壓斷肋骨。另外插喉方面也會有許多血，可能有口出血、鼻出血。」由病床簾外的新人，變成簾內的指揮者，她了解到更多急救的殘酷現實：有次病人情況很不理想，醫生不建議做心肺復甦術，可是家人因不捨得堅持急救。結果病人雖然挽回心跳，「她有些口鼻出血，亦見到有些抽筋，我當時就對護士說，還好家人不在現場，否則一定會很傷心。」
「很多插喉的病人，都需要縛手。為甚麼？因為他們很喜歡自己拔喉，我猜應該頗不舒服。」不同的病情有不同需要，「急救」未必是對病人最好的選擇，「內科裡面有很多長者，身體功能已隨年紀和疾病侵蝕變差，可能已經躺在病床，甚至插著胃喉。因為我們讓他生存多一段時間，但他是否真的可以和家人說話？又並不是。我覺得並非真正有品質生活方式。」
「我的內心早就為神智模糊的末期病人劃出一個園地，他們在那裏斷絕與現世的聯繫，安靜地等待離去，他們的身體則是供人憑弔的活記念碑。」——《生死觀：女兒婚禮的那一天，在強心針下停頓的心臟》
當面對死亡之不可逆轉，醫生能做的有限，又可如何幫助病人善終？讀醫學院前，她曾經支持安樂死。直到真正成為醫生，她不欲違反醫德，「因為如果你叫我親手打一劑藥，讓一個末期病人安祥地安樂死，可能我自己也未必做得到。」她相信，醫生有更多事情該做，正如促進末期病人選擇醫療的自主權，「因為如果病人自己選擇的時候，即使多辛苦，起碼不是我們強迫他做某件事，我希望他的感覺會較好受。」
「我仍舊慶幸，我們有機會讓他們擁有選擇權；個人選擇令苦難有所意義，意義在於，在自己的人生行將終結時，仍舊能選擇終結方式。」——《生死觀：第三次的出人意料》
身為醫生，應要行多一步，為病人利益發言，「以前上司教我，他說如果你認為病人不適合做心肺復甦法，你就不要將決定權交給家屬，將責任推交給家屬，某程度上你不是真正幫他（病人）。你應先講出自己看法，你說：『其實我們都不鼓勵，或覺得病人不適合做。』接著你才問家屬同不同意。」這位準內科醫生的使命，願在醫術以外，亦能協助病人自主尊嚴地「好走」。
鳴謝：華永會
場地：將軍澳紀念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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