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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公司每年賺多少，基層員工又得益多少？公司最高級的經理跟我們開會，大家看著（營運）數據談判。」負責運送奶類製品的雀巢車長張振華（阿振）霸氣地說。雀巢工會2016年成功逼使公司訂立「集體談判協議」，老闆須定期接見員工，共同商議薪金待遇，甚至日常工作細節，工會理事甚至享有有薪假處理工會事務。對於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香港不少公司有多於一個工會，令集體談判機制較複雜」，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主席陳慶龍說：「跟有多少工會無關，即使我們有兩個工會、九巴有五個工會，員工可以投票支持哪個工會擁有談判的地位。」反指集體談判權，能令公司與民選的工會對話。這兩個「走在最前」的工會，究竟如何走到這一步？
記者：馮樂婷
攝影：周智堅
剪接、後期：魏利民、程詩敏
「以前只有兩條路，一是辭職，一是站出門口（罷工）；集體談判權是第三條路，起碼大家曾經商討。」阿振是雀巢工會主席，入職逾二十年，初時他對打工仔權益一無所知。「我嘗過不少管理層的高壓手段─部門經理、上司和人事部夾我簽一份工作評估，獲得某個分數你就不能加人工?。那時沒有工會，只有簽和不簽。」
原以為打工仔只可以「硬食」，直至參與一次國際勞工會議，阿振發現另一片天。「東南亞或是歐洲的雀巢公司，跟香港差別很大。當地的醫療福利、津貼、很多僱傭條件都寫進集體談判（協議）。」在某些國家，集體談判權是一條勞工法例，保障工會取得五成以上員工授權後，與公司談判僱傭條件的權利，公司必參與並遵守談判結果。
談判桌上，員工能夠爭取更完善的福利待遇，若果談判失敗，才考慮罷工。「我在冷凍櫃工作，四度左右，長期沒有夏天；同樣崗位，東南亞員工有寒夏、冷凍津貼。」阿振感嘆香港勞工法例落後，亦心感不忿。「大家在同一間公司公作，為何東南亞雀巢有（集體談判）、澳洲有、英國有，香港不能有嗎？政府不做就我們自己做吧。」他決定帶領工會向公司爭取。
八年時間爭取 經理勸勿搞事可升職
「管理層最擅長：一是做，一是離職，我可以聘請第二個。我們2013年罷工，公司才願意跟我們談（集體談判權）。」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主席陳慶龍（龍哥）和可口可樂運輸隊的員工一向齊心，過往曾每年發動一、兩次罷工表達訴求。他指打工仔要先明白集體談判的精神，「這件事一定要跟同事醞釀，藉著幾個議題提出。」經過四、五年拉据，工會乘著一次300多人參與的「加人手、反外判」罷工，成功爭取「集體談判協議」。
雀巢工會則是借助國際食品勞聯施壓，要求公司一視同仁。「我們不斷爭取，亦借助傳媒。曾有經理跟我說，不要搞這麼多（事），我讓你升職。」阿振當時堅持要為大眾利益著想，「我們由2008年爭取到2016年。」
公司定期見員工 推動新方案前必先諮詢
雀巢工會爭取的「集體談判協議」中，列明公司承認工會的地位、每兩個月接見工會、工會理事每人每年多5天有薪假處理工會事務。「公司未承認工會之前，試過晚上開會時答應你的訴求，但第二天出爾反爾，當沒發生過。」阿振指現時有會議紀錄，方便跟進。去年，他們成功談判加佣金和為年資十年以上的員工設立配偶醫療補貼。可惜，他們未能如東南亞般，將員工福利列入協議。
「其實等於員工手冊，菲律賓的集體談判協議會列明打風、病假等安排，當中的內容是工會和公司商討出來。」龍哥說。他認為有集體談判權，工會猶如民選的經理，公司推動新方案前會先諮詢工會。而交換條件是，工會在發動罷工或其他工業行動前，要預先知會公司。「其實我站出門口（罷工），我都要冒風險，隨時失去工作。有集體談判權，我們不會選擇這個動作。」阿振說。
反駁羅致光「多工會 談判機制複雜」
香港曾於1997年通過集體談判法例《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可惜回歸後被臨時立法會廢除。2013年，有議員提出「確立集體談判權」議案，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僱員雙方自願建立協商機制，較切合本港情況」，而絕立法。上月九巴罷駛，再有輿論爭取立法，惟現任局長羅致光稱「香港不少公司有多於一個工會，令集體談判機制較複雜」。龍哥質疑此說法，反指集體談判權能令公司直接與民選的工會對談，更有代表性。「跟有多少工會無關，即使我們有兩個工會、九巴有五個工會，員工可以投票支持哪個工會擁有談判地位。」
請重視自己的勞力
「其實我們打工仔永遠覺得自己（地位）低一點，顧主就高一點。顧主肯收買我的勞動力，我已經很感激他。但還原基本步，沒有工友，就沒有利潤增長，我們應該重新重視自己的勞動。」協助工會爭取集體談判權的職工盟幹事吳冠君說。他形容香港人缺乏集體意識，「長久以來的洗腦（方法）是，你唸好書，找份好工，便有美好生活。但大環境下，個人努力不等同你有一個公平待遇。你要監察你的工會是否真正為你謀福利，用一班人的力量，跟顧主討價還價。」
打工仔要改變坎坷的命運，或許，由認識勞工權益開始。
記者：馮樂婷
攝影：周智堅
剪接、後期：魏利民、程詩敏
「以前只有兩條路，一是辭職，一是站出門口（罷工）；集體談判權是第三條路，起碼大家曾經商討。」阿振是雀巢工會主席，入職逾二十年，初時他對打工仔權益一無所知。「我嘗過不少管理層的高壓手段─部門經理、上司和人事部夾我簽一份工作評估，獲得某個分數你就不能加人工?。那時沒有工會，只有簽和不簽。」
原以為打工仔只可以「硬食」，直至參與一次國際勞工會議，阿振發現另一片天。「東南亞或是歐洲的雀巢公司，跟香港差別很大。當地的醫療福利、津貼、很多僱傭條件都寫進集體談判（協議）。」在某些國家，集體談判權是一條勞工法例，保障工會取得五成以上員工授權後，與公司談判僱傭條件的權利，公司必參與並遵守談判結果。
談判桌上，員工能夠爭取更完善的福利待遇，若果談判失敗，才考慮罷工。「我在冷凍櫃工作，四度左右，長期沒有夏天；同樣崗位，東南亞員工有寒夏、冷凍津貼。」阿振感嘆香港勞工法例落後，亦心感不忿。「大家在同一間公司公作，為何東南亞雀巢有（集體談判）、澳洲有、英國有，香港不能有嗎？政府不做就我們自己做吧。」他決定帶領工會向公司爭取。
八年時間爭取 經理勸勿搞事可升職
「管理層最擅長：一是做，一是離職，我可以聘請第二個。我們2013年罷工，公司才願意跟我們談（集體談判權）。」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主席陳慶龍（龍哥）和可口可樂運輸隊的員工一向齊心，過往曾每年發動一、兩次罷工表達訴求。他指打工仔要先明白集體談判的精神，「這件事一定要跟同事醞釀，藉著幾個議題提出。」經過四、五年拉据，工會乘著一次300多人參與的「加人手、反外判」罷工，成功爭取「集體談判協議」。
雀巢工會則是借助國際食品勞聯施壓，要求公司一視同仁。「我們不斷爭取，亦借助傳媒。曾有經理跟我說，不要搞這麼多（事），我讓你升職。」阿振當時堅持要為大眾利益著想，「我們由2008年爭取到2016年。」
公司定期見員工 推動新方案前必先諮詢
雀巢工會爭取的「集體談判協議」中，列明公司承認工會的地位、每兩個月接見工會、工會理事每人每年多5天有薪假處理工會事務。「公司未承認工會之前，試過晚上開會時答應你的訴求，但第二天出爾反爾，當沒發生過。」阿振指現時有會議紀錄，方便跟進。去年，他們成功談判加佣金和為年資十年以上的員工設立配偶醫療補貼。可惜，他們未能如東南亞般，將員工福利列入協議。
「其實等於員工手冊，菲律賓的集體談判協議會列明打風、病假等安排，當中的內容是工會和公司商討出來。」龍哥說。他認為有集體談判權，工會猶如民選的經理，公司推動新方案前會先諮詢工會。而交換條件是，工會在發動罷工或其他工業行動前，要預先知會公司。「其實我站出門口（罷工），我都要冒風險，隨時失去工作。有集體談判權，我們不會選擇這個動作。」阿振說。
反駁羅致光「多工會 談判機制複雜」
香港曾於1997年通過集體談判法例《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可惜回歸後被臨時立法會廢除。2013年，有議員提出「確立集體談判權」議案，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指「僱員雙方自願建立協商機制，較切合本港情況」，而絕立法。上月九巴罷駛，再有輿論爭取立法，惟現任局長羅致光稱「香港不少公司有多於一個工會，令集體談判機制較複雜」。龍哥質疑此說法，反指集體談判權能令公司直接與民選的工會對談，更有代表性。「跟有多少工會無關，即使我們有兩個工會、九巴有五個工會，員工可以投票支持哪個工會擁有談判地位。」
請重視自己的勞力
「其實我們打工仔永遠覺得自己（地位）低一點，顧主就高一點。顧主肯收買我的勞動力，我已經很感激他。但還原基本步，沒有工友，就沒有利潤增長，我們應該重新重視自己的勞動。」協助工會爭取集體談判權的職工盟幹事吳冠君說。他形容香港人缺乏集體意識，「長久以來的洗腦（方法）是，你唸好書，找份好工，便有美好生活。但大環境下，個人努力不等同你有一個公平待遇。你要監察你的工會是否真正為你謀福利，用一班人的力量，跟顧主討價還價。」
打工仔要改變坎坷的命運，或許，由認識勞工權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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