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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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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北京以「整治安全」為由，把數以十萬計「低端人口」趕出京城，引起社會極大反響。曾在中央電視台工作，後來離開「體制」的導演聞海，花逾6年時間把中國工人維權困境拍成紀錄片《凶年之畔》；電影在國內被禁播，卻獲歐美電影節及外國工會賞識，「真的不能期待一部片子，就可以帶來改變」，聞海接受《蘋果》專訪說，「但如果我不去拍、不呈現他們（工人）的話，他們在中國是不存在的」。
駐紐約記者：鄭柏齡
以北京為中心的多個省市級政府，以「整治安全隱患」為由，自上月起勒令把數以十萬計、沒有戶籍的民工，驅逐出城市。官方媒體上，這批民工被冠上一個極具歧途色彩名詞「低端人口」，2000年離開中央電視台，轉投獨立電影行業的聞海認為，「低端人口」本來不是新鮮事，「我從老家湖南到北京工作，當時叫『北漂』，其實就是『低端人口』；作為獨立導演，本來就處於非常低社會位置」。
今年首映的《凶年之畔》，內容講述一批廣東省工人維權故事，由聞海在2010年至2015年花了6年斷續拍成，「中國有3億民工，包括他們家屬人口超過8億人，官方媒體對他們關注卻很少」；儘管工人只是追討欠薪、要求提供醫療保險等基本保障，惟完成拍攝後僅3個月，片中維權主角即被公安拘捕，「開拍前，我不了解工人維權是一件危險的事，工會所做的都在法律範圍內」，聞海苦笑說，「如果我知道會這麼危險，可能就不拍了」。
電影內，女工被毆打至重傷送院，工會成員被便衣國安跟蹤警告，「人在做，天在看。我用了很多航拍鏡頭，中國人不是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嗎？」《凶年之畔》電影沒有機會在中國播放，但獲得鹿特丹影展、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等歐美藝術組織、大學邀請參展放映，「如果希望這個國家改變，需要個人努力、堅持，回歸到個人身上，對於一部片子你不能期待太多」。
「建設公民社會，不同人在各層面維護；作為藝術家或導演，把片子拍出來，已經完成了任務」，經歷過「北漂」的聞海相信，中國紀錄片導演對「低端人口」困境，更能感同身受，「中國紀錄片導演有很大責任，讓我們彼此看見，如果你不拍、不呈現這些人（工人）的話，他們是不存在的」。
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州立大學（SUNY）等美國院校，邀請聞海作嘉賓，在美國分享中國工人階層現況。SUNY一門針對勞工權益課程上，聞海呼籲觀眾反思全球化影響，「我們生活在經濟一體化世界，但政治環境卻完全不同，商人到沒有人權的地方投資，賺最大行益」，對工人維權運動前景感到悲觀的聞海認為，除了把希望寄托於中國政府上，海外社會也要作出改變，「高度全球化之下，有些事情不一定僅僅是中國能夠解決；更重要是，反思如何在全性化下解放人性、促進平等，而不是以利益為主導」。
駐紐約記者：鄭柏齡
以北京為中心的多個省市級政府，以「整治安全隱患」為由，自上月起勒令把數以十萬計、沒有戶籍的民工，驅逐出城市。官方媒體上，這批民工被冠上一個極具歧途色彩名詞「低端人口」，2000年離開中央電視台，轉投獨立電影行業的聞海認為，「低端人口」本來不是新鮮事，「我從老家湖南到北京工作，當時叫『北漂』，其實就是『低端人口』；作為獨立導演，本來就處於非常低社會位置」。
今年首映的《凶年之畔》，內容講述一批廣東省工人維權故事，由聞海在2010年至2015年花了6年斷續拍成，「中國有3億民工，包括他們家屬人口超過8億人，官方媒體對他們關注卻很少」；儘管工人只是追討欠薪、要求提供醫療保險等基本保障，惟完成拍攝後僅3個月，片中維權主角即被公安拘捕，「開拍前，我不了解工人維權是一件危險的事，工會所做的都在法律範圍內」，聞海苦笑說，「如果我知道會這麼危險，可能就不拍了」。
電影內，女工被毆打至重傷送院，工會成員被便衣國安跟蹤警告，「人在做，天在看。我用了很多航拍鏡頭，中國人不是說『舉頭三尺有神明』嗎？」《凶年之畔》電影沒有機會在中國播放，但獲得鹿特丹影展、紐約古根漢美術館等歐美藝術組織、大學邀請參展放映，「如果希望這個國家改變，需要個人努力、堅持，回歸到個人身上，對於一部片子你不能期待太多」。
「建設公民社會，不同人在各層面維護；作為藝術家或導演，把片子拍出來，已經完成了任務」，經歷過「北漂」的聞海相信，中國紀錄片導演對「低端人口」困境，更能感同身受，「中國紀錄片導演有很大責任，讓我們彼此看見，如果你不拍、不呈現這些人（工人）的話，他們是不存在的」。
包括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州立大學（SUNY）等美國院校，邀請聞海作嘉賓，在美國分享中國工人階層現況。SUNY一門針對勞工權益課程上，聞海呼籲觀眾反思全球化影響，「我們生活在經濟一體化世界，但政治環境卻完全不同，商人到沒有人權的地方投資，賺最大行益」，對工人維權運動前景感到悲觀的聞海認為，除了把希望寄托於中國政府上，海外社會也要作出改變，「高度全球化之下，有些事情不一定僅僅是中國能夠解決；更重要是，反思如何在全性化下解放人性、促進平等，而不是以利益為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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