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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最近內地網傳一篇《香港「殖民地思想」令李嘉誠慘失2,000億——毫無科技創新夢想的香港資本》文章，在社交平台流傳，也上過澎湃新聞，在筆者圈子內引起熱議。文章作者以港資影響力全面退潮、在中國崛起的歷史機遇下毫無重大建樹為由，探討為何在全球科技創新大潮中，港商卻目光短淺、缺乏夢想魄力，以及現象以後的種種深層原因。作者最後總結歸根究底是「殖民地思想毒瘤」導致港人患上民族「自信缺失綜合症」所致。當然了，文章有不少以偏概全的地方，筆者借本欄執筆反駁一些謬論。
首先，文章中作者舉例上世紀80、90年代，華為、中興、騰訊在發迹時期，其實均曾存在港資股東或合作夥伴影子，殊不知港資只着眼於賺取當時眼前的那點貿易蠅頭小利，隨即分道揚鑣，毫無戰略眼光，屢次錯失機遇，拱手相讓佔據龐大科技市場的極好機會。作者又慨嘆，若部份港商當年肯以打造「香港研發、深圳東莞生產；香港總部、全球市場」為目標持續奮鬥，現時肯定已經成功借勢在全球科技領域佔一席之地，或最起碼是中國重要科技巨頭的股東。作者斷言港商錯誤選擇「割禾青」，是殖民地買辦心理驅使，更將之歸咎為殖民地思想教育影響了對自身民族科技發展能力的自信，最終因在重要領域上缺乏創新精神而跟不上新時代步伐。
有一點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無論在對中國的軟實力及硬實力影響上都跌到潰不成軍，這種情況在中國加入世貿後開始全面加速。今年的城市綜合GDP排名，香港GDP總量幾乎毫無懸念會被深圳趕上，所以港人確實不宜再懷着阿Q心態看大陸議題。不過，文章的例證雖然一針見血，但把源頭歸咎於「殖民地思想」導致香港在科技創新領域落後，就和左派文膽上綱上線的作風無異了，以下進行三點反駁：
第一，港人港商創業鮮有關注所謂人類科技大命題，我認為主因非關缺乏民族自信，而是深陷機會成本陷阱的魔咒。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有大錢途的生意，無孔不入的資本不會管你是甚麼民族，哪怕在孟加拉搞click farm都會有人幫你投錢。相反如果某個行業真的毫無錢景（要包裝又冇angle）而又成本高，任你再有偉大使命感，企業家個個民族自信爆棚，都不會有民間資本陪你貿貿然跳火坑。並非港商不願意長線buy-and-hold國內的科研機遇，只不過香港的機會成本比起當時的國內一二線城市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實在太高，所以彼此對可以接受的最低ROI收益率相差很遠。
而香港看似有研發優勢，實則因工業基礎早已被掏空多年，本地學府的研發更多停留在理論層面，根本不能像深圳接單+東莞生產那樣後勤生產線與前線研發手牽手滾筒推動應用技術發展，想要在香港引入配套？租金、人才樣樣都貴，這一切都是隱形機會成本。事實上，從改革開放一開始生活水平就領先全國的上海，創業的機會成本同樣高昂，於是與其他「創新城市」北京、深圳、杭州相比，上海的科研創新（非外資引領）的參與度一直偏低，因此常被其他城市揶揄。老實講，香港地的莘莘學子爭入醫科等「神科」，都是因為機會成本現實下，屈服於望樓價生畏的現實多於天生缺乏創新夢想的表現。
再者，文章作者提及港人所謂的「殖民地遺民心理」，筆者認為這只是不明就裏的表象。買辦心理是真的，香港確實有根深蒂固的買辦心理，但買辦心理真正的成因是香港依靠壟斷大陸外貿黃金時期烙印的交易型生意思維，目前把控社會資源的主流一代普遍還是認為生意盈利的本質只是低買高賣賺差價。即使是房地產，其實也是單純的買麵粉賣麵包的交易模式，把有限的資源轉手賣出來牟利，這種思想根深蒂固，扎根港商心中，成為核心價值。再加上港人特有「搵夠即走」的思維，讓他們更無意經營深耕細作型生意（有點似高端農業，靠不斷升級技術來源源不絕的提高農作物生產，在這種生意模式中，價值是靠有機地長出來的，並不靠買賣差價）。對於所謂的殖民地遺民餘毒的抨擊，筆者只認同港人的買辦發迹史無法讓深耕型的生意思維札根。如果作者咬定殖民地教育餘毒影響了對民族的科研自信，那麼想問問他，被外族統治了千年的猶太人，從世界各地回歸以色列後，是怎麼在短時間內建立科技強國的？按理受盡各種侵略、洗腦教育蹂躪的猶太民族，比起只有百年殖民史的香港，豈不是民族自信不堪一擊，科研一切唯唯諾諾，唯歐美馬首是瞻？然而眾所周知，這一切皆沒有對以色列的科研創新能力造成任何可見的影響，更絲毫沒有減少以色列人自認是上帝選民的民族自信。
針對文章作者指出，中央給香港大量傾斜優惠政策而港商卻沒有好好發揮一條，無非是想指香港享受超國民待遇卻沒有交出像樣的「成績」。筆者想講其實這些所謂的優惠，並不能彌補港人港商在中國這特殊市場營商時的種種劣勢。起碼在中國市場經營時，港商面對地方主義的時候，那些「優惠着數」在港商不熟悉的領域上並不能彌補最要命的「訊息不對稱」弱勢。而創新最大的成本往往是試錯成本，處處訊息不對稱的市場環境往往對早期投資是致命的打擊，所以優惠政策與否，港商內地創新之路依然難行。講一個不好聽的例子，情況猶如美國推行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一樣，條例明明有各種保護性條件刻意優待有色人種或一些弱勢宗教、社會成員，以彌補他們的社群受到不公平對待，然而優惠政策推行至今，理應受惠的受優待族群無論在工作、高等教育、社會影響力上，依舊處於劣勢，甚至數據上找不到任何明顯支持Affirmative Action行之有效的證據。白人仍然在各種高薪酬、有社會地位的業界獨佔鰲頭。誠然，包括港商在內，任何外企在中國發展都備受以上條件約束，大家都必須懂得遊走政治關卡，這一點倒是很公平的，不能作為港資敗走中國市場的辯護理由，但究竟有多少外商成功捕捉中國市場機遇的東風，趕超同業，甚至三級跳升至世界級行列？當真為數不算多。只不過，中國政府對港人的某些所謂「超國民」小恩小惠，內地人心裏早就不太舒服，因而成為作者鞭撻港商的額外理據。
最後，文章作者在文末憤然把近年香港出現的公民抗命類活動，與「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白蓮教運動畫上等號，不是存心混淆視聽，就是別有居心。坦白說，很多香港人頂多只是犯了大清「天朝人」的歷史病，「天朝症」的症狀就是「只要認定（包括無法理解）對方文化禮節思想與己不合，就統統視為番邦蠻夷的心態」。這種單純抓住（主觀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便全盤否定中國近年取得（客觀的）重大進步的心態，在香港確實普遍，可以視之為一種現代「夜郎自大症」。可惜目前似乎沒甚麼良方；無他，一切都是民族基因惹的禍，鬼叫百年前大家同是大清天朝子民咩。話說回來，希望北方同胞謹記，重拾民族自信是好事，但請小心自信與自大的界線，畢竟「天朝症」基因遍及神州大地，據我觀察大部份人對此症都沒有絲毫免疫力，大家都半斤八兩，無謂五十步笑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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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章中作者舉例上世紀80、90年代，華為、中興、騰訊在發迹時期，其實均曾存在港資股東或合作夥伴影子，殊不知港資只着眼於賺取當時眼前的那點貿易蠅頭小利，隨即分道揚鑣，毫無戰略眼光，屢次錯失機遇，拱手相讓佔據龐大科技市場的極好機會。作者又慨嘆，若部份港商當年肯以打造「香港研發、深圳東莞生產；香港總部、全球市場」為目標持續奮鬥，現時肯定已經成功借勢在全球科技領域佔一席之地，或最起碼是中國重要科技巨頭的股東。作者斷言港商錯誤選擇「割禾青」，是殖民地買辦心理驅使，更將之歸咎為殖民地思想教育影響了對自身民族科技發展能力的自信，最終因在重要領域上缺乏創新精神而跟不上新時代步伐。
有一點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無論在對中國的軟實力及硬實力影響上都跌到潰不成軍，這種情況在中國加入世貿後開始全面加速。今年的城市綜合GDP排名，香港GDP總量幾乎毫無懸念會被深圳趕上，所以港人確實不宜再懷着阿Q心態看大陸議題。不過，文章的例證雖然一針見血，但把源頭歸咎於「殖民地思想」導致香港在科技創新領域落後，就和左派文膽上綱上線的作風無異了，以下進行三點反駁：
第一，港人港商創業鮮有關注所謂人類科技大命題，我認為主因非關缺乏民族自信，而是深陷機會成本陷阱的魔咒。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有大錢途的生意，無孔不入的資本不會管你是甚麼民族，哪怕在孟加拉搞click farm都會有人幫你投錢。相反如果某個行業真的毫無錢景（要包裝又冇angle）而又成本高，任你再有偉大使命感，企業家個個民族自信爆棚，都不會有民間資本陪你貿貿然跳火坑。並非港商不願意長線buy-and-hold國內的科研機遇，只不過香港的機會成本比起當時的國內一二線城市的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實在太高，所以彼此對可以接受的最低ROI收益率相差很遠。
而香港看似有研發優勢，實則因工業基礎早已被掏空多年，本地學府的研發更多停留在理論層面，根本不能像深圳接單+東莞生產那樣後勤生產線與前線研發手牽手滾筒推動應用技術發展，想要在香港引入配套？租金、人才樣樣都貴，這一切都是隱形機會成本。事實上，從改革開放一開始生活水平就領先全國的上海，創業的機會成本同樣高昂，於是與其他「創新城市」北京、深圳、杭州相比，上海的科研創新（非外資引領）的參與度一直偏低，因此常被其他城市揶揄。老實講，香港地的莘莘學子爭入醫科等「神科」，都是因為機會成本現實下，屈服於望樓價生畏的現實多於天生缺乏創新夢想的表現。
再者，文章作者提及港人所謂的「殖民地遺民心理」，筆者認為這只是不明就裏的表象。買辦心理是真的，香港確實有根深蒂固的買辦心理，但買辦心理真正的成因是香港依靠壟斷大陸外貿黃金時期烙印的交易型生意思維，目前把控社會資源的主流一代普遍還是認為生意盈利的本質只是低買高賣賺差價。即使是房地產，其實也是單純的買麵粉賣麵包的交易模式，把有限的資源轉手賣出來牟利，這種思想根深蒂固，扎根港商心中，成為核心價值。再加上港人特有「搵夠即走」的思維，讓他們更無意經營深耕細作型生意（有點似高端農業，靠不斷升級技術來源源不絕的提高農作物生產，在這種生意模式中，價值是靠有機地長出來的，並不靠買賣差價）。對於所謂的殖民地遺民餘毒的抨擊，筆者只認同港人的買辦發迹史無法讓深耕型的生意思維札根。如果作者咬定殖民地教育餘毒影響了對民族的科研自信，那麼想問問他，被外族統治了千年的猶太人，從世界各地回歸以色列後，是怎麼在短時間內建立科技強國的？按理受盡各種侵略、洗腦教育蹂躪的猶太民族，比起只有百年殖民史的香港，豈不是民族自信不堪一擊，科研一切唯唯諾諾，唯歐美馬首是瞻？然而眾所周知，這一切皆沒有對以色列的科研創新能力造成任何可見的影響，更絲毫沒有減少以色列人自認是上帝選民的民族自信。
針對文章作者指出，中央給香港大量傾斜優惠政策而港商卻沒有好好發揮一條，無非是想指香港享受超國民待遇卻沒有交出像樣的「成績」。筆者想講其實這些所謂的優惠，並不能彌補港人港商在中國這特殊市場營商時的種種劣勢。起碼在中國市場經營時，港商面對地方主義的時候，那些「優惠着數」在港商不熟悉的領域上並不能彌補最要命的「訊息不對稱」弱勢。而創新最大的成本往往是試錯成本，處處訊息不對稱的市場環境往往對早期投資是致命的打擊，所以優惠政策與否，港商內地創新之路依然難行。講一個不好聽的例子，情況猶如美國推行的「優惠性差別待遇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一樣，條例明明有各種保護性條件刻意優待有色人種或一些弱勢宗教、社會成員，以彌補他們的社群受到不公平對待，然而優惠政策推行至今，理應受惠的受優待族群無論在工作、高等教育、社會影響力上，依舊處於劣勢，甚至數據上找不到任何明顯支持Affirmative Action行之有效的證據。白人仍然在各種高薪酬、有社會地位的業界獨佔鰲頭。誠然，包括港商在內，任何外企在中國發展都備受以上條件約束，大家都必須懂得遊走政治關卡，這一點倒是很公平的，不能作為港資敗走中國市場的辯護理由，但究竟有多少外商成功捕捉中國市場機遇的東風，趕超同業，甚至三級跳升至世界級行列？當真為數不算多。只不過，中國政府對港人的某些所謂「超國民」小恩小惠，內地人心裏早就不太舒服，因而成為作者鞭撻港商的額外理據。
最後，文章作者在文末憤然把近年香港出現的公民抗命類活動，與「扶清滅洋」的義和團、白蓮教運動畫上等號，不是存心混淆視聽，就是別有居心。坦白說，很多香港人頂多只是犯了大清「天朝人」的歷史病，「天朝症」的症狀就是「只要認定（包括無法理解）對方文化禮節思想與己不合，就統統視為番邦蠻夷的心態」。這種單純抓住（主觀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便全盤否定中國近年取得（客觀的）重大進步的心態，在香港確實普遍，可以視之為一種現代「夜郎自大症」。可惜目前似乎沒甚麼良方；無他，一切都是民族基因惹的禍，鬼叫百年前大家同是大清天朝子民咩。話說回來，希望北方同胞謹記，重拾民族自信是好事，但請小心自信與自大的界線，畢竟「天朝症」基因遍及神州大地，據我觀察大部份人對此症都沒有絲毫免疫力，大家都半斤八兩，無謂五十步笑百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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