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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俗語有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社會亦然。適值香港回歸20周年，傳媒鋪天蓋地回顧過去。但放眼未來才最為關鍵，亦更有建設性，因放在香港眼前的，實乃極具挑戰的全球發展範式轉移問題，因而必須認真思考、作好應對，以免因錯判形勢失去發展良機。當然，如何居安思危、及早部署，並非人人皆可以為之，社會亦如此。
全球發展範式轉移 港面臨大挑戰
剛公布的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2050年環球展望》（The World in 2050）研究報告，則可為我們帶來重要思考，尤可為香港邁進回歸後另一個50年作更好部署。該報告最具參考價值的重點，是指出到2050年時，全球經濟實力將有重大變化，當中的新興七大經濟體（簡稱「E7」，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印尼、墨西哥、土耳其）與發達七大經濟體（簡稱「G7」，即美國、日本、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將有極明顯的此消彼長狀况。
報告提到，1995年，E7經濟體總量（以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只是G7的一半；20年後的2015年，E7的經濟總量已和G7幾乎等量齊觀；到了2040年，E7更會倍多於G7，而相信2050年時E7會進一步拋離G7。即是說，E7將成為全球經濟火車頭，G7則風光不再，經濟動力大不如前。這種巨大的發展動力轉變，對於外向型經濟、過去一直以配合國際貿易自居的香港而言，無疑乃極巨大挑戰，因大部分G7經濟體過去與香港關係頗為密切，但除中國大陸和印度外，其他E7經濟體與香港的聯繫則甚少。
面對這一巨大發展勢頭轉變，我們應怎樣自處呢？這是整體社會乃至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惟在回應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回顧香港過去一個多世紀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所在。如果要扼要地說香港的成功故事，那無疑是溝通東西、運轉華洋的中介地位。而如果要具體點指出那個中介地位的關鍵，則非促進「四流」——即物流、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莫屬。惟說到底，這「四流」的速度和力度，又與經濟實力消長、強弱緊密相連。
於是，我們會問：G7經濟體的萎縮、E7經濟體的擴張，會怎樣影響香港貿易中介地位的發展呢？又如何可為這重大轉變作好準備呢？這兒讓我們先檢視2011至2016年香港與E7和G7的貿易往來狀况作說明：
2011年香港與G7的貿易總額為14,538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20.47%；到了2016年，則下滑至12,864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16.93%。同時段內，香港與E7在2011年的貿易總額為37,525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52.84%；到了2016年，則上升至42,011億港元，佔比為55.3%。惟如果剔除與中國大陸的數據，則在2011年及2016年只有3083億港元（佔比為4.34%）及3408億港元（佔比為4.49%），6年間增幅十分輕微（註）。即是說，過去一段時間內，香港與G7仍維持着緊密貿易關係，但關係正在緩減；與「E6」（除中國大陸外）的貿易關係則雖有上升，但未見顯著擴張。
倘不作調整 港將失貿易中介位置
如果不分清世界經濟發展大勢、不作出重大發展政策調整，我們其實不難預見一個令人沮喪或未必願意接受但卻十分現實的問題：香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將日漸失去貿易中介位置。簡單來說，舊客戶將是消費日弱，甚至無以為繼，而與新客戶之間則接觸往來甚少，所以大家必然往來不多。進一步說，儘管國家經濟仍能持續增長，且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因而仍能「近水樓台」，但其相對優勢必然不斷滑落，未來將會面對極大困難。
雖然羅兵咸永道會計師行的預測存在某些缺點，世界發展格局其實又存在不少重大變數，例如爆發大規模戰爭（如北韓）、恐怖襲擊或瘟疫肆虐，以及地區政局暗湧不少，但基本的格局——即人所共知的發達經濟體已花至荼縻，人口老化、高社會福利開支和政治內耗令其無法集中火力打拼經濟，新興經濟體則因經濟資源有待開發、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社會福利開支承擔較輕，並可全力投入打拼經濟等，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兩股發展動力，令全球經濟發生關鍵轉變，中國更成為這股巨大轉變大潮中的重要推動者與領導者。
應加強與七大高增長經濟體往來
由此帶出的另一重大新趨勢，當然是國家近年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愈趨吃重，並推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儘管這戰略仍存在若干未知數，引來不同人士不同角度評論與猜度，但我們應不會否定若香港不積極參與其中，會面對後續發展動力難以為繼的問題——因無論是E7，甚至是報告中提及的七大高增長經濟體（highest growth potential economies，簡稱「HG7」，即越南、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菲律賓、尼日利亞、埃及），她們大多位處「一帶一路」區域，顯示這些經濟體未來充滿發展動力。所以香港應及早加強與她們的往來和關係。
但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是，過去作為香港最大發展動力的中介地位，已迅速式微，甚至是一去不返，新興互聯網貿易尤會對中間人為聯繫的貿易模式帶來巨大衝擊，這更揭示香港必須居安思危。至於國家近年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明顯能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帶來發揮空間，因為「一帶一路」所提出的「五通」——即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和民心相通——必然牽動貨幣運用與資金配置，並會令香港在金融外匯上角色日益吃重，因為香港既有自由進出的金融外匯市場，又有相關頂級人才，更是人民幣離岸樞紐和報價中心，所以必然成為國家及國際社會的不二之選。二戰後歐洲百廢待興，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配合經濟重建，此舉令倫敦發展為歐洲美元中心，強化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應以此為師，乘「一帶一路」東風，遠謀更上層樓。
「蘇州過後無艇搭」 值得深思細味
在全球化年代，逆水行舟實在難有出路，更不用說像香港這樣小規模的自由、開放型經濟體。為了更好發揮優勢，確保在回歸後的第二個50年後仍可發光發熱，社會應認真思考香港出路，尤應推動與包括E7及HG7在內國家的多方位接觸交往，以免落後於形勢，恨錯難返。從這個角度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香港時所說的「蘇州過後無艇搭」，實是一種重要提醒，值得深思細味。
註：資料來源為政府統計處《香港對外商品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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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陸觀豪是退休銀行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鄭宏泰、陸觀豪]
全球發展範式轉移 港面臨大挑戰
剛公布的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2050年環球展望》（The World in 2050）研究報告，則可為我們帶來重要思考，尤可為香港邁進回歸後另一個50年作更好部署。該報告最具參考價值的重點，是指出到2050年時，全球經濟實力將有重大變化，當中的新興七大經濟體（簡稱「E7」，即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印尼、墨西哥、土耳其）與發達七大經濟體（簡稱「G7」，即美國、日本、加拿大、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將有極明顯的此消彼長狀况。
報告提到，1995年，E7經濟體總量（以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計算）只是G7的一半；20年後的2015年，E7的經濟總量已和G7幾乎等量齊觀；到了2040年，E7更會倍多於G7，而相信2050年時E7會進一步拋離G7。即是說，E7將成為全球經濟火車頭，G7則風光不再，經濟動力大不如前。這種巨大的發展動力轉變，對於外向型經濟、過去一直以配合國際貿易自居的香港而言，無疑乃極巨大挑戰，因大部分G7經濟體過去與香港關係頗為密切，但除中國大陸和印度外，其他E7經濟體與香港的聯繫則甚少。
面對這一巨大發展勢頭轉變，我們應怎樣自處呢？這是整體社會乃至特區政府必須正視的問題。惟在回應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先回顧香港過去一個多世紀取得巨大成功的關鍵所在。如果要扼要地說香港的成功故事，那無疑是溝通東西、運轉華洋的中介地位。而如果要具體點指出那個中介地位的關鍵，則非促進「四流」——即物流、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莫屬。惟說到底，這「四流」的速度和力度，又與經濟實力消長、強弱緊密相連。
於是，我們會問：G7經濟體的萎縮、E7經濟體的擴張，會怎樣影響香港貿易中介地位的發展呢？又如何可為這重大轉變作好準備呢？這兒讓我們先檢視2011至2016年香港與E7和G7的貿易往來狀况作說明：
2011年香港與G7的貿易總額為14,538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20.47%；到了2016年，則下滑至12,864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16.93%。同時段內，香港與E7在2011年的貿易總額為37,525億港元，佔香港總貿易額的52.84%；到了2016年，則上升至42,011億港元，佔比為55.3%。惟如果剔除與中國大陸的數據，則在2011年及2016年只有3083億港元（佔比為4.34%）及3408億港元（佔比為4.49%），6年間增幅十分輕微（註）。即是說，過去一段時間內，香港與G7仍維持着緊密貿易關係，但關係正在緩減；與「E6」（除中國大陸外）的貿易關係則雖有上升，但未見顯著擴張。
倘不作調整 港將失貿易中介位置
如果不分清世界經濟發展大勢、不作出重大發展政策調整，我們其實不難預見一個令人沮喪或未必願意接受但卻十分現實的問題：香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將日漸失去貿易中介位置。簡單來說，舊客戶將是消費日弱，甚至無以為繼，而與新客戶之間則接觸往來甚少，所以大家必然往來不多。進一步說，儘管國家經濟仍能持續增長，且屬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因而仍能「近水樓台」，但其相對優勢必然不斷滑落，未來將會面對極大困難。
雖然羅兵咸永道會計師行的預測存在某些缺點，世界發展格局其實又存在不少重大變數，例如爆發大規模戰爭（如北韓）、恐怖襲擊或瘟疫肆虐，以及地區政局暗湧不少，但基本的格局——即人所共知的發達經濟體已花至荼縻，人口老化、高社會福利開支和政治內耗令其無法集中火力打拼經濟，新興經濟體則因經濟資源有待開發、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社會福利開支承擔較輕，並可全力投入打拼經濟等，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兩股發展動力，令全球經濟發生關鍵轉變，中國更成為這股巨大轉變大潮中的重要推動者與領導者。
應加強與七大高增長經濟體往來
由此帶出的另一重大新趨勢，當然是國家近年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愈趨吃重，並推出了「一帶一路」戰略。儘管這戰略仍存在若干未知數，引來不同人士不同角度評論與猜度，但我們應不會否定若香港不積極參與其中，會面對後續發展動力難以為繼的問題——因無論是E7，甚至是報告中提及的七大高增長經濟體（highest growth potential economies，簡稱「HG7」，即越南、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菲律賓、尼日利亞、埃及），她們大多位處「一帶一路」區域，顯示這些經濟體未來充滿發展動力。所以香港應及早加強與她們的往來和關係。
但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是，過去作為香港最大發展動力的中介地位，已迅速式微，甚至是一去不返，新興互聯網貿易尤會對中間人為聯繫的貿易模式帶來巨大衝擊，這更揭示香港必須居安思危。至於國家近年倡議的「一帶一路」戰略，明顯能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帶來發揮空間，因為「一帶一路」所提出的「五通」——即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和民心相通——必然牽動貨幣運用與資金配置，並會令香港在金融外匯上角色日益吃重，因為香港既有自由進出的金融外匯市場，又有相關頂級人才，更是人民幣離岸樞紐和報價中心，所以必然成為國家及國際社會的不二之選。二戰後歐洲百廢待興，美國推出「馬歇爾計劃」配合經濟重建，此舉令倫敦發展為歐洲美元中心，強化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應以此為師，乘「一帶一路」東風，遠謀更上層樓。
「蘇州過後無艇搭」 值得深思細味
在全球化年代，逆水行舟實在難有出路，更不用說像香港這樣小規模的自由、開放型經濟體。為了更好發揮優勢，確保在回歸後的第二個50年後仍可發光發熱，社會應認真思考香港出路，尤應推動與包括E7及HG7在內國家的多方位接觸交往，以免落後於形勢，恨錯難返。從這個角度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香港時所說的「蘇州過後無艇搭」，實是一種重要提醒，值得深思細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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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陸觀豪是退休銀行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鄭宏泰、陸觀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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