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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陸陸續續談了土耳其與印尼這兩個穆斯林組成絕大部分人口的國家的近代進展。回頭一看，在惋惜之餘當然還是希望彼等的國運得以重新昌盛的。土、印兩國皆位居世界上最具戰略價值的優越地理位置，套句俗語來說，簡直就是「自古以來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土耳其大部分的陸上面積在地理上來說是劃歸亞洲的，但也有一小部分的歐洲國土，所以為何得以名副其實地如俄羅斯般稱為橫跨歐亞兩大洲（Eurasia）的國家。而分割土耳其歐亞兩塊國土的是一條狹長的博斯佛洛斯（Bosphorus）海峽，而這竟是大到也算是個海、一向被俄羅斯視為其勢力範圍的黑海通地中海的唯一「出海口」，連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堡也被這海峽一分為二，東西兩邊要靠幾條大橋來聯繫。
根據國際慣例，土耳其不能獨攬，而必須「分享」這條實質上的國際水道。所以居住或工作於東西兩岸或正在過着橋的伊斯坦堡市民，時常也得目睹近代國際博弈下活生生體現的例子。土耳其是由美國所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重要成員國，而北約不言而喻的戰略意圖就是防止俄羅斯（起初是蘇聯）勢力向着歐洲方面擴大，甚至從俄羅斯的角度來說，北約是要「圍堵」俄羅斯，遏制後者的正常健全國力的發展。然而，俄羅斯黑海艦隊的艦艇，每當要離開黑海到地中海以至世界其他海域巡弋時，卻也必須在伊斯坦堡市民的眾目睽睽之下航經劃分土耳其的這條海峽。這是土耳其的尷尬「宿命」，但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她的一個優勢。
世上其他被大自然賦予優異「咽喉」地理位置的國家，如中美洲的巴拿馬與北非的埃及（分別有開挖巴拿馬與蘇彝士運河），都曾經為歐美以殖民或其他手法所實質統治過，但土耳其又如何得以免於如此呢？我想這主要還是得歸功於土耳其人強悍的民族性，不但視死如歸地抵禦外敵入侵，甚至還對外擴張，自己就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殖民者。土耳其人在約500年前打到奧地利維也納的城門口，其震撼度令到（如我之前曾述）近代的德語兒歌都還有關於土耳其人與咖啡的語句。而當代中東四分五裂的國度分據，以前大多也還是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領土。這種「打出來」的獨立自強個性，與我們亞洲的泰國通過「左右逢源」的細膩外交手法來維持不被東西方列強殖民，也還是得以相互輝映的。
而印尼的戰略位置也不遑多讓。印尼橫跨東南亞最南部的多個群島，令我時常意像化地想像成為東南亞地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地氣」，而她的確也是東南亞國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每當我們提起世上超過一半以上的輪船必經的馬六甲海峽，我們常想起在海峽東邊鄰近的馬來半島與新加坡，但大家別忘了，馬六甲海峽的西邊，可是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人口雖然也眾多，但長期以來其發展程度可是遠遠追不上人口密集、政治經濟齊集的爪哇島。所以當年又航海又重商的荷蘭人，除了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與爪哇島的巴達維亞（即當下雅加達）設立根據地外，之後也從英國人手中換過了蘇島的明古連。而印尼就沒土耳其或泰國般得以免遭殖民主義的蹂躪，而是整個群島都遭受荷蘭逐步血腥地佔領與統治。
但在荷蘭人殖民以前，印尼雖然也出了幾個基於蘇島或爪哇島而統治了好一部分其他島嶼的帝國，彼等的文化造詣也頗為高深，然而是沒有聯繫當下我們所看到包含在印尼國土以內的所有島嶼的一個國族概念。換句話說，相比於英國人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至今（據說）仍令人緬懷的殖民統治，荷蘭人的殖民統治因相對注重掠奪資源而忽視在地發展，頗為受人詬病。但也因為這段被殖民的幾百年共同歷程，大家同仇敵愾，才造就了近代印尼的國族概念，以至來自印尼各個角落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先賢，會共同努力要從荷蘭人手裏爭取獨立，然後共建一個嶄新的國家，而不是重回被殖民以前的各個小部落或小王國各自為政的現象。而且雖然印尼社會自古以來的宗教色彩就很濃厚（婆羅浮屠等世界文化遺產即為一例），但當年印尼還是如現代土耳其般選擇成為一個共和國，而且鼓勵自由信仰，不獨尊一教。即便是印尼的國語，其實也並不是最多人會講的爪哇語，而是蘇島的地方方言（與馬來語更為接近）。
所以無論是土耳其或印尼，其立國的理念與當年辛亥革命後所成立的中華民國也還是很相似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就曾提過這點），即成立世俗化的、現代的亞洲共和國，為國民帶來（無可否認地主要來自西方的）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與經濟發展等。而土、印兩國的軍方，雖然也都多次被指控曾幹下令人髮指的暴行，而且都有積極干預民主政治的不光彩歷史，但也是該兩國在很長時期裏得以捍衛相對溫和、中庸世俗化的社會文化的中流砥柱。
然而，至少兩股「相輔相成」、看似難以阻擋的政經文化力量也的確在衝擊、腐蝕着土印兩國的傳統社會文化。一股是在世界經濟大衰退下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現象。社會上財富分配的高度不均，導致許多人的「中產階級夢」難以完成，這一點不知香港方面有無感受到一點迴響？在香港方面，貧富鴻溝難以跨越的鼓譟情緒，主要可能還是演變為一些政治上的訴求。但在土印兩國，經濟上的不如意，也造就了好一些人尋求宗教上的慰藉。這就與第二股近年來在穆斯林世界所興起的伊斯蘭復興主義——尤其是較為激進、極端的門派——「不謀而合」了。既然在世俗社會裏落後的一群難以得到長進，那麼彼等就尋求以暴力或強制的手段，來要把這種彼等認為極不純潔的世俗社會改造成一切都講究宗教修養與實踐的神權社會，當然也就引伸到神權的政權以至神權的國家。當這種理念從膜拜場所裏逐漸滲入到家庭、政府、政黨、軍隊等社會主要組成單位時，在土耳其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政府在失敗的政變後進行（讓人想起1965年印尼的）大清洗，而在印尼近來更藉着與宗教有關的法律把一位廣受愛戴的雅加達首長硬拉下馬來監禁，而總統竟然也不盡力捍衛。可見宗教的力量在這兩個傳統上的世俗化國家已經扎了多麼深厚的根！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根據國際慣例，土耳其不能獨攬，而必須「分享」這條實質上的國際水道。所以居住或工作於東西兩岸或正在過着橋的伊斯坦堡市民，時常也得目睹近代國際博弈下活生生體現的例子。土耳其是由美國所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重要成員國，而北約不言而喻的戰略意圖就是防止俄羅斯（起初是蘇聯）勢力向着歐洲方面擴大，甚至從俄羅斯的角度來說，北約是要「圍堵」俄羅斯，遏制後者的正常健全國力的發展。然而，俄羅斯黑海艦隊的艦艇，每當要離開黑海到地中海以至世界其他海域巡弋時，卻也必須在伊斯坦堡市民的眾目睽睽之下航經劃分土耳其的這條海峽。這是土耳其的尷尬「宿命」，但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她的一個優勢。
世上其他被大自然賦予優異「咽喉」地理位置的國家，如中美洲的巴拿馬與北非的埃及（分別有開挖巴拿馬與蘇彝士運河），都曾經為歐美以殖民或其他手法所實質統治過，但土耳其又如何得以免於如此呢？我想這主要還是得歸功於土耳其人強悍的民族性，不但視死如歸地抵禦外敵入侵，甚至還對外擴張，自己就已成為名副其實的殖民者。土耳其人在約500年前打到奧地利維也納的城門口，其震撼度令到（如我之前曾述）近代的德語兒歌都還有關於土耳其人與咖啡的語句。而當代中東四分五裂的國度分據，以前大多也還是土耳其鄂圖曼帝國的領土。這種「打出來」的獨立自強個性，與我們亞洲的泰國通過「左右逢源」的細膩外交手法來維持不被東西方列強殖民，也還是得以相互輝映的。
而印尼的戰略位置也不遑多讓。印尼橫跨東南亞最南部的多個群島，令我時常意像化地想像成為東南亞地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地氣」，而她的確也是東南亞國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每當我們提起世上超過一半以上的輪船必經的馬六甲海峽，我們常想起在海峽東邊鄰近的馬來半島與新加坡，但大家別忘了，馬六甲海峽的西邊，可是印尼的蘇門答臘島，人口雖然也眾多，但長期以來其發展程度可是遠遠追不上人口密集、政治經濟齊集的爪哇島。所以當年又航海又重商的荷蘭人，除了在馬來半島的馬六甲與爪哇島的巴達維亞（即當下雅加達）設立根據地外，之後也從英國人手中換過了蘇島的明古連。而印尼就沒土耳其或泰國般得以免遭殖民主義的蹂躪，而是整個群島都遭受荷蘭逐步血腥地佔領與統治。
但在荷蘭人殖民以前，印尼雖然也出了幾個基於蘇島或爪哇島而統治了好一部分其他島嶼的帝國，彼等的文化造詣也頗為高深，然而是沒有聯繫當下我們所看到包含在印尼國土以內的所有島嶼的一個國族概念。換句話說，相比於英國人在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至今（據說）仍令人緬懷的殖民統治，荷蘭人的殖民統治因相對注重掠奪資源而忽視在地發展，頗為受人詬病。但也因為這段被殖民的幾百年共同歷程，大家同仇敵愾，才造就了近代印尼的國族概念，以至來自印尼各個角落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先賢，會共同努力要從荷蘭人手裏爭取獨立，然後共建一個嶄新的國家，而不是重回被殖民以前的各個小部落或小王國各自為政的現象。而且雖然印尼社會自古以來的宗教色彩就很濃厚（婆羅浮屠等世界文化遺產即為一例），但當年印尼還是如現代土耳其般選擇成為一個共和國，而且鼓勵自由信仰，不獨尊一教。即便是印尼的國語，其實也並不是最多人會講的爪哇語，而是蘇島的地方方言（與馬來語更為接近）。
所以無論是土耳其或印尼，其立國的理念與當年辛亥革命後所成立的中華民國也還是很相似的（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就曾提過這點），即成立世俗化的、現代的亞洲共和國，為國民帶來（無可否認地主要來自西方的）現代化的生活方式與經濟發展等。而土、印兩國的軍方，雖然也都多次被指控曾幹下令人髮指的暴行，而且都有積極干預民主政治的不光彩歷史，但也是該兩國在很長時期裏得以捍衛相對溫和、中庸世俗化的社會文化的中流砥柱。
然而，至少兩股「相輔相成」、看似難以阻擋的政經文化力量也的確在衝擊、腐蝕着土印兩國的傳統社會文化。一股是在世界經濟大衰退下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現象。社會上財富分配的高度不均，導致許多人的「中產階級夢」難以完成，這一點不知香港方面有無感受到一點迴響？在香港方面，貧富鴻溝難以跨越的鼓譟情緒，主要可能還是演變為一些政治上的訴求。但在土印兩國，經濟上的不如意，也造就了好一些人尋求宗教上的慰藉。這就與第二股近年來在穆斯林世界所興起的伊斯蘭復興主義——尤其是較為激進、極端的門派——「不謀而合」了。既然在世俗社會裏落後的一群難以得到長進，那麼彼等就尋求以暴力或強制的手段，來要把這種彼等認為極不純潔的世俗社會改造成一切都講究宗教修養與實踐的神權社會，當然也就引伸到神權的政權以至神權的國家。當這種理念從膜拜場所裏逐漸滲入到家庭、政府、政黨、軍隊等社會主要組成單位時，在土耳其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政府在失敗的政變後進行（讓人想起1965年印尼的）大清洗，而在印尼近來更藉着與宗教有關的法律把一位廣受愛戴的雅加達首長硬拉下馬來監禁，而總統竟然也不盡力捍衛。可見宗教的力量在這兩個傳統上的世俗化國家已經扎了多麼深厚的根！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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