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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1日為第五屆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監誓後發表30分鐘講話，最堪玩味的是提及「香港回到祖國的懷抱，洗刷了民族百年恥辱」。
這本來只是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香港由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變成英國的殖民地，是西方大國以強凌弱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後果。
不肯面對殖民歷史要付代價
問題是這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早已在不知不覺間變成「沒有人願意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自上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開始，到香港回歸祖國20年的今日，香港曾經被殖民155年的歷史，事實和後果，一直是那隻「房間裏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人人都看到問題所在，卻沒有人願意去碰。在中國領導人的口中，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完全淡化了侵略者對弱者施加的暴力和凌虐。
北京肯為侵略她的國家如此文過飾非，當然是為了讓「死要面子」的英國人可以有體面地撤退；但更重要的是想令香港人放心。絕口不提香港的殖民地歷史，等於暗示不會秋後算帳，在收回主權之後懲罰一直甘心做順民、以他們的殖民地主人為馬首是瞻的香港人，特別是北京必須倚賴他們管治香港的公務員隊伍。總之，一切以大局為重；而「大局」就是國家統一，以及中國共產黨從而樹立的威信。在這個大前提下，什麼都可以妥協甚至犧牲。
然而這是要付出代價的。回歸前後，在國際社會有關香港的討論出現了一種可稱之為道德悖論（moral paradox）的奇怪現象——加害者可以毫無悔意、大義凜然地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譴責受害者。
彭定康對帝國主義毫無反省
習近平在香港談民族百年恥辱的同一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北京有否出賣香港？〉（Did Beijing Betray Hong Kong?）的文章。在這篇刊於《紐約時報》國際版頭版的文章，彭定康說自己在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最後5年，以總督的身分「忍受了」（endured）一輪又一輪的痛苦談判，只是為了要保護香港的人權和民主發展。
可是，不管彭定康如何努力擺出「民主鬥士」的姿態，也無法掩飾他是大英帝國主義辯護士（apologist）的真正身分。他說香港是英國「以租約形式撿回來的」（picked up on lease），又將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形容為「介入」（interventions）。在香港脫離殖民統治20周年這個具象徵意義的日子，彭定康的文章對英國的帝國主義歷史全無反省，反而處處流露出得意洋洋的道德優越感。文章的開端和結尾都是同一條不需回答的反詰問題（rhetorical question）：「我們可以信任中國嗎（Can China be trusted）？」
侵略者對自己所犯的歷史罪行及其遺禍絕口不提，反將受害者妖魔化成加害者，是帝國主義者的慣技。香港的情况比較特殊。不正視香港的殖民地歷史和香港人的殖民地子民心態，成為管治香港的潛規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任何去殖民化的嘗試都注定失敗，甚至適得其反，成為再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一種手段。特區政府企圖引入國民教育科的「滑鐵盧」就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人在英國的「調教」下取得重大的社會進步和經濟成就，但155年的殖民統治同時令他們產生了「異化」。一味強調前者而假裝後者從未發生，是會導致嚴重後果的選擇性記憶，有哲學家稱之為「道德健忘症」（moral amnesia）。在一個患有「道德健忘症」的社會，成員學會將自己的集體罪疚感（collective guilt）轉化為一種脫離現實的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他們喜談制度之惡，卻總是不願意為自己的抉擇和行為負責。
回歸後，香港人彷彿摔破了他們的「道德指南針」，在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文明行為的基本準則上無法取得共識。這是社會道德結構不穩的迹象，跟香港人不肯孆ㄔ峟措鴷L們的殖民地歷史會全無關係嗎？
專欄作家
[林沛理]
這本來只是指出一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香港由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變成英國的殖民地，是西方大國以強凌弱和帝國主義侵略的政治後果。
不肯面對殖民歷史要付代價
問題是這個「眾所周知、無法否認的事實」早已在不知不覺間變成「沒有人願意面對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自上世紀80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開始，到香港回歸祖國20年的今日，香港曾經被殖民155年的歷史，事實和後果，一直是那隻「房間裏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人人都看到問題所在，卻沒有人願意去碰。在中國領導人的口中，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完全淡化了侵略者對弱者施加的暴力和凌虐。
北京肯為侵略她的國家如此文過飾非，當然是為了讓「死要面子」的英國人可以有體面地撤退；但更重要的是想令香港人放心。絕口不提香港的殖民地歷史，等於暗示不會秋後算帳，在收回主權之後懲罰一直甘心做順民、以他們的殖民地主人為馬首是瞻的香港人，特別是北京必須倚賴他們管治香港的公務員隊伍。總之，一切以大局為重；而「大局」就是國家統一，以及中國共產黨從而樹立的威信。在這個大前提下，什麼都可以妥協甚至犧牲。
然而這是要付出代價的。回歸前後，在國際社會有關香港的討論出現了一種可稱之為道德悖論（moral paradox）的奇怪現象——加害者可以毫無悔意、大義凜然地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譴責受害者。
彭定康對帝國主義毫無反省
習近平在香港談民族百年恥辱的同一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題為〈北京有否出賣香港？〉（Did Beijing Betray Hong Kong?）的文章。在這篇刊於《紐約時報》國際版頭版的文章，彭定康說自己在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最後5年，以總督的身分「忍受了」（endured）一輪又一輪的痛苦談判，只是為了要保護香港的人權和民主發展。
可是，不管彭定康如何努力擺出「民主鬥士」的姿態，也無法掩飾他是大英帝國主義辯護士（apologist）的真正身分。他說香港是英國「以租約形式撿回來的」（picked up on lease），又將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形容為「介入」（interventions）。在香港脫離殖民統治20周年這個具象徵意義的日子，彭定康的文章對英國的帝國主義歷史全無反省，反而處處流露出得意洋洋的道德優越感。文章的開端和結尾都是同一條不需回答的反詰問題（rhetorical question）：「我們可以信任中國嗎（Can China be trusted）？」
侵略者對自己所犯的歷史罪行及其遺禍絕口不提，反將受害者妖魔化成加害者，是帝國主義者的慣技。香港的情况比較特殊。不正視香港的殖民地歷史和香港人的殖民地子民心態，成為管治香港的潛規則。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任何去殖民化的嘗試都注定失敗，甚至適得其反，成為再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一種手段。特區政府企圖引入國民教育科的「滑鐵盧」就是最好的例子。
香港人在英國的「調教」下取得重大的社會進步和經濟成就，但155年的殖民統治同時令他們產生了「異化」。一味強調前者而假裝後者從未發生，是會導致嚴重後果的選擇性記憶，有哲學家稱之為「道德健忘症」（moral amnesia）。在一個患有「道德健忘症」的社會，成員學會將自己的集體罪疚感（collective guilt）轉化為一種脫離現實的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他們喜談制度之惡，卻總是不願意為自己的抉擇和行為負責。
回歸後，香港人彷彿摔破了他們的「道德指南針」，在開放社會的核心價值和文明行為的基本準則上無法取得共識。這是社會道德結構不穩的迹象，跟香港人不肯孆ㄔ峟措鴷L們的殖民地歷史會全無關係嗎？
專欄作家
[林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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