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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國家主席習近平於香港主權移交20年訪港3天，行程緊密、頻頻曝光、發表講話，主席夫人亦「落區」親民，探訪老人。在習主席訪港的3天，他和周邊人物的言行舉止幾乎進佔全香港媒體，使香港市民雖然沒有跟他親身接觸，但也感覺到他到臨香江，並成為城中熱話。
事先安排 務求搶盡社會注意力
習主席訪港，可說是一宗「媒體事件」（media event）。「媒體事件」是指事先安排策劃的人為事件，務求搶盡社會的曝光率和注意力，使人們不得不注視，藉以建構社會文化意義。由於媒體是現代社會爭取曝光率和注意力的重要平台，這類事件因而被稱為「媒體事件」。此外，「媒體事件」亦意味了大多數的民眾只能透過媒體去「參與」事件，因為事件本身涉及重大政治含義，難以讓民眾自由參與。
傳媒及文化學者戴揚（Daniel Dayan）和卡慈（Elihu Katz）在1992年出版的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媒體事件：直播歷史》）一書，奠基於媒體（主要是電視）於現代社會的影響力，提出「媒體事件」的3個社會形態。首先是競爭式事件（contest）。這類「媒體事件」是以既有的社會規範進行，往往亦有其程序。國家層面的大選，便是重要例子。人們當然可以投票親身參與大選，但主要候選人之間的爭議、穿州過省的造勢，以至是緊貼候選人及政黨的最新形勢，則無可避免地要依靠媒體的資訊。選舉，是預先知道的事件，也有既定的社會規範和程序。「競爭式媒體事件」的文化意義，往往亦受制於選舉文化及既有政治光譜，諸如得票率、得票比例、「首投族」、民意轉向、政治後果等。
不過有一些「媒體事件」，則是充滿了領袖魅力，以及其所代表的劃時代意義。國際名人透過其知名度，把公眾注意力導向社會議題，便是一例。有些時候，競爭式事件也可能轉化為充滿領袖魅力的征服事件（conquest）。2008年奧巴馬當選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便具有劃時代的文化意義，成為美國種族平等史上的重要一章。媒體直播當選、就職演說等「歷史時刻」，讓民眾即使無法親赴華盛頓，也彷彿「親身」見證。
而第三種「媒體事件」，是締造傳統和社會儀式的加冕事件（coronation）。這類「媒體事件」往往眾所周知，而且年年行禮如儀。英國國會年度開幕大典（State Opening of Parliament），便是建立英國王室權威、維持上議院及貴族尊嚴的「媒體事件」。大部分英國人沒有機會在大典中踏進西敏寺，不過媒體會直播整個過程，讓民眾透過直播感受到儀式的莊嚴，以至是大英的王者風範。加冕事件就是要透過重複的儀式，塑造和強化社會文化意義，並透過媒體直播影響整個社會。
「習訪港」文化意義出現變調
在香港，7月1日原本是平平無奇的日子，反倒是有香港人記得這一天是加拿大國慶。自從1997年起，7月1日便是回歸紀念日，每年亦有官方紀念活動，並安排媒體直播，藉以強化7月1日作為賀回歸的日子。不過，自從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7月1日便成為了香港的「民主示威紀念日」。傳媒的焦點全都在7月1日的示威人數、主題，以及會否有人於示威後衝擊警方防線。原本打算透過加冕事件（諸如行禮如儀的升旗禮、祝酒、回歸紀念日致辭等）強化為社會儀式的回歸紀念日，一來未必能盡搶香港傳媒的注意力，二來亦面對民間七一大遊行「搶客」，多年來事倍功半。若非偶有國家領導人親臨，回歸紀念日早便被七一遊行冲淡，又或成為香港人心中一個「有假放」的輕鬆日子。
不過，習近平在今年回歸廿周年前夕高調訪港，搶盡媒體曝光率，而且屢次發表講話，能否再次讓公眾意識到7月1日是回歸紀念日？我個人的初步觀察，是這次精心策劃的「媒體事件」，至少讓香港民眾意識到回歸廿周年的時刻；但其文化意義，則出現一些計劃之外的變調。其一，相較於習主席的講話內容，社交媒體的反應似乎更多談及封路及大量警察出現是如何為市民的生活帶來不便：灣仔彷彿戒嚴、寸步難行等聲音不斷浮現。其二，有香港記者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如今病危向習主席大聲發問，亦成了民間「亮點」。
「媒體事件」社會效果難以掌握
「媒體事件」既能「載舟」又能「覆舟」。在成功搶佔媒體曝光率、吸引社會注意力之後，能否帶出信息又是另一回事。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北京搶盡全球視線，但有國際名人則藉此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解決蘇丹種族衝突問題，又或把西藏問題翻出來。習主席訪港之旅，既帶出了中央政府希望對香港說的話，但又讓其他的示威訴求，藉着這次「媒體事件」爭取曝光機會：有示威者在金紫荊上示威，便是一例。
「媒體事件」的社會效果難以掌握，七一大遊行亦行禮如儀般，每年提醒香港人這是民主示威的年度日子。7月1日作為回歸紀念日，看來仍局限於官方的紀念活動，難以作為香港社會的文化認同。
■稿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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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陳智傑]
事先安排 務求搶盡社會注意力
習主席訪港，可說是一宗「媒體事件」（media event）。「媒體事件」是指事先安排策劃的人為事件，務求搶盡社會的曝光率和注意力，使人們不得不注視，藉以建構社會文化意義。由於媒體是現代社會爭取曝光率和注意力的重要平台，這類事件因而被稱為「媒體事件」。此外，「媒體事件」亦意味了大多數的民眾只能透過媒體去「參與」事件，因為事件本身涉及重大政治含義，難以讓民眾自由參與。
傳媒及文化學者戴揚（Daniel Dayan）和卡慈（Elihu Katz）在1992年出版的Media Events: The Live Broadcasting of History（《媒體事件：直播歷史》）一書，奠基於媒體（主要是電視）於現代社會的影響力，提出「媒體事件」的3個社會形態。首先是競爭式事件（contest）。這類「媒體事件」是以既有的社會規範進行，往往亦有其程序。國家層面的大選，便是重要例子。人們當然可以投票親身參與大選，但主要候選人之間的爭議、穿州過省的造勢，以至是緊貼候選人及政黨的最新形勢，則無可避免地要依靠媒體的資訊。選舉，是預先知道的事件，也有既定的社會規範和程序。「競爭式媒體事件」的文化意義，往往亦受制於選舉文化及既有政治光譜，諸如得票率、得票比例、「首投族」、民意轉向、政治後果等。
不過有一些「媒體事件」，則是充滿了領袖魅力，以及其所代表的劃時代意義。國際名人透過其知名度，把公眾注意力導向社會議題，便是一例。有些時候，競爭式事件也可能轉化為充滿領袖魅力的征服事件（conquest）。2008年奧巴馬當選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便具有劃時代的文化意義，成為美國種族平等史上的重要一章。媒體直播當選、就職演說等「歷史時刻」，讓民眾即使無法親赴華盛頓，也彷彿「親身」見證。
而第三種「媒體事件」，是締造傳統和社會儀式的加冕事件（coronation）。這類「媒體事件」往往眾所周知，而且年年行禮如儀。英國國會年度開幕大典（State Opening of Parliament），便是建立英國王室權威、維持上議院及貴族尊嚴的「媒體事件」。大部分英國人沒有機會在大典中踏進西敏寺，不過媒體會直播整個過程，讓民眾透過直播感受到儀式的莊嚴，以至是大英的王者風範。加冕事件就是要透過重複的儀式，塑造和強化社會文化意義，並透過媒體直播影響整個社會。
「習訪港」文化意義出現變調
在香港，7月1日原本是平平無奇的日子，反倒是有香港人記得這一天是加拿大國慶。自從1997年起，7月1日便是回歸紀念日，每年亦有官方紀念活動，並安排媒體直播，藉以強化7月1日作為賀回歸的日子。不過，自從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7月1日便成為了香港的「民主示威紀念日」。傳媒的焦點全都在7月1日的示威人數、主題，以及會否有人於示威後衝擊警方防線。原本打算透過加冕事件（諸如行禮如儀的升旗禮、祝酒、回歸紀念日致辭等）強化為社會儀式的回歸紀念日，一來未必能盡搶香港傳媒的注意力，二來亦面對民間七一大遊行「搶客」，多年來事倍功半。若非偶有國家領導人親臨，回歸紀念日早便被七一遊行冲淡，又或成為香港人心中一個「有假放」的輕鬆日子。
不過，習近平在今年回歸廿周年前夕高調訪港，搶盡媒體曝光率，而且屢次發表講話，能否再次讓公眾意識到7月1日是回歸紀念日？我個人的初步觀察，是這次精心策劃的「媒體事件」，至少讓香港民眾意識到回歸廿周年的時刻；但其文化意義，則出現一些計劃之外的變調。其一，相較於習主席的講話內容，社交媒體的反應似乎更多談及封路及大量警察出現是如何為市民的生活帶來不便：灣仔彷彿戒嚴、寸步難行等聲音不斷浮現。其二，有香港記者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如今病危向習主席大聲發問，亦成了民間「亮點」。
「媒體事件」社會效果難以掌握
「媒體事件」既能「載舟」又能「覆舟」。在成功搶佔媒體曝光率、吸引社會注意力之後，能否帶出信息又是另一回事。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北京搶盡全球視線，但有國際名人則藉此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解決蘇丹種族衝突問題，又或把西藏問題翻出來。習主席訪港之旅，既帶出了中央政府希望對香港說的話，但又讓其他的示威訴求，藉着這次「媒體事件」爭取曝光機會：有示威者在金紫荊上示威，便是一例。
「媒體事件」的社會效果難以掌握，七一大遊行亦行禮如儀般，每年提醒香港人這是民主示威的年度日子。7月1日作為回歸紀念日，看來仍局限於官方的紀念活動，難以作為香港社會的文化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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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論壇版文章以2300字為限。讀者來函請電郵至forum@mingpao.com，傳真﹕2898 3783。
2.本報編輯基於篇幅所限，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主要論點及立場為原則﹔如不欲文章被刪節，請註明。
3.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可用筆名發表），請勿一稿兩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除附回郵資者外，本報將不予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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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陳智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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