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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常言道「民以食為天」，我們今日見到樓下看更仍會以「食咗飯未啊？」打招呼，亦會為大陸版《深夜食堂》的荒腔走板而搖頭嘆息，可見這說法從未過時。食物議題同時是中港矛盾的一大焦點：一方面港人對大陸食物安全的信心早已崩潰；另一方面不單止中共時常強調港人應該對供港食物感恩，大陸民間也瀰漫着認為港人不知足的厭惡。適逢主權移交20年，就一同梳理這個對每個人都切身又陌生的食物議題。
香港食物來源正在巨變
根據政府數據，香港有九成食物要靠進口，最大來源地是中國大陸，以蔬菜、豬肉、牛肉及淡水魚類等鮮活副食品尤甚。稻米及海鮮類以東南亞為主，冷藏肉類就大多來自巴西及中國，生果類就來自美國及世界各地。當然這些比例會隨時局變動，例如今年春天爆發的巴西「黑心肉」事件，必然減低該國進口比例。雄霸香港食米供應半世紀的泰國，早幾年也因天氣不穩及出口政策變動而幾乎被越南超越，但大米總進口量就因港人日漸多食菜肉麥麵，而沒有隨人口增加。
最有趣的莫過於是活雞。香港目前的活雞自給率竟佔95.1%，大陸進口只佔少數嗎？大家要看清楚是「活」雞，港人自從爆發禽流感就紛紛轉吃來自大陸的冰鮮雞，同時近年的禽流感大部分在大陸爆發，中港一直爭論檢測標準而幾乎暫停供港，香港活雞就獨霸市場。筆者曾建議政府乘機停止輸入大陸活雞，並復發禽畜養殖牌照，讓冰鮮雞及活雞分流杜絕交叉感染，可惜一直未有回應。簡而言之，食物政策絕非單純的市場供求，同時受到天災人禍、政治、衛生標準及飲食文化等因素左右。
供港食物是會斷鏈的
香港這片福地，又真的遇過糧食不足的日子嗎？二戰過後，香港不少食物都由本地生產，在原居民生產為主的稻米漸被泰國進口取代之後，農地漸被南來難民承租去種植專長的蔬菜。在港英政府透過設立生產合作社、蔬菜統營、技術支援研發及連同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即嘉道理農場的前身）改善農村基建下，新界的蔬菜產量能在人口已過300萬的1960年代滿足香港近半的需求。與此同時，中共也在1962年設立「三趟快車」，從武漢、上海及鄭州將鮮活冷凍食品經鐵路供港，開闊了廣東省以外的大陸鮮活食品來源，各種供港食品就由五豐行代理。這狀態一直穩定到1967年。
50年前的今天，香港社會正值左派暴動的水深火熱之中，相信大家對滿街「土製菠蘿」都猶有餘悸。當時除了暴力事件之外，還有一幕鮮被提及的「4日大罷市」。1967年6月29日的《大公報》頭版寫明，各界鬥委會呼籲工商界加入聯合大罷市，並表明「所有引起的一切不便，唯港英是問」。左派商販就算供港食物抵港，都任其腐壞而不賣，令食物價格一時飛漲，民怨四起。類似事件在半年前於隔岸發生：1967年1月廣東省政府禁止向澳葡輸出糧食及食水，成功逼令澳葡政府驅逐國民黨等，其後澳門被喻為「半個解放區」。
完全沒有大陸供港食物的4日間，新界農地也風起雲湧。當時有左派背景的合作社加入罷市不賣菜，幸好集合大多數菜農的菜聯社堅持供應新鮮菜，由新界運菜出九龍途中更有警察押送。同時港英政府有為白米這主糧作兩個月的儲備，令市民不致捱餓。1967年7月2日，左派宣稱大罷市「勝利結束」，但左派商販復市時不少都埋怨抗爭不成，反而大減市場佔有率。港英政府其後也在漁農處年報等刊物，表明本土農業對食物供應穩定的重要。但在急速城市化及香港前途明朗化之下，香港農業始終在1980年代大陸開放供港食物市場後式微。
大陸供港蔬菜在九七前後也經歷重大轉變。隨着取消供港配額，香港蔬菜的淨進口量由1990年的260,390噸，急升逾倍至2000年的597,550噸。在本地生產持續下跌之際，蔬菜自給率也相應由30.1%跌至6.6%，2015年更只剩1.8%。除了蔬菜，特區政府也在2002年將大米的儲備降至15天。總之香港專注搞金融地產賺大錢，就自然能向愈來愈遠的地方買食物，完全符合經濟分工的論述。
香港已不再英屬，冷戰也早已結束，重提「六七大罷市」是希望港人居安思危。隨着人民多食肉、農地被城市化及污染，中國的食物自給率已跌至九成。2008年的華中大雪災令交通癱瘓，多處城市食品價格暴漲，時任總理溫家寶強調「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要各大城市確保食物自給率。近10年隨着市民消費力大增及人民幣升值，不少供港菜場都將菜先賣給有價有市又省運輸經銷成本的鄰近城市。現實一點說，半條彌敦道都為人民幣服務時，香港人憑什麼認為自己吃的食物應該比大陸人好呢？
六七及九七對食物政策的啟示
為何近來有大型連鎖店賣「8蚊3斤」的菜心，零售價能夠比同期蔬菜統營處的批發價平一半？有多一重抽驗的蔬菜統營處批銷量由1997年的51%跌至去年只剩14.2%，究竟20年來蔬菜是如何由農夫交到我們手上？驗菜的標準誰定？香港有超過4000公頃荒廢農地又能種多少？食物由生產、運輸、銷售、加工及廚餘等種種問題，都要透過了解香港的食物系統（food system）去解答。
我們習慣了問「點解咁貴？」，也許現在更要問「點解咁平？」，認清食物系統中種種隱藏的成本，為每日放進口的東西爭取多點主導權。
參考資料：
（1）陳煜禮（2007）〈香港農業合作運動研究——以蔬菜產銷合作社為例（1945-1997）〉，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
（2）張家偉（2012）《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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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本土研究社成員
[劉海龍]
香港食物來源正在巨變
根據政府數據，香港有九成食物要靠進口，最大來源地是中國大陸，以蔬菜、豬肉、牛肉及淡水魚類等鮮活副食品尤甚。稻米及海鮮類以東南亞為主，冷藏肉類就大多來自巴西及中國，生果類就來自美國及世界各地。當然這些比例會隨時局變動，例如今年春天爆發的巴西「黑心肉」事件，必然減低該國進口比例。雄霸香港食米供應半世紀的泰國，早幾年也因天氣不穩及出口政策變動而幾乎被越南超越，但大米總進口量就因港人日漸多食菜肉麥麵，而沒有隨人口增加。
最有趣的莫過於是活雞。香港目前的活雞自給率竟佔95.1%，大陸進口只佔少數嗎？大家要看清楚是「活」雞，港人自從爆發禽流感就紛紛轉吃來自大陸的冰鮮雞，同時近年的禽流感大部分在大陸爆發，中港一直爭論檢測標準而幾乎暫停供港，香港活雞就獨霸市場。筆者曾建議政府乘機停止輸入大陸活雞，並復發禽畜養殖牌照，讓冰鮮雞及活雞分流杜絕交叉感染，可惜一直未有回應。簡而言之，食物政策絕非單純的市場供求，同時受到天災人禍、政治、衛生標準及飲食文化等因素左右。
供港食物是會斷鏈的
香港這片福地，又真的遇過糧食不足的日子嗎？二戰過後，香港不少食物都由本地生產，在原居民生產為主的稻米漸被泰國進口取代之後，農地漸被南來難民承租去種植專長的蔬菜。在港英政府透過設立生產合作社、蔬菜統營、技術支援研發及連同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即嘉道理農場的前身）改善農村基建下，新界的蔬菜產量能在人口已過300萬的1960年代滿足香港近半的需求。與此同時，中共也在1962年設立「三趟快車」，從武漢、上海及鄭州將鮮活冷凍食品經鐵路供港，開闊了廣東省以外的大陸鮮活食品來源，各種供港食品就由五豐行代理。這狀態一直穩定到1967年。
50年前的今天，香港社會正值左派暴動的水深火熱之中，相信大家對滿街「土製菠蘿」都猶有餘悸。當時除了暴力事件之外，還有一幕鮮被提及的「4日大罷市」。1967年6月29日的《大公報》頭版寫明，各界鬥委會呼籲工商界加入聯合大罷市，並表明「所有引起的一切不便，唯港英是問」。左派商販就算供港食物抵港，都任其腐壞而不賣，令食物價格一時飛漲，民怨四起。類似事件在半年前於隔岸發生：1967年1月廣東省政府禁止向澳葡輸出糧食及食水，成功逼令澳葡政府驅逐國民黨等，其後澳門被喻為「半個解放區」。
完全沒有大陸供港食物的4日間，新界農地也風起雲湧。當時有左派背景的合作社加入罷市不賣菜，幸好集合大多數菜農的菜聯社堅持供應新鮮菜，由新界運菜出九龍途中更有警察押送。同時港英政府有為白米這主糧作兩個月的儲備，令市民不致捱餓。1967年7月2日，左派宣稱大罷市「勝利結束」，但左派商販復市時不少都埋怨抗爭不成，反而大減市場佔有率。港英政府其後也在漁農處年報等刊物，表明本土農業對食物供應穩定的重要。但在急速城市化及香港前途明朗化之下，香港農業始終在1980年代大陸開放供港食物市場後式微。
大陸供港蔬菜在九七前後也經歷重大轉變。隨着取消供港配額，香港蔬菜的淨進口量由1990年的260,390噸，急升逾倍至2000年的597,550噸。在本地生產持續下跌之際，蔬菜自給率也相應由30.1%跌至6.6%，2015年更只剩1.8%。除了蔬菜，特區政府也在2002年將大米的儲備降至15天。總之香港專注搞金融地產賺大錢，就自然能向愈來愈遠的地方買食物，完全符合經濟分工的論述。
香港已不再英屬，冷戰也早已結束，重提「六七大罷市」是希望港人居安思危。隨着人民多食肉、農地被城市化及污染，中國的食物自給率已跌至九成。2008年的華中大雪災令交通癱瘓，多處城市食品價格暴漲，時任總理溫家寶強調「菜籃子市長負責制」，要各大城市確保食物自給率。近10年隨着市民消費力大增及人民幣升值，不少供港菜場都將菜先賣給有價有市又省運輸經銷成本的鄰近城市。現實一點說，半條彌敦道都為人民幣服務時，香港人憑什麼認為自己吃的食物應該比大陸人好呢？
六七及九七對食物政策的啟示
為何近來有大型連鎖店賣「8蚊3斤」的菜心，零售價能夠比同期蔬菜統營處的批發價平一半？有多一重抽驗的蔬菜統營處批銷量由1997年的51%跌至去年只剩14.2%，究竟20年來蔬菜是如何由農夫交到我們手上？驗菜的標準誰定？香港有超過4000公頃荒廢農地又能種多少？食物由生產、運輸、銷售、加工及廚餘等種種問題，都要透過了解香港的食物系統（food system）去解答。
我們習慣了問「點解咁貴？」，也許現在更要問「點解咁平？」，認清食物系統中種種隱藏的成本，為每日放進口的東西爭取多點主導權。
參考資料：
（1）陳煜禮（2007）〈香港農業合作運動研究——以蔬菜產銷合作社為例（1945-1997）〉，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課程哲學博士論文
（2）張家偉（2012）《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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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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