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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文章】後知後覺的高等教育界還如夢初醒，抄足英國的「研究評審工作2020」（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2020）已暗藏殺機殺到埋身。八大院校用盡渾身解數，務求在這評審中摘到最多數量的「四星」，只因每間大學摘星的多寡直接影響他們從教資會獲得的整體補助金（block grant）的分配。2017/18年度的整體補助金為180多億元，將由八大2014年評審摘星的多寡來瓜分。5月教資會已提出了「研究評審工作2020」的框架，這個評審的主要目的是向公眾問責，因每年接近200億元的補助金是納稅人的公帑。
研究評審毁教學質素和研究持續性
可惜的是，這個由研究評審工作小組副召集人華雲生（現任研究資助局主席）參與領導的評審，不但沒有令八大向公眾問責，反之嚴重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2020」的框架沒有對此作出反省並汲取英國專家的意見；至於這個評審如何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原因如下：
第一，研究成果（research output）是這個評審佔重最多的準則之一。學者發表「四星研究」的多寡決定該名學者是否一名「四星研究員」，這準則看上去並無太大不妥；詭異之處是教資會不止評審本地大學所做的研究，還會評審該名學者來港之前的所有符合6年以內世界各地的研究。以2020年評審來說，只要是2013年10月之後，不論是否在香港做的研究都會被列入評審之內，該名學者只需要2018年10月統計日前就職即可。
這裏荒謬之處在於和香港完全無關的研究，竟被列入目的是監察公帑是否用得其所的評審之內。這導致每一所大學傾盡財力從海外購買其他大學的「四星研究」來充數，而大部分聘請回來的學者都是年輕學者，職級為助理教授。在歐美，聘請年輕學者的首要考慮是該名學者的潛質，是否能提供優質教學和能獨當一面做持續的研究（independent sustainable research）。可惜的是，這個「抄啲唔抄啲」的「半桶水」研究評審令每所大學聘請年輕學者的準則只餘下他們在海外大學完成的研究是否「四星」。
大學的「買人遊戲」
悲哀的是，這些年輕學者就算拿到像施捨一樣、10多年來還是原地踏步的經費也很難做出「四星研究」，加上6年之期到後他們在外國大學帶回來的「四星研究」也過期了，這刻他們對大學管理層來說僅是一件過了期的貨品。貨如輪轉，他們不被續約，取代換走他們的是比他們年輕六載剛從海外回來的學者。換句話來說，好聽就是國際化，說穿了這個「買人遊戲」帶來惡性循環，本應經驗多了能力高了教學好了的年輕學者給6年前的另一個自己打敗，無得留低。
有院校為了增持「四星研究教員」，進行名為「一帶一『賂』」行動。行動需要「四星研究員」把用公帑做出來的「四星研究」轉戶給非「四星研究教員」成為共同作者，基於「合作」研究成果並無任何合作基礎，「四星研究員」將獲得某種形式的撥款資助作為「共享研究成果」的回報，與共享經濟有異工同曲之妙，彷彿道德已再無存在價值。
再者，為了增加資源進行「摘星行動」，有院校已大刀闊斧不續約大量講師，只因講師本質上不需要做研究，對評審沒有貢獻——儘管他們是優質教學的重中之重；轉而用那些資源來聘請大量「四星助理教授」——因他們除了帶來「四星研究」也可用作教書，一石二鳥。當然他們的教學質量和經驗與講師是否可相提並論則是另一回事。
盼林鄭納諫 勿與高校為敵
從學券提案已能看出林鄭月娥異常關心大專生的福祉。以下為準校監林鄭提供解決目前高教困境的提議，希望她能採納諫言，勿與香港高校為敵，令八大不能再只顧研究而漠視教學質素。
如葉劉淑儀和曾俊華的特首競選政綱都指出大學宗旨應秉持教學與研究並重，並加配資源來鼓勵應用研究。要做到這兩點，首先要停止八大院校的「買人遊戲」，為這個惡性循環畫上休止符。既然這個評審是參考英國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英國政府已就英國研究評審進行檢討，並由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主席Lord Stern教授於2016年7月提交檢討報告（Stern Report）。報告第72段發現英國院校在統計日前作出大量投資來購買「四星研究學者」，賠上的是教職員大量去留，報告認為這些投資背後的目的是扭曲和短視。為了改變這種變態，報告第73段建議只有在該院校做的研究才可列入評審之列。因太重要，在此引述原文：「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output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y by the institution where the output was demonstrably generated.」簡單來說，只有在牛津大學做的研究才可被列入牛津提交的研究成果。
英國地大並擁有很多大學，所以要以此來杜絕不單海外還有院校之間的惡性「摘星行動」；放眼香港，只有8間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可規管只有香港做的研究才可被列入評審之列。這可即時杜絕海外「摘星行動」並已達到向公帑問責之效，當然採取與英國一樣的規管更佳。這帶來的正面影響有二：第一，買回來的海外「四星」已成廢紙，大學只有重返正軌投資自家「四星研究」才可在這評審名列前茅，大大增加香港研究的持續性；第二，在不用再盲目地聘請「四星研究學者」的前提下，大學可重回大學之根本將優質教學列為聘請準則之一，大大提高大學教學的質素，院校間不再出現擁有「四星研究」但不諳英語的學者，間接提升了香港大學生的質素和英語水平。
筆者在此希望在這高教生死存亡的時刻，八大教員能團結一致向林鄭政府表示教資會應聽取和採納英國專家檢討報告的意見，保衛大學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高教選委聯同各大工會將發起簽名和意見收集並約見林鄭反映高教意願，告訴新政府八大校長不會亦不敢說的訴求。筆者撰寫這篇文章是冒着以後不再獲取研資局的研究經費之險。雖然文中多番提及保衛香港研究，但並不代表筆者支持任何港獨自決分離的意識形態。
作者是高等教育界選委、浸會大學民選校董暨諮議會成員、高等教育誠信關注組召集人
[王凱峰]
研究評審毁教學質素和研究持續性
可惜的是，這個由研究評審工作小組副召集人華雲生（現任研究資助局主席）參與領導的評審，不但沒有令八大向公眾問責，反之嚴重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2020」的框架沒有對此作出反省並汲取英國專家的意見；至於這個評審如何摧毁本地大學的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原因如下：
第一，研究成果（research output）是這個評審佔重最多的準則之一。學者發表「四星研究」的多寡決定該名學者是否一名「四星研究員」，這準則看上去並無太大不妥；詭異之處是教資會不止評審本地大學所做的研究，還會評審該名學者來港之前的所有符合6年以內世界各地的研究。以2020年評審來說，只要是2013年10月之後，不論是否在香港做的研究都會被列入評審之內，該名學者只需要2018年10月統計日前就職即可。
這裏荒謬之處在於和香港完全無關的研究，竟被列入目的是監察公帑是否用得其所的評審之內。這導致每一所大學傾盡財力從海外購買其他大學的「四星研究」來充數，而大部分聘請回來的學者都是年輕學者，職級為助理教授。在歐美，聘請年輕學者的首要考慮是該名學者的潛質，是否能提供優質教學和能獨當一面做持續的研究（independent sustainable research）。可惜的是，這個「抄啲唔抄啲」的「半桶水」研究評審令每所大學聘請年輕學者的準則只餘下他們在海外大學完成的研究是否「四星」。
大學的「買人遊戲」
悲哀的是，這些年輕學者就算拿到像施捨一樣、10多年來還是原地踏步的經費也很難做出「四星研究」，加上6年之期到後他們在外國大學帶回來的「四星研究」也過期了，這刻他們對大學管理層來說僅是一件過了期的貨品。貨如輪轉，他們不被續約，取代換走他們的是比他們年輕六載剛從海外回來的學者。換句話來說，好聽就是國際化，說穿了這個「買人遊戲」帶來惡性循環，本應經驗多了能力高了教學好了的年輕學者給6年前的另一個自己打敗，無得留低。
有院校為了增持「四星研究教員」，進行名為「一帶一『賂』」行動。行動需要「四星研究員」把用公帑做出來的「四星研究」轉戶給非「四星研究教員」成為共同作者，基於「合作」研究成果並無任何合作基礎，「四星研究員」將獲得某種形式的撥款資助作為「共享研究成果」的回報，與共享經濟有異工同曲之妙，彷彿道德已再無存在價值。
再者，為了增加資源進行「摘星行動」，有院校已大刀闊斧不續約大量講師，只因講師本質上不需要做研究，對評審沒有貢獻——儘管他們是優質教學的重中之重；轉而用那些資源來聘請大量「四星助理教授」——因他們除了帶來「四星研究」也可用作教書，一石二鳥。當然他們的教學質量和經驗與講師是否可相提並論則是另一回事。
盼林鄭納諫 勿與高校為敵
從學券提案已能看出林鄭月娥異常關心大專生的福祉。以下為準校監林鄭提供解決目前高教困境的提議，希望她能採納諫言，勿與香港高校為敵，令八大不能再只顧研究而漠視教學質素。
如葉劉淑儀和曾俊華的特首競選政綱都指出大學宗旨應秉持教學與研究並重，並加配資源來鼓勵應用研究。要做到這兩點，首先要停止八大院校的「買人遊戲」，為這個惡性循環畫上休止符。既然這個評審是參考英國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英國政府已就英國研究評審進行檢討，並由英國學術院（British Academy）主席Lord Stern教授於2016年7月提交檢討報告（Stern Report）。報告第72段發現英國院校在統計日前作出大量投資來購買「四星研究學者」，賠上的是教職員大量去留，報告認為這些投資背後的目的是扭曲和短視。為了改變這種變態，報告第73段建議只有在該院校做的研究才可列入評審之列。因太重要，在此引述原文：「We therefore recommend that outputs should be submitted only by the institution where the output was demonstrably generated.」簡單來說，只有在牛津大學做的研究才可被列入牛津提交的研究成果。
英國地大並擁有很多大學，所以要以此來杜絕不單海外還有院校之間的惡性「摘星行動」；放眼香港，只有8間由教資會資助的大學，可規管只有香港做的研究才可被列入評審之列。這可即時杜絕海外「摘星行動」並已達到向公帑問責之效，當然採取與英國一樣的規管更佳。這帶來的正面影響有二：第一，買回來的海外「四星」已成廢紙，大學只有重返正軌投資自家「四星研究」才可在這評審名列前茅，大大增加香港研究的持續性；第二，在不用再盲目地聘請「四星研究學者」的前提下，大學可重回大學之根本將優質教學列為聘請準則之一，大大提高大學教學的質素，院校間不再出現擁有「四星研究」但不諳英語的學者，間接提升了香港大學生的質素和英語水平。
筆者在此希望在這高教生死存亡的時刻，八大教員能團結一致向林鄭政府表示教資會應聽取和採納英國專家檢討報告的意見，保衛大學教學質素和香港研究的持續性。高教選委聯同各大工會將發起簽名和意見收集並約見林鄭反映高教意願，告訴新政府八大校長不會亦不敢說的訴求。筆者撰寫這篇文章是冒着以後不再獲取研資局的研究經費之險。雖然文中多番提及保衛香港研究，但並不代表筆者支持任何港獨自決分離的意識形態。
作者是高等教育界選委、浸會大學民選校董暨諮議會成員、高等教育誠信關注組召集人
[王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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