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類別
港聞
詳情#
【明報文章】上周談到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為約半世紀以來最為嚴重，也向即將就職的新執政團隊提出一些建議。但擴大來說，無論在世界何方，富有與貧窮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常是社會紛亂的其中一個主要源頭。這在印尼尤為如此。在1965年頗具爭議的政變過後，之前時常高調地大言不慚的印尼國父蘇卡諾大權旁落，頓時黯然失色，在過後幾年裏直到其過世，雖不能說是銷聲匿迹，但至少實質上是被幽禁在行宮裏鬱鬱而終。
蘇哈托蘇卡諾天淵之別
當時果斷擺平政變的新任軍事領袖蘇哈托的性格與蘇卡諾大相徑庭，十分低調卻又極為實際。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自傳裏曾描述過他第一次赴印尼拜訪新任強人蘇哈托時的情景。李光耀被引導到一處訪客等候室的沙發坐下，前面有一金魚缸。不久一名打扮輕便的長者走來在他身邊坐下。李光耀起初還以為此長者也是蘇哈托的客人，兩人便搭訕起來就對面的魚缸談起魚來。談了好一陣子，李光耀才豁然醒覺，原來這名和藹可親的長者竟就是蘇哈托！蘇哈托是個沉着的軍人出身，對於蘇卡諾的好大喜功但又沒有實質成果當然不以為然。尤其是之前好幾年勞民傷財地搞什麼「馬（來西亞）印對抗」（confrontation），一方面被派遣到馬來西亞「搞搞震」的印尼軍人（特別是之前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蘇哈托的部下）在英國、澳洲、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聯軍的圍剿下大多戰死的戰死、俘虜的俘虜；另一方面如此蓄意生事，當然也引起其他東南亞鄰國以至西方各發達國家的不安與不滿，無形中造成印尼在外交上的孤立，進而影響到經濟上的交往與發展。所以，蘇哈托上台後幾乎立時就把「乞人憎」、「阻手阻腳」的「馬印對抗」結束，立時迎來本區域以至全世界的一片掌聲。
一名軍人出身的領袖選擇不以對外的軍事對抗（即便只是繼承如是的對抗）來作為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或凝聚國民對其支持的基礎，這一點也還是很了不起，也是充滿遠見。蘇哈托政權在政變發生後的幾個月以至幾年裏是有發動軍警追繳印尼共產黨的餘孽以至左傾分子等，殺人如麻不在話下，而對於演變成又一波排華也沒有大力阻止，這一切的確頗惹人非議，其中的各種殘酷的真相直到當下也還沒有完全得以揭露、平反。印尼軍方勢力的大行其道，直到當下不久前也還是不容忽視。
但蘇哈托與在大約同時期在世界各地的西方前殖民地紛紛滿胸勳章粉墨登場的軍事強人也還是大不相同。他沒有如彼等或其前任蘇卡諾般沉迷在社會主義得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美夢裏，更沒有以與西方針鋒相對而沾沾自喜。反之，出身中下層的蘇哈托深諳社會經濟的不濟是阻擾印尼真正有自信地躋身世界先進行列的基本原因。所以蘇哈托上台不久即重用了一批所謂的「柏克萊黑手黨」（Berkeley Mafia）來輔助他治國。
這批曾經在印尼叱吒一時的「黑手黨」，所指的當然不是真正的黑社會大哥，而是在印尼建國初年時因學業優異而獲得獎學金赴美國留學深造的學者。他們大多到加州大學（也是我的母校）柏克萊分校修讀經濟學（故有以上的「黑社會」暱稱），回國後被分配到經濟策劃部門當技術官僚，但在蘇卡諾的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掛帥的大環境下大多未能真正一展所長，只能唯唯諾諾地過日子。蘇哈托上台初年，經濟領域可謂百廢待興，急需這方面專才來起草各項經濟政策。而蘇哈托不但不嫌棄這些前朝專才「遺臣」，反而大方又大力重用彼等，委以經濟、財政、工商等重要部門的部長、副部長、中央銀行行長等職位，而且放手讓他們設法把在蘇卡諾手中一窮二白的經濟搞活。
而時機也的確是很重要。一方面美國從上世紀60年代（較為崇尚左派自由主義的）民主黨當政多年起，隨着勞工權益保障以至經商成本的提高，許多商家急欲尋找在海外較為廉宜的生產基地。而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百廢待興也在短短20年左右再次崛起成為工業大國，也開始尋求海外的生產基地。另一方面，東南亞沿海各國大多皆為剛獨立的新國家，急需經濟發展，對於尤其是來自美國與日本（也有來自歐洲）的外資，可說是極為歡迎。而由印尼「柏克萊黑手黨」所推出的「新秩序」（New Order）經濟政策，其最重要的支柱即一改以前蘇卡諾時代的嚴重保護主義，大力開放印尼經濟歡迎外資湧入、設廠等。况且，「放任」排華歸排華，蘇哈托政權也還是很現實，知道華裔商家對印尼經濟發展的重要是不可忽視。所以好一批華裔大商家在蘇哈托的統治下也得以在經濟領域裏大展拳腳。印尼的整體經濟在蘇哈托相對踏實的治理下，也的確翻了好幾番。
印尼協調者角色鄰國激賞
蘇哈托治國的踏實，也表現在印尼外交政策上。印尼無論在面積或人口上毫無疑問是東南亞的第一大國。因此一方面印尼政府的各種即便是略為牽涉到對外關係的舉措，如放鬆或收緊其國人赴外國工作（指的當然是當家務助理、地盤工友等相對在本港或其他一些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本地居民大多不太肯從事的行業，而非高薪專才）的數量等，都會引起周邊國家疑慮，深恐印尼會懷有運用其相對強大的國力想當本區域「大哥」的野心。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由10個東南亞國家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框架下，東南亞各國卻又有點矛盾地希望印尼這第一大國得以稍微更積極地「領導」本區域，凝聚各國共識來向世界發出更為一致（也就更為響亮）的聲音。也許是要平衡上述兩項即互為對立但又息息相關的「期望」吧，蘇哈托與蘇卡諾有天淵之別，在外交方面也還是很量力而為的，在東盟成立後大方地當東道主，讓東盟的總部設在雅加達。但在東盟整體外交政策上，印尼從未對其強加自己的主意，而是扮演至多一個積極凝聚各國共識的協調者角色。而這的確也是印尼令周邊國家頗為舒適也頗為激賞的中庸角色。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蘇哈托蘇卡諾天淵之別
當時果斷擺平政變的新任軍事領袖蘇哈托的性格與蘇卡諾大相徑庭，十分低調卻又極為實際。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自傳裏曾描述過他第一次赴印尼拜訪新任強人蘇哈托時的情景。李光耀被引導到一處訪客等候室的沙發坐下，前面有一金魚缸。不久一名打扮輕便的長者走來在他身邊坐下。李光耀起初還以為此長者也是蘇哈托的客人，兩人便搭訕起來就對面的魚缸談起魚來。談了好一陣子，李光耀才豁然醒覺，原來這名和藹可親的長者竟就是蘇哈托！蘇哈托是個沉着的軍人出身，對於蘇卡諾的好大喜功但又沒有實質成果當然不以為然。尤其是之前好幾年勞民傷財地搞什麼「馬（來西亞）印對抗」（confrontation），一方面被派遣到馬來西亞「搞搞震」的印尼軍人（特別是之前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蘇哈托的部下）在英國、澳洲、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聯軍的圍剿下大多戰死的戰死、俘虜的俘虜；另一方面如此蓄意生事，當然也引起其他東南亞鄰國以至西方各發達國家的不安與不滿，無形中造成印尼在外交上的孤立，進而影響到經濟上的交往與發展。所以，蘇哈托上台後幾乎立時就把「乞人憎」、「阻手阻腳」的「馬印對抗」結束，立時迎來本區域以至全世界的一片掌聲。
一名軍人出身的領袖選擇不以對外的軍事對抗（即便只是繼承如是的對抗）來作為鞏固其政權的合法性或凝聚國民對其支持的基礎，這一點也還是很了不起，也是充滿遠見。蘇哈托政權在政變發生後的幾個月以至幾年裏是有發動軍警追繳印尼共產黨的餘孽以至左傾分子等，殺人如麻不在話下，而對於演變成又一波排華也沒有大力阻止，這一切的確頗惹人非議，其中的各種殘酷的真相直到當下也還沒有完全得以揭露、平反。印尼軍方勢力的大行其道，直到當下不久前也還是不容忽視。
但蘇哈托與在大約同時期在世界各地的西方前殖民地紛紛滿胸勳章粉墨登場的軍事強人也還是大不相同。他沒有如彼等或其前任蘇卡諾般沉迷在社會主義得以解決一切問題的美夢裏，更沒有以與西方針鋒相對而沾沾自喜。反之，出身中下層的蘇哈托深諳社會經濟的不濟是阻擾印尼真正有自信地躋身世界先進行列的基本原因。所以蘇哈托上台不久即重用了一批所謂的「柏克萊黑手黨」（Berkeley Mafia）來輔助他治國。
這批曾經在印尼叱吒一時的「黑手黨」，所指的當然不是真正的黑社會大哥，而是在印尼建國初年時因學業優異而獲得獎學金赴美國留學深造的學者。他們大多到加州大學（也是我的母校）柏克萊分校修讀經濟學（故有以上的「黑社會」暱稱），回國後被分配到經濟策劃部門當技術官僚，但在蘇卡諾的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掛帥的大環境下大多未能真正一展所長，只能唯唯諾諾地過日子。蘇哈托上台初年，經濟領域可謂百廢待興，急需這方面專才來起草各項經濟政策。而蘇哈托不但不嫌棄這些前朝專才「遺臣」，反而大方又大力重用彼等，委以經濟、財政、工商等重要部門的部長、副部長、中央銀行行長等職位，而且放手讓他們設法把在蘇卡諾手中一窮二白的經濟搞活。
而時機也的確是很重要。一方面美國從上世紀60年代（較為崇尚左派自由主義的）民主黨當政多年起，隨着勞工權益保障以至經商成本的提高，許多商家急欲尋找在海外較為廉宜的生產基地。而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百廢待興也在短短20年左右再次崛起成為工業大國，也開始尋求海外的生產基地。另一方面，東南亞沿海各國大多皆為剛獨立的新國家，急需經濟發展，對於尤其是來自美國與日本（也有來自歐洲）的外資，可說是極為歡迎。而由印尼「柏克萊黑手黨」所推出的「新秩序」（New Order）經濟政策，其最重要的支柱即一改以前蘇卡諾時代的嚴重保護主義，大力開放印尼經濟歡迎外資湧入、設廠等。况且，「放任」排華歸排華，蘇哈托政權也還是很現實，知道華裔商家對印尼經濟發展的重要是不可忽視。所以好一批華裔大商家在蘇哈托的統治下也得以在經濟領域裏大展拳腳。印尼的整體經濟在蘇哈托相對踏實的治理下，也的確翻了好幾番。
印尼協調者角色鄰國激賞
蘇哈托治國的踏實，也表現在印尼外交政策上。印尼無論在面積或人口上毫無疑問是東南亞的第一大國。因此一方面印尼政府的各種即便是略為牽涉到對外關係的舉措，如放鬆或收緊其國人赴外國工作（指的當然是當家務助理、地盤工友等相對在本港或其他一些如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的本地居民大多不太肯從事的行業，而非高薪專才）的數量等，都會引起周邊國家疑慮，深恐印尼會懷有運用其相對強大的國力想當本區域「大哥」的野心。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由10個東南亞國家所組成的）東南亞國家聯盟（東盟）框架下，東南亞各國卻又有點矛盾地希望印尼這第一大國得以稍微更積極地「領導」本區域，凝聚各國共識來向世界發出更為一致（也就更為響亮）的聲音。也許是要平衡上述兩項即互為對立但又息息相關的「期望」吧，蘇哈托與蘇卡諾有天淵之別，在外交方面也還是很量力而為的，在東盟成立後大方地當東道主，讓東盟的總部設在雅加達。但在東盟整體外交政策上，印尼從未對其強加自己的主意，而是扮演至多一個積極凝聚各國共識的協調者角色。而這的確也是印尼令周邊國家頗為舒適也頗為激賞的中庸角色。
馬來西亞首相前政治秘書
[胡逸山]
回應 (0)
